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器官骗捐案：专家医生涉案，器官北上京津

原标题：安徽器官骗捐案：专家医生涉案，器官北上京津 来源：南方周末

▲ 接近怀远县看守所的人士透露，7名涉案人员目前均被关押于此。 （南方周末记者 李玉楼/图）

全文共6433字，阅读大约需要14分钟 

照正规流程，主治医生在通知器官获取组织办公室后就不再参与器官捐献流程，确保患者医治过程和器官捐献流程之间存在防火墙，以规避医疗伦理问题。

 目前的在押人员中确有一人名为王海良。这名与鼓楼医院相熟的安徽医生，或是此案横跨苏皖两省的关键。 

“我国的捐献体系倚重能做移植手术的大型医院，OPO办公室和移植外科是一体的，例如此案中的黄新立就身兼移植外科的医生和OPO办公室主任。” 

安徽蚌埠是中部高铁线上的枢纽。从这里北上，最快三个半小时可进京，南下一小时可抵合肥或南京。

2018年2月15日，农历除夕。凌晨5:00，蚌埠市怀远县人民医院（下称县医院）患者李萍的心跳停止，死亡记录显示，来自南京的医务人员获取了其肝脏和肾脏。

怀远县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尸检报告显示，李萍去世当天，器官出现在位于北京的解放军第302医院。九天后，天津市第一中心人民医院出具了李萍肾脏的病理检测报告，这意味着其肾脏曾出现在天津。

几份报告勾勒出一条跨越1000公里的器官转运线路，但这场转运并没有被正规的器官移植系统记录在案，而是一起医务人员深度参与的器官交易，至少7名涉案人员被捕，均被关押在怀远县看守所，其中至少一人为器官移植专家。

2019年4月28日，南京鼓楼医院发布了一则停诊公告，该院医生黄新立次日的排班因故临时停诊。接近鼓楼医院的人士透露，该院2018年1月以人才引进的方式从江苏省人民医院引入黄新立，黄在该院担任肝胆外科主任医师、器官获取组织办公室（下称“OPO办公室”）主任，直到2019年4月底被安徽警方带走。

“黄新立是移植外科领域的青年才俊，他出事的消息震动了整个移植圈。”南京医疗界一位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县级医院医生、医疗器械商、器官捐献联络员、江苏省医院专家、京津大医院，通过这样一个灰色链条，李萍的器官从蚌埠北上京津。

1 

“老实人”主治医生

县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副主任医师杨素勋是案中第一个被披露的涉案人员。

2018年2月11日，他接到了被斧头砍伤的52岁农妇李萍。当天一早，李萍一家四口被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大儿子持斧砍伤，随后被送入县医院。四人中，李萍和孙子伤势较重，需要手术和转院治疗。

李萍的丈夫石昌永介绍，亲戚们只凑到了十几万元，想着先救小孩。李萍病历中一份落款日期为2月11日的手术知情同意书上，丈夫签下了“不同意手术”。

次日，身为李萍主治医生的杨素勋，找到了主要负责操持伤者医治的石昌永侄子石子军。

“杨医生说，病人如果不转院或做手术的话是不可能救活了，让家里人商量一下是否愿意捐献器官，捐献的话会有一笔十来万的补偿金。”石子军如是向亲属转述杨素勋的话。

这个中部乡村家庭的大部分成员，像身边的熟人们一样，此前从未听说过器官捐献。蚌埠市红十字会的数据显示，怀远县过去三年没有器官捐献的案例。尽管亲属们都劝说补偿金能让一家人好过一些，但石昌永和女儿石子慧还是充满疑虑。

2月13日晚，亲属们又和石家父女长谈了一次。“他们说，凑钱的各家都不宽裕，捐献器官能领到一笔补助金，对大家都是好事，”石子慧回忆。

次日下午在重症监护室，父女俩再从杨素勋口中听到捐献器官的建议。

“杨医生说她治好也是植物人，”石昌永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杨当时用手碰了一下病人耳朵，病人的腿随即蹬了一下，杨说现在还有反应。

当天上午，另一位查房医生在李萍的病历上写下：“生理反射消失，病理反射未引出……双侧瞳孔散大，自主呼吸消失，考虑已出现脑死亡，呼吸衰竭。”

