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人变迁与广东十三行的崛起

原标题：中人变迁与广东十三行的崛起

乾隆36年（1771）十月十六日，钟琳士卖地的契约中，有“祖：钟朋远；胞叔：钟永琦、钟永瑃”的名字。

土地买卖契约中，都会写上“无勒逼”之类的话，表明在中人的担保下，交易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达成的。

乾隆56年（1791）九月，曾开棕出售产业的契约中，不但有父母，还有4个胞伯叔，4个堂兄弟做见证人。

《格伯簋》及其上的铭文。（资料图片）

1940年的一份土地契约中，大量出现基层管理人员的名字。

　　在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留存下来的契约文书中，无论是土地买卖契约、卖地定金契约、阴地送讨买卖契约，还是土地房屋实物租佃契约、钱财借贷借（收）据、宗族（家庭）分关继承文约等，都少不了一个重要的内容组成部分：社会见证人，俗称中间人、中人。

　　早在西周时就出现了用物品交换土地的铜器铭文。周恭王时的铜器《格伯簋》，记载了格伯以良马4匹换取倗生土地30田的事，其中写道：

　　“惟正月初吉癸巳，王在成周。格白（伯）受良马乘于（倗）生，厥贾（价）三十田，则析……华（厥）书史戈武立成，铸保（宝），用典格白（伯）田。其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

　　这段铭文中，出现了一个叫“戈武”的书史，他就是作为中人参与这个契约的订立和书写人（铸保）。戈武这个人，应该是目前有文字记载的古代契约中，最早出现的中人，也是中国古代契约传统“行契立中”的有力证据。

壹

信中人民间法制诚信的结果

　　周懿王5年（公元前895）的铜器铭文《五年卫鼎》中，记载了裘卫以田交换邦君厉的5田，铭文还记载了有关官员、证人参加，双方签订交换契约的事。这些官员、证人，也是中人。

　　西周以来，中人的称谓不断变换。秦汉时叫任者、任知者，魏晋南北朝时叫时见、时人、临坐，唐朝称保人、见人、知见人，宋元时叫见人、作中人、中间人，清朝叫中见人、引说、凭中人、同中人、居间，民国时叫中人、正中、偏中等。这么多称谓，用一个词语来概括，就是中人。

　　清朝学者王棠在《燕在阁知新录》讨论中人的本源时说：“今日文契交易必用中人，此字亦有所本。乐府《当墙欲高行》云：龙欲升天须浮云，人之仕进待中人。以为仕进不待中人，则事不成；交易不用中人，亦无取证也。”

　　照王棠的说法，中人在交易中起到引领人的作用，如果没有中人的活动，那么订立契约的行为会“事不成”；没有中人参与的契约关系，也是不稳固的，一旦产生纠纷就会陷入“无取证”的窘境。

　　这说明，人们在判断、解决契约纠纷时，只有一纸文书是不够的，至少得有中人在场，才能把事情说清楚。

　　官方断案说理，非常重视中人这一要素，如果用没有中人的契约文书来证明契约关系的存在，文书本身就很可疑。此类纠纷在明清判牍中较为常见，可见官方在协调解决契约纠纷时对中人的重视程度。

　　在中国历朝历代的法律中，其实并没规定签订契约时必须要有中人。那么，为什么民间在交易中又必须要有中人参与呢？

　　在古代的王朝统治中，县以下的宗法社会治理，更多的是乡约自治，也就是俗称的熟人社会、族权社会、宗法社会。

　　此前我们说过，一些大家族的族约中规定，犯了某条某款，就要被活埋或“浸猪笼”，简直就是族权大于王法。但对普通乡民来说，他们愿意遵守这样的族约，这是一种自愿选择的结果，当然，其中也包含着被逼迫而不得不遵守的成分。

　　从这个角度来说，在交易中必须要有中人参与，正是民间构建法制诚信的选择结果。中人制度有着解决争议的特点，中人在熟人社会中有公正、客观、中立的社会形象，能很好地利用其权威性和公正性，起到协调、化解民间纠纷的效果。

　　所以，信中人，得公允。

贰

靠面子契约的稳定性也越强

　　一般来说，做中人的人，首先要有相对的权威性。放在乡村熟人社会，那就是有面子的人，面子大，大家都服他。

　　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里，封建小农经济和自给自足思想盛行，形成了较为封闭的社会氛围，人们更习惯于依靠熟人解决问题。

　　民间最普遍发生的如借贷、租佃、土地、房产等交易，总是在社会中已有的人脉关系网中发生。这些关系靠人情面子来维系，面子观念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效力。

　　中人的面子越大，交易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中人的面子，对订约双方都具有某种约束力，因此其面子越大，契约的稳定性也越强。

