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九集团赵新先：斯人寂寞中

　　本报记者 符定伟深圳报道

　　5月16日下午，国资委书记李毅中宣布了赵新先去职的消息，并高度赞扬了赵为三九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台下掌声长时间响起中，没有人知道赵在想些什么。可以肯定的是，赵与深圳笔架 山下的一切将再也没有任何关系——打上了浓厚个人烙印的三九集团没有给赵留下一丁点股份。

　　“这在政界是个敏感问题，在经济界是认为有必要解决的问题，对我来说是无所谓的问题。”1998年12月28日，赵新先仿佛已看到了今天的一幕。

　　这个问题便是资本股份化。尽管赵可以宣称：“我是共产党员，给不给股份都会积极干。”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三九至今为止的历史过程，也是赵个人与体制的恩怨记录。

　　舞台依然在，斯人正远去。

　　非正常出生

　　出生于沈阳的赵新先身上充满了北方汉子的特性。在三九集团，对赵新先的普遍评价是：正直、勤勉、清廉。

　　一名三九集团的员工如此描述他的老板：一条再普通不过的白色休闲裤，一件伴随他许久的红色夹克衫，8个月都舍不得换的三接头皮鞋，最爱吃的是萝卜丝和煎鱼。

　　赵新先目前还和一般的管理层一样，住在三九的宿舍楼里，两名子女无一在三九集团或关联公司工作。今年初一名与赵出差到大连的三九高层说，赵的姐姐在大连下岗了，去看她时，没有答应帮她安排工作。

　　不仅如此，赵还下了一个文件到他的老家营口分公司，要求公司不得录用他的亲戚，更要求他的亲属不得到那里工作。

　　“作为朋友，他厚道。”一名与赵有过很多交往的人说。正是这样的人进入了企业，而且是部队的企业。

　　脱胎于军队企业的三九集团，在可以讲述自己的发家史后，如此描述道：借款500万，由赵新先带着几名年轻人和他主持或参与研制的“三九胃泰”、“正天丸”、“壮骨关节丸”，于深圳笔架山创办南方制药厂。

　　时间是1985年。赵当时的身份是第一军医大学南方医院药局主任。这一年开始，军队被允许进入民用领域从事商业活动。

　　1987年1月，工厂正式建成投产。据《财经》杂志的调查，500万元是广州第一军医大学出的，但在当时并没有明确是投资还是贷款，一年后，赵新先还了钱，同样也没有明确是还贷款，还是给了股东100%的回报——实际上，在那个时代也不可能明确。

　　1991年，解放军总后勤部从第一军医大学手中拿到了南方制药厂，代价是1亿元现金。这之后，南方制药厂的军队身份开始清晰起来。

　　1992年，经总后勤部党委决定、并报国家经贸委批准，三九集团成立，其核心的资产是南方制药厂，总后还将其在深圳的固定资产划给了三九。

　　赵从不讳言三九的军方背景。在三九集团的陈列室里，挂得最多的照片是各级军队领导的视察，而被保留并陈列出来的早期劳动工具也多是军队用品。

　　时任总后勤部部长赵南起视察三九时，握着赵新先的手说：“我把这些人交给你了，你可不能让他们挨饿。”

　　赵后来多次说自己没有辜负首长的期望。在军队的关怀下，三九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三九集团在赵的手上资产从500万元发展到200多亿，人员从不到10人扩展到2万多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部队转业干部和复员军人。

　　而且，军队还给了三九很多特殊的政策，比如与外资合作。1992年和1993年间，在国有企业还不能让外资控股的情况下，三九与泰国正大集团和美国花旗集团合资，组建深圳正大三九药业有限公司——三九药业的前身，外方控股61%。

　　这样的出身，使三九选择了一个特殊的管理机制。被冠以“三九机制”的内容，有1：18倍的收入差距、放权及法定代表人说了算。

　　一位当年负责推广“三九机制”的咨询专家说，三九机制可以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尤其是各分公司负责人因为集团的放权而可以自主决策，这对三九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三九机制的局限性开始显露出来：在一人说了算的情况下，赵新先个人被赋予很大的责任，而且在赵个人的魅力和权力下，三九集团上下形成了高度服从的企业文化。

　　更重要的是，这种机制在三九集团兼并了大量的企业后，其管理方式变成了挂靠的性质。“三九对下属企业的要求是：交钱、听话、不惹事。”一名三九集团的高层说，在市场形势发生变化后，赵新先没能很快改变这种机制。