到了下午，杨素勋又分别找李萍家属谈话。“石子军在电话里和杨素勋还了价，说16万不行，给20万才捐。”石昌永回忆。

根据石子慧的说法，20:00，她和父亲在医生休息室签署了母亲遗体器官捐献协议，一同签署的还有放弃治疗同意书和死亡认定申请书，“我父亲还有些犹豫，签字时老是写错字，杨素勋说这个不能涂改，我就把笔拿过来帮他签了。”

按照正规流程，主治医生在通知OPO后就不再参与器官捐献流程，确保患者医治过程和器官捐献流程之间存在防火墙，以规避医疗伦理问题。但在这起案件中，与家属沟通和签署协议的过程均由主治医生杨素勋完成。

这是一名已在县医院工作了二十余年的医生，周围人对他的评价大多是“老实”“肯谦让”“话不多”。

在杨素勋老家的村庄里，他在乡邻中的口碑也与医院同事相似。

杨素勋的父母还住在这里，平日会靠拾荒补贴些家用，南方周末记者探访时，两位老人正在清理烟花箱中的废纸。杨父说，“去年底就听说儿子出事了，过年问他他也不说，现在公安把他抓起来那肯定就是犯错误了。”他透露，儿媳7月份回来过一趟，说把县城的房子卖了，赔给受害者。

2 

医疗器械商涉案

签字时石子慧就得知，获取器官的人员正在从南京赶来，但她丝毫未觉异样。

按照我国现行器官捐献制度，每个地区对应特定的OPO办公室，这些办公室通常设在具有移植手术资质的大型医院。

怀远对应的是位于合肥的安徽省立医院。当怀远有潜在捐献者时，其主治医生应向安徽省立医院OPO办公室汇报，由该办公室和怀远当地红十字会的器官捐献协调员执行后续流程。

前来摘取李萍器官的医生却来自南京。杨素勋在李萍的死亡记录上写道：3:55自动出院……平车送入江苏省人民医院（下称“省医院”）救护车中，停机械通气后于5:00心跳停止，宣布临床死亡，开始进行器官捐献。

然而，省医院工作人员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事发当天，该院救护车均没有去安徽的记录。

李萍去世当天是农历除夕，石昌永彻夜守候在重症监护室外。据他回忆，凌晨3:00左右，杨素勋出现在监护室门口，告诉他病人不行了，随后将病人推入一辆白色的“运遗体的车”，“没有顶灯和救护车的标识”。

通过交叉求证可以推测，石永昌看到的这辆白色的“运遗体的车”，或正是死亡记录上所写的“救护车”。

天还没亮，石子慧接到堂兄打来的电话，说母亲回来了。“医院门口停着一辆黑色灵车，母亲躺在车里。我随车一起往殡仪馆，亲眼看着母亲的遗体被放入冰棺。”石子慧回忆。

“获取器官通常只需半个多小时，且对手术条件要求不高，可以在救护车上完成。”一位移植外科医生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

李萍当天究竟被推上了一辆什么车？

8月23日，南方周末记者在怀远县殡仪馆看到了一辆白色金杯面包车改造的灵车。殡仪馆工作人员介绍，白色灵车由私人运营，殡仪馆的灵车均为黑色，病人在县医院去世后，通常由殡仪馆的黑色灵车运送。

另一条线索为，据新京报报道，此案涉案人员黄超阳拥有一辆救护车。

工商注册信息显示，黄超阳在安徽宿州经营一家医疗器械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和器具”。正是黄超阳，负责将器官捐献的20万补偿金汇到石子军账上。

接近怀远县看守所的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黄超阳目前被关押在该所。

3 

被吊销执照的北京OPO协调员

李萍之死涉及刑事案件，死后需要进行尸检，正是尸检报告说明了李萍器官的去向。

据李萍的小儿子石祥林介绍，当时进行尸检的法医发现尸体的肝脏和肾脏被摘除，感到很诧异，便去了解情况。“那边就送来了器官获取见证记录和两份病理报告”，但法医并未对石祥林透露其口中的“那边”是什么机构。

尸检报告载明了人体器官获取见证记录摘要，获取日期是李萍死亡当天，获取地点是位于北京的解放军第302医院。

一位从业五年的器官捐献协调员介绍，“见证记录由获取地红会的器官捐献协调员出具，是协调员见证捐献过程的证明。”隶属于红十字总会的中国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下称“器官管理中心”）早前向石祥林证实，302医院两名涉事协调员的执业资格已被吊销。

8月26日，南方周末记者从解放军第五医学中心（2018年11月由原第302医院和原第307医院合并组建）病理科了解到，早前有人拿着李萍的病理报告编号来院查询，但未能检索到相关报告。