　　其次，中人的人脉关系广，犹如媒婆一样，了解买卖双方的信息，从而牵线搭桥，促成交易的完成。

　　在信息闭塞的时代，不同村镇或不同地域的交易双方之间没有什么关系，存在信息不能互通，买卖交易无法进行的风险。这时，需要中人的人脉关系把双方的需求连接起来。

　　苏氏家族的苏国宽，本来是在成都东山一带发展，却在同治3年（1864）大手笔地用4500两银子在温江买到了谢家的120亩地，这得益于12个中人的人脉关系发挥的效能。

　　事实上，做中人的也有一个圈子，就像现在的中介公司，谁手里有资源，大家互相沟通，促进交易的成功。

　　再次，中人还得有“三寸不烂之舌”的说辞技巧。

　　有时，双方当事人有联系并也知道买卖信息，但碍于面子，羞于直接面对面地讨价还价。但是，出于交易的共同性，买方想物美价廉，卖方想价钱越高越好。这是难以调和的矛盾，谈不好，交易就会失败。

　　中人可以了解双方的利益诉求，从而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利益平衡点，促成交易成功。

　　最重要的一点，是中人把实力不相当的交易双方，从法律的角度建立起平等交易的关系，并在收取一定费用的基础上为交易做担保。

叁

看地位家族长辈适合做中人

　　分析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留存下来的契约文书中的中人身份，我们可以按其地位、作用分为3种情况：一是交易双方或其中一方的族人、熟人、亲友或邻居，二是里长、甲长、村长、保长之类的基层管理人员，三是专业性的中人，旧称中证或牙人，现称经纪人，即职业中介人。

　　在旧时农村宗族社会中，家族的力量是很强大的，尤其是见多识广的族长、长辈，“分莫逾而年莫加，年弥高而德弥邵”，故“合族尊敬而推崇之，有事则必察命焉”，具有较高的威望和权威性。在进行土地交易时，请他们来做中人，能达到双方或某一方的心理信任需求。

　　乾隆36年（1771）十月十六日，在钟琳士把水田卖给福圣祠新罗氏的契约中，在说合中证、邻证的名字后面，出现了“祖：钟朋远；胞叔：钟永琦、钟永瑃”的名字。

　　很显然，钟琳士把祖父和两个叔父一起请来做见证人了。他们都是钟琳士的长辈，在钟家具有一定的威望。对买方新罗氏来说，卖方请来的长辈，也同样在当地具有权威性，认可了他们来做见证人。

　　当然，钟琳士把祖父和叔父请来做见证，也是必需的环节。钟琳士出售的产业，严格意义上来说，是属于钟氏家族的，钟琳士在契约开头写上了“祖孙叔侄商议”这句话，表明这次交易得到了祖父和叔父的同意。

　　所以，在交易过程中，必须要祖父和叔父到场做见证，否则那句话就没有证据，也没有法律意义上的凭证。对买方来说，也要要求钟琳士把他的祖父和叔父请来并在契约上签字画押，以防日后出现争端。

　　其次，中人是一般的族众。一般族众是相对族长、房长而言，在族中没有特殊权威的人。

　　他们与立契人的关系，又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与立契人有较近的亲属关系，是立契人的兄弟、侄子、叔伯等。

　　近亲属做中人的最大好处，一是可凭借血缘亲情关系，确保中人对契约投入最大程度的关注和支持，另一方面可免去惯例中亲属优先购买权而带来的阻挠。

　　乾隆56年（1791）九月，曾开棕在把水田卖给苏美瞻的契约中，不但有父亲曾德阳、母亲曾冯氏，还有4个胞伯叔曾朝阳、曾明阳、曾荣阳、曾显阳，亲弟弟曾开榜，4个堂兄弟曾玉珑、曾开槐、曾开樽、曾开桂做见证人。

　　如此庞大的血缘亲人见证团，至少从侧面印证了这些族内亲人是自动放弃了亲属优先购买权的。他们或许是曾开棕主动请来的，也有可能是苏美瞻要求的。

　　如果是苏美瞻要求的，那说明曾氏家族在当地的势力较大，苏美瞻为防止今后出现纠纷，把他们请来做见证，不失为一种非常明智的选择。

　　另一种类型是，立契人和中人虽属于同族，但相互之间的关系较远，而这些人在族内有较高的威信，请来做中人是很适合的。

　　咸丰3年（1853）六月十一日，冯树亭、冯荫亭兄弟叔侄等，将田产卖给毛卫汀，契约中的见证人有房族一项，计有冯弥臣、冯锡康、冯衡山、冯丕堂、冯承思、冯廷桂、冯廷芳、冯玉书、冯万成9人。这9人，显然是冯氏兄弟所在的冯氏家族族人。

