王淑贤说，他这只虫子当初其实是没有想到过会“蝶化”的。他与我的交谈是从他少年的“虫”的时代开始的。由于篇幅限制，我的写作就免去了常规访谈的问答方式。下面是王淑贤的自述：

　　我生长在河北沧州农村，属马，今年48岁。四年级时，轰轰烈烈的“文革”开始了。我当时啥都不懂就当了“造反司令”，与人们一起批斗老师和校长，从此也就不再上学了。由于人小，生产队里也不让挣工分；没事做，就去做小买卖。第一次是用一块钱买了20斤大葱，赚了4毛钱，以后生意越做越大，开始往东北长途贩运猪、羊、粮食和油料等，最后居然做起了在当时严厉禁止的有色金属贩卖。1973年，我20出头，已经是当地“万字号”的人物了。那时，做买卖是被严厉禁止的。公社书记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围追堵截我的民兵分队。我就曾经被抓到过，他们用细钢丝吊块砖，套在我的脖子上，稍不如意就再加一块，那个痛！

　　我是中国针织裤衩的创始人。1978年，农村改革开始，我被其他公社请去搞农村副业，将军工针织企业的边角废料拣来做进一步加工。那些废料只够做裤衩。过去中国人都是穿的布裤衩，当地人认为我们的针织裤衩男人穿了兜不住，我就拿到北京去摆摊，也交给卖大碗茶的老太太代销，5毛钱一条，老太太代卖一条能得到1毛钱的回扣。80年代初，我看到当地军工厂生产的针织服装有许多不合格品，出口不行，国营百货站又不收购，计划经济时代，这些产品就成了处理不出去的“垃圾”，我连布票都不需要就将它们收购过来，拿到北京去销售，也不收布票。

　　当时，国营企业生产的产品都一个式样，永远没变化，他们生产的裤子裤裆非常肥大，女孩子穿了裤裆下堆了一大堆，很难看。我们就将收购过来的大裆裤改成紧身裤，很受欢迎。1985年前后，我们每年销往北京的裤子至少200万条，每三个北京人就有一人买我们的产品。那时北京国营针织厂的厂长一见到我就抓住我的衣领，要跟我打架，因为我抢了他们的生意。

　　1986年，我被承德县下板城邀请去在当地办工厂，戴的“红帽”，现在帝贤B的国家股东的股份，就是我送他们的。十来个人、七八条枪，说是20万注册资本，其实最多只有5万。举目无亲，干什么呢？我看到当时国营企业不愿做外贸单，因为怕担责任，如果外商索赔就可能会丢官帽，而且那时的外贸单量小批多，需要加班加点，国营企业苦不起。所以，我就去找北京外贸联系，他们挺乐，一拍即合！我那时就提出“以最好的质量、最优的信誉、最低的成本、最佳的服务参与国际竞争”的口号。

　　我很快就取得了成功。当年我的厂实现销售收入300多万元、净利润54万元。到2000年我的公司上市前，我累计实现净利润2.14亿元，平均每年增长45%；我每年为国家的创汇可以买回一架波音飞机。

　　我将赚到的每一分钱都投入到扩建厂房的工作里。我得了一种病，一种爱建厂房的怪病：厂房年年月月建、设备月月年年买、工人日日天天进，我的公司三个月就会变一个样。尤其是去年发行后，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我又新造了3个上市前的帝贤。有些上市公司的募集资金两年都未见效益，而我们从募集资金到位后的第三个月就已经开始发挥效益，估计我创造了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速度和见效速度之最！你去年到承德时，走路就能参观完帝贤的厂房；现在必须要乘汽车才行！如果你现在到了帝贤，会看到我们的工厂的设备有在安装的、在调试的、在生产的，有半个县城都变成了我们的工厂，当地人都叫我“王半县”。

　　我创业的体会？首先我觉得我曾经就是一条虫子。每天都在爬向坟墓。那个年代每天都斗私批修，每天都重复一个动作，每天都听到一个声音、每天都是一个作息时间……我还被民兵围追读截，有时半年不敢回家，跑到东北的深山老林里躲着不敢出来。“春江水暖鸭先知”。我体会最深，时代每天都在变。十年前我只能见村长，想见县长都不容易；十年前，我见了日本人要抬头仰视、点头哈腰；十年前，我的活动空间不过百来公里；十年前，我们吃军工企业的边角废料……十年后，我能自由出入世界各地，日本人再见到我时要向我点头哈腰，以前供应我们边角废料的有些军工企业变成了我们的车间。我最自豪的还是为咱中国人争了光，征服了日本人和他们的市场——每三个日本人就有一人购买帝贤公司的产品！这也是国家改革开放的结果，时代是越变越好了！

　　我的公司为何叫“帝贤”？先给你讲个故事。日本人不止一次对我说，王淑贤，你就是中国的皇帝。他们说，他们在其他中国企业看到的是工人不听厂长的话，他们不怕厂长；只有你王淑贤的工人听你的话，为你加班加点地干。1995年组建集团公司时，我就将我的公司改名为“帝贤”——皇帝王淑贤——我要做中国纺织业的皇帝，还要做世界纺织业的皇帝！

　　“老弟”，王淑贤反问记者道：“你说，我当初这条‘毛毛虫’怎么就想得到会变成一只美丽的‘蝴蝶’了呢？”(李映宏[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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