新京报记者则在出具另一份病理报告的天津第一中心人民医院检索到了相关记录，收到日期显示为2018年2月15日，即李萍死亡当天，报告出具时间为2月24日。一位移植外科医生介绍，病理检测是为了收集一些科研数据，不影响器官移植手术，通常需要5个工作日才能出结果，此案中报告日期和收到日期能吻合。

移植手术对器官缺血时间有严格的要求，一位资深移植外科医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肝脏冷缺血时间不能超过12小时，肾脏不能超过24个小时，为了手术效果良好，最好能在8小时内完成移植。

怀远距离合肥机场和南京机场均需3小时以上车程，但从蚌埠南站乘京沪高铁北上，3-4个小时即可抵达北京。“高铁时刻更稳定，我们在器官转运中会优先选择高铁，铁路部门也会为OPO提供绿色过检通道。”上述器官协调员介绍。

石祥林死磕该案源于法医的一句无意闲聊。

石祥林当时也被哥哥砍伤，2018年3月出院后需要去找法医做伤情鉴定。根据石祥林的说法，法医当时问他说：“你母亲器官卖给县医院，县医院给家属多少钱？”石祥林被问得一愣，这才知道母亲的器官被摘除。

亲属确实有意向他隐瞒了此事，这为后面的案发埋下了伏笔。父亲和妹妹均表示，签字时石祥林还未清醒，后来怕他知道了不同意，也就没说。

4

南京专家与疑似关键人

石祥林首先找的是杨素勋。杨提供了器官捐献的材料，包括石父等人签字的协议和照片。还让石祥林联系南京的黄医生，黄医生让石祥林写个同意知情书和家庭困难说明，表示可以帮其申请一些补助。

事后证实，这位黄医生正是南京鼓楼医院（下称“鼓楼医院”）的黄新立。

江苏省人民医院和鼓楼医院分别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两院各有一名医生涉案，分别是省医院的陆森和鼓楼医院的黄新立。

实际上，二人本是省医院的同事，共同发表过多篇医学论文。黄新立于2018年1月被南京鼓楼医院引进，并于当年6月被任命为鼓楼医院OPO办公室主任。

“黄医生和陆医生在省医院工作时都是OPO的主力成员，会去全省各地获取器官，”接近省医院移植外科的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黄医生是南京移植领域最年轻的主任医师之一，是典型的工作狂，鼓楼医院为引进他开出了很好的条件。”

事实上，2018年底，卫生主管部门的调查已跨皖苏两省。江苏省卫健委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2018年底该委已对此案进行调查并作出行政处罚。省医院工作人员也表示，陆森2018年底已被行政处罚和停职。

但据接近鼓楼医院的人士透露，黄新立2019年4月被带走前一直都在正常工作。南方周末记者分别向江苏省卫健委和鼓楼医院询问黄新立此前是否收到行政处罚，截至发稿前未获答复。

在医务人员的参与下，游离于合法渠道外的遗体器官移植形成了一道严丝合缝的链条：

供体家属得到一笔补偿，出钱的受体获得珍贵的器官，手术能为操刀医生提供更多案例，中介者亦可抽取丰厚的佣金。从一例微观案例来看，如果供体确实处于脑死亡状态，这是一笔没有输家的交易。

然而，偶然得知此事的石祥林成为利益链未能覆盖的漏洞。

按照当时家人商量的结果，20万元补偿金已于捐献次日打入石祥林堂兄的账户。石祥林和堂兄就这笔补偿金产生了矛盾，堂兄坚称20万不足以覆盖石家四人住院的花费，石祥林则认为补偿金在付清医药费后还有结余，堂兄应归还。

愤怒的石祥林决心一查到底。他先是从蚌埠市红十字会获知，怀远县近三年都没有器官捐献案例，继而从器官管理中心得知，该案没有被录入正规的捐献系统，系医务人员违规操作。

此后，石祥林拿着器官管理中心出具的报告屡次进京上访，国家卫健委责成安徽省卫健委调查此案，杨素勋于是托人与石祥林言和。

面对媒体，石祥林并不讳言双方讨价还价的过程。“对方托中间人聊了几回，提出给我一笔钱，我也确实说过要80万，但我想着一方面可以要一笔补偿维持康复，另一方面也想通过让对方出钱把案子坐实。”

最终，杨素勋的妻子当面交给石祥林46万元现金，石祥林口头承诺不再举报。然而，安徽省卫健委调查组在石祥林收钱的当天下午就找他了解情况，他将案情和收钱私了的情况告知了调查人员。