肆

避保长低调买地合理避税

　　旧时地方基层组织中的管理人员如保长、里长等，是没有品级的，不属于国家行政官僚体系，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官”，不入流。但在民间，他们却被认为具有“官”的身份和象征意义，是代表国家的官方人员。

　　尽管他们不属于官僚体系，但在官方文献中，对保长、里长等地方基层管理人员还是认可的。

　　《清高宗实录》中说：“身充甲保，即属官役。一切事件，地方悉惟该役是问。”意思是说，既然当了保长、甲长，就属于为官府服务的人，一切事情都要找他们。说明朝廷还是把他们当做官方的人，他们身上被赋予了较多的官方权力。

　　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留存的最早一件土地契约中，就出现了这些人的名字。

　　乾隆19年（1754）七月十八日，陈尧徵把田产卖给陈祖浩，双方签订的土地契约中，出现了“乡约：贾文运；里长：彭文思”的名字。说明在这桩交易中，买卖双方把基层管理人员邀请来做见证，以此增强交易的权威性。

　　不过，在此后的土地契约中，这些基层管理人员的名字就很少出现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不邀请这些基层管理人员的好处更多，比如可以不备礼钱，钱给少了要得罪他们，钱给多了又遭不住，所以干脆不请，少些麻烦。

　　更为重要的一点好处是，如果不想缴税，那就不能让他们知道。因为这些基层管理人员一旦参与了土地交易，就会掌握本地居民的实际财产状况，对今年工作中摊派公事和费用也有帮助。

　　比如，今后遇到上级的摊派，需要当地出一笔费用，那么，这些基层管理人员肯定不会挨家挨户去收取，一是麻烦，二是不一定能收得起来。这时，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让大户人家“出血”。某某家去年花了一两千银子买了地，那家人财力雄厚，摊派一点费用是没问题的。

　　如此一来，这户人家就“摊上事儿”了。不出钱是说不过去的，出钱又觉得太亏。而这一切的根源，在于买地的时候请了基层管理人员，让他们知道了自家的底细。苏氏家族低调买地的策略之一，就是只签订定金契约，这样可以避税。而且，与此为佐证的是，在苏氏家族所有的定金契约中，没有出现基层管理人员的任何名字。

伍

职业中人每桩交易都收取一定费用

　　但是，在龙泉驿区档案局（馆）留存的土地买卖契约又显示，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土地契约中开始大量出现基层管理人员的名字。最多的一件契约中，这些人员的名字占了出现在契约中的名字的一半。

　　这些基层管理人员大量介入民间土地自由买卖，看重的是能从交易中获取一笔公证费用，而这些费用是属于合法收入的，不存在任何贪污受贿问题。这样的好事，自然让基层管理人员趋之若鹜了。

　　这就是职业性中人，旧称中证或牙人。牙人，指旧时居于买卖人双方之间，从中撮合交易，以此获取佣金的人，又叫牙子、牙郎、牙侩。明朝学者陶宗仪在《辍耕录》中说：“今人谓驭侩为牙郎，本谓只互郎，谓主互市事也。唐人书互市作牙，压似牙字，因讹为压耳。”

　　宋朝时，京城行铺的牙人，都可申请登记充当市场交易的行人或牙人，但要交一定数量的金银作为保证金，这相当于是行业准入了。

　　到明清时期，随着商业经济进一步发展，牙人的数量大大增加。很多活跃在民间的牙人，以做中人为职业，每桩交易都要收取一定的费用。

　　从事牙人职业的人多了，就形成了专门的行业协会，被称为牙行。清朝著名的广东十三行，就是指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十三家牙行商人。

　　1949年后，新生政府不鼓励牙行和牙人的发展，随着规范的交易所的建立，多数牙行和牙人被取缔或自行消亡。

　　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留存的契约文书中，有一个叫赖懋一的中人，在契约中出现的次数最多。

　　龙泉驿区档案局（馆）档案编研负责人胡开全介绍说，赖懋一本是苏氏家族的一个佃农，由于善于为人处世，个人信誉度高，逐渐把中人作为了副业。他熟悉交易行业以及买卖双方的情况，在当时相当于是职业性的中人了。

　　赖懋一的名字，在土地契约中最早出现在嘉庆12年（1807），最晚是道光11年（1831），前后长达24年。他的名字一共出现在7件契约中。

　　由于龙泉驿区档案局（馆）留存下来的契约文书只是冰山一角，可以推测的是，赖懋一撮合成功的土地交易远远不止7桩，他从事的中人职业也不止24年。

　　封面新闻记者黄勇特别鸣谢：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