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邵小萌

　　日前，莱英达股份有限公司与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最终达成协议，解除ST英达为ST中华承担的9.17亿元的贷款担保责任。作为条件，ST英达向华融分期支付1.1亿元人民币，并转让8800万ST中华法人股。此举不仅解救了两家ST公司，使他们具备了进一步重组的条件，更重要地是切断了深圳多家上市公司与ST中华的系列担保链条，化解了这些公司的担保风险。

　　与此同时，作为ST中华最大债权人的华融，将以第一大股东身份进入债务大大削减的ST中华，为华融对ST中华下一步的重组运作打下了基础。虽然目前这两家母子公司的重组前景都不明朗，但是两家公司按市场规律进行重组的思路，在当前以政府重组为主导的重组活动中无疑是值得提倡的。

　　早在1998年，ST中华严重资不抵债，作为第一大股东的ST英达业绩深受影响，两家公司双双被特别处理。风险还不仅这些，ST英达为ST中华贷款担保12多亿元，同时，ST英达还与6家深圳上市公司互保，金额近8亿元。ST中华的问题有可能引发一场上市公司互保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当时，以上海市为首的政府推动上市公司重组如火如荼，但深圳市却没有任何动向，业界对此的评价是：“深圳的市场化程度太高了，由政府出面大规模地对绩差上市公司进行资产置换几乎不可能”。ST中华市场化重组方式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首先是1999年ST中华成功重组了1.16亿美元的外债，这也是国内企业破天荒头一次。按照协议，17家境外金融机构同意免除了ST中华1.16亿美元外债的全部利息和大约80%的本金。这样一来，ST中华的一半债务得以解除。

　　被称做“剃头”削债的银行债务削减方式是银行对资不抵债企业通常使用的方法，但由于中资企业往往有深厚的政府背景，外资银行往往对此报有幻想。

　　据ST中华、ST英达参与谈判的人员介绍，始终遵循市场规律，让外资银行看到一个没有政府扶持的公司是谈判获得成功的根本。

　　其次是对境外B股的追回。在ST中华陷入困境期间，ST中华的第二大股东、香港大环宣布破产清盘。ST英达及时聘请国际会计师事物所对ST中华进行审计，以香港大环对ST中华应收款为依据，通过连带诉讼，冻结大环在境内的法人股，以法律手段追回了ST中华的境外B股，为ST中华的重组准备了资源。

　　其三是引入最大债权人与其共同参与公司运作。根据与华融的框架协议，华融将持有18.36%的ST中华股权，而ST英达仍是ST中华的第二大股东。ST中华重组自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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