安徽省卫健委发布的《2018年第四季度行政处罚情况》显示，杨素勋因违规转介潜在器官捐献人被吊销医师执业资格证书。情况还显示，王海良也因违规开展器官捐献和获取案被吊销了医师执业证书。

王海良的名字曾出现在黄新立2018年8月发布的一则美篇图文当中。

该图文介绍的是南京鼓楼医院移植外科医护人员参加中国器官移植大会的情况，其中有一张王海良参会的照片和一段担任器官捐献联络员的感言。

一名卫生行政部门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安徽省处罚的肯定是在安徽执业的医生，但不排除其在省外从事一些志愿性质的兼职。接近怀远县看守所的人士透露，目前的在押人员中确有一人名为王海良。

这名与鼓楼医院相熟的安徽医生，或是此案横跨苏皖两省的关键。

5

系统外器官移植难监管

石祥林对2018年底吊销杨素勋执业资格的处理结果并不满意，2019年4月，他打听到中央扫黑除恶专项督导组在蚌埠的驻地，前去反映此案。

数日后，杨素勋等六名医务人员因涉嫌侮辱尸体罪被捕。

移植圈的医生对“侮辱尸体罪”并不陌生：1998年，北京人民医院高伟峰医生在做一例角膜移植手术时，发现供体角膜已坏死，而受体如果不立刻接受移植会永久失明。情急之下，高伟峰去医院太平间，用随身携带的剪刀和镊子取出了一具新鲜尸体的眼球，而后因涉嫌侮辱尸体罪被拘。

该案引发全国医学界和法学界的大讨论，高伟峰最终被免予起诉，法学界认为应加快对器官移植立法，填补法律空白。

但李萍案与该案最大的区别在于，李萍案系医务人员组织策划的非法器官交易，侮辱尸体罪无法体现嫌疑人买卖人体器官的犯罪事实，但该行为也很难构成组织买卖人体器官罪。因为后者的构成要件中包含组织“他人”，而非遗体。

按照正规流程，潜在捐献者的主治医师应该向省红十字会和对应的OPO办公室汇报，OPO协调员与家属沟通捐献事宜，并将捐献器官的信息录入“中国人体器官移植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下称COTRS系统），由系统分配给最合适的受体。

OPO办公室根据供体和受体的情况安排器官获取和移植的医生，协调交通部门制定器官转运方案。红十字会的协调员会见证器官获取过程，并出具器官获取见证报告。

目前我国的器官捐献制度实行双盲政策，即供体和受体互相不知道对方是谁，唯一知道双方信息的OPO办公室需要尽保密义务。COTRS系统在全国所有具备器官移植资格的医院强制推行，旨在确保器官分配的透明和公平。

目前，该系统是移植医院获得合法遗体器官的唯一途径，来路不明的李萍的器官如何流入302医院和天津第一中心人民医院，是此案的待解之谜。

“这起器官捐献没有录入COTRS系统，用无效的捐献协议骗过捐献者家属，又出具虚假的见证记录蒙混法医。卫生部门对于系统外器官移植的确缺乏监管能力。”一位比较医疗制度研究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国的捐献体系倚重能做移植手术的大型医院，OPO办公室和移植外科是一体的，例如此案中的黄新立就身兼移植外科的医生和OPO办公室主任。这种设计便于内部协调，但容易在监督上出问题。”

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我国已累计完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2.1万例，每年捐献例数的增长均超过20%。

与此同时，器官捐献率仍处于较低水平，公民仍有较多疑虑。南方都市报近期一项关于我国器官捐献偏少原因的民调显示，近四成受访者选择了“担心器官无法得到妥善合理利用”，明显高于位列第二的“传统观念过强”这一选项。

多位器官捐献协调员坦言，在与逝者家属沟通时，最重要的就是要解决信任问题。“这种信任比较薄弱，我经常会被当作器官贩子，但近年来情况在慢慢变好。”一位协调员说。

禁止任何形式的器官交易是移植医学伦理的底线，如此方能保证这项医学事业的崇高性和合法性。

2016年热播的医疗纪录片《人间世》用一集《团圆》让很多人为蹒跚起步的中国器官捐献事业热泪盈眶。彼时，中国刚刚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供体来源，解说词里写道：“中国器官移植事业的真正希望，不在刑场，而在医院。”

（来源：南方周末 记者：李玉楼 胡琪琛）

（编辑：曾静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