　　半被动的多元化扩张

　　在深圳的大街上走，除了三九集团的各种药品广告外，冠以三九之名的还有很多：酒店、旅游、餐馆、贸易、地产、高尔夫等。

　　三九集团后来陷入困境，批评者指责最多的是，盲目扩张、走多元化道路。但是，这并非赵新先的本意，至少不是主动的选择。

　　1992年三九集团组建时，总后勤部就规定了其发展方向：跨行业、多功能、外向型。后来赵新先接受本报采访时曾说过，自己是搞药出身的，更愿意在药业发展，但这不可能。

　　但三九很多情况下身不由己。在接受了军队的一系列企业，如贸易公司、被服厂、宾馆酒店后，三九开始了被动式的多元扩张。

　　伴随着多元化过程的是三九的输血运动。一个广为引用的例子是，1994年，三九集团向总参下属的志化深圳分公司伸出援助之手，用4000万元填补该公司债务窟窿。但结果是，三九不但没能救活这家企业，还陷入了多重债务纠纷之中。

　　另一个被引用的案例是三九造汽车项目。当时三九战略指导委员会对项目进行了两次论证，都认为不可行。当时给三九作战略方案的学者钟朋荣说，三九在医药领域已有市场、品牌和网络，年销售额达100多亿元，利润率在10%以上。与其多头开花，不如把医药市场的占有率提高。

　　但项目还是上了。因为赵是军人。

　　这个项目造成的最大恶果是，因占用上市公司资金被证监会点名——汽车项目挪用了相当一部分的上市公司资金。

　　1999年，左冲右突的三九伤痕累累后，重新强调了医药主业，但为时已晚。尤其是1998年，军队企业脱离后，三九接手了上百家军队企业。“这中间几乎没有几家资产状况是好的。”三九的一名高层抱怨说。

　　在救助这些企业的过程中，除了三九集团的直接投资，三九集团更多的是采用信用担保的方式，为企业到银行贷款。

　　然而，钱到手后，很多企业搞了小动作，账面上看不到钱，而贷款期一到，银行便找三九算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三九的人员都在为各种诉讼疲于奔命。

　　三九集团的一名高层透露，目前银行的90多亿债务中，相当一部分是由此造成的，而三九集团自己的多元化扩张项目中，造成的银行债务约占10%。

　　更要命的是，三九集团的核心团队基本出身于药业或者与制药业有关，他们对其它领域很陌生，以外行人的方式去管理庞大的资产，错误在所难免。

　　钟朋荣总结说，三九集团在多元化过程中，如果是药业方面的，兼并收购的成功率在90%以上，而非药业的收购，成功率不到50%。因为在药业方面，三九可以给资金、给品牌、给销售网络、派总经理。而非药业领域，三九集团做不到。

　　被赵新先认为可以挽回副业败局的项目是——三九大龙健康城。该项目位于深圳东部马峦山风景旅游区，占地面积850万平方米，南接大小梅沙。这是一个集旅游、运动、休闲和居住为一体的“健康社区”。

　　“那块地的地价已涨了好多，如果当时银行不逼债，再给几个亿，把地全买下来开发，三九的副业将很快摆脱困境。”赵新先说。

　　悲喜资本运作

　　赵被江湖广为传诵的是资本操作之举，但也因此获累。

　　早在1992年，赵便开始了股权融资。当时，其出让了三九药业的61%股权，获利9000万美元。此后的几年时间里，赵新先频繁出手，一方面是三九受制于三九的产权，另一方面是三九扩张的速度。

　　与外资的合作，是为了进军香港H股市场，但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亚洲金融风暴使三九的海外上市计划受挫，三九转而瞄准国内A股市场。

　　这样，根据上市公司规定，三九把三九正大药业的股权买了回来，价格是12亿元，其中有7亿是建行的贷款。

　　1998年7月，三九借壳上市成为名动一时的资本事件。当年7月16日，三九花了1亿元，受让深圳市公司“宜春工程”的国家股，并更名为“三九生化”。

　　2000年，“三九医药”的上市，使三九拥有了旗舰上市公司，这之后的“三九发展”，其操作手法已是轻车熟路。

　　资本市场的成功，使三九暂时摆脱了资金的窘迫状况，但也助长了其大规模扩张的势头。这些钱，被投入到了无止境的非药业领域，并被悄然消化掉。

　　随着资本市场的完善，中小股东的利益诉求的声音此起彼伏，终于导致了被证监会点名的恶性事件。

　　“这不能全怪三九，因为以前股市上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很普遍。”三九集团的一名高层说，当时，大家认为，上市公司和集团的钱都是国家的，谁用都一样。

　　这次事件集中反映了三九集团管理理念没有与时俱进。三九的一名前员工说，市场环境发生了变化，游戏规则变了，但三九的手法还没变。

　　“一个人只能属于一个时代，赵新先的时代将过去。”这名员工说。

　　但一个时代的结束，并不必然是另一个时代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