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 有哪些内涵

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 有哪些内涵
2019年06月26日 01:51 第一财经

  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 有哪些内涵

  赵红军

  [长三角一体化不仅意味着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而且更意味着基础设施之外的社会公共服务的互联互通。这种社会公共服务的互联互通,还意味着要高效率、低成本、绿色、宜居、智慧地联通;同时还要能保障居民包括企业在长三角地区相对自由的进入和退出、在市场上的相对自由竞争。]

  [在调研中,90%以上的被调查者对长三角一体化期待很高,75%以上的被调研者对过去这些年建设所取得的成效给予赞同、肯定与支持。]

  [有超过80%的被调查者表示完全支持或者比较支持长三角地区内实行市话收费。]

  2019年上半年,长三角地区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出现了过去多年所未见的加速趋势。其表现之一是安徽融入长三角呈加速态势;表现之二是长三角城市之间的协调与互动形势喜人。各种在城市层面、智库层面、企业层面的研究和创新平台加速形成;表现之三,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基本条件,诸如基础设施等基本上都已经具备。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长三角各城市到底将怎样有效推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我们试图从两个角度来解答:一是从经济学意义上来分析,“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到底意味着什么?二是从普通市民以及结合我们调研的角度来分析,到底什么样的维度应该被包含进高质量一体化的内涵当中?

  经济学意义上的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

  从经济学意义上来理解“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毫无疑问将必然涉及如下问题:(1)长三角一体化必然包含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是量变或者中低阶段的一体化,二是质变或者较高阶段的一体化。还有二者之间的阶段划分到底是怎样的?(2)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的确切内涵到底是什么?

  从改革开放以来40余年的历史演变视角来看,长三角一体化进程大体上经历了如下36年的“长跑”过程。

  具体表现是,1982年,“以上海为中心建立长三角经济圈”的观点提出,上海、苏州、无锡、常州、南通、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等9个城市被划为“上海经济区”。但让人感到遗憾的是,时隔6年后的1988年6月1日,刚刚成立不久的“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就在国家计委的机构改革中被取消了。

  1992年,“长三角城市群”概念横空出世,围绕着上海的江浙沪地区的16个城市逐步形成了长三角城市群的主体形态。到了2010年,国家发改委发布“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并将苏北的徐州、淮阴、连云港、宿迁、盐城和浙西南的金华、温州、丽水、衢州等25个城市纳入规划当中。2016年,长三角城市群发展规划发布,范围也扩充到安徽的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池州、宣城等,总共26个地级市。2018年1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支持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讲话,使得过去36年长三角一体化的“长跑”进入所谓的从量变到质变的阶段。

  那么,长三角一体化量变和质变阶段之间的分界线到底在哪里?我们认为,它应该以2018年11月5日为界线。因为在之前的阶段,长三角一体化虽然循环上升,但并未发生质变,主要体现为长三角规模的不断扩大、速度的不断提升方面。但在2018年11月5日之后,长三角规模的扩张基本上稳定下来了,但一体化发展的动力、方向已变为内涵式发展、高质量发展。

  结合十九大以来我国由高速增长阶段到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内涵,我们认为,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其一,原先注重速度和规模的扩张,今后,速度和规模并不是重点,重点则是如何高质量地一体化发展;其二,对企业来说,意味着长三角范围内营商环境包括注册、成立和开办企业待遇、政策的公平公正和无歧视;运营成本方面的低廉高效;企业进入和退出的相对自由与可竞争;企业营商环境的公平、透明与廉洁高效;长三角基础设施、社会公共服务的无缝对接等;其三,对长三角地区的居民来说,意味着他们就业、工作和学习等方面相对自由的区域内流动,跨区域交流、通勤、往来的较低成本、较高效率和社会公共服务、社会服务的无缝对接;其四,对政府来说,是在全国较早建立高效、透明、法治、服务型政府,在市场缺位时,为社会提供优质保障,在市场高效运行时,为良序、健康的市场经济保驾护航。

  调研层面的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

  为了更好地理解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国家战略的深厚内涵,也为了更加有针对性地提出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的政策建议,我们课题组在2018年1~7月展开了一场针对长三角三省一市有关市民对高质量一体化看法、评价、障碍与未来期待等方面内容的大型调研活动。此次调研主要覆盖55岁以下、学历为高中以上的受教育人群,调查覆盖公务员、国企、事业单位、民营、外资、个体、自由职业者和学生人群,调查覆盖面为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共发放问卷2000份,回收有效调查问卷1639份。结合2019年上半年对部分企业、被调研者的回访,我们认为,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的内涵相当丰富且意义深远:

  第一,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是长三角地区市民长期以来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调研中,90%以上的被调查者对长三角一体化期待很高,75%以上的被调研者对过去这些年建设所取得的成效给予赞同、肯定与支持。被调研者对医疗社保、文化教育一体化的呼声最高,占比分别达到56.74%和55.4%;与此同时,被调研者还分别提到科技创新一体化、社会服务一体化和环境治理一体化等方面。被调研者表示,未来长三角一体化建设的着重点不仅涉及一小时交通圈,而且还涉及两小时、三小时交通圈、不停车收费、公交卡异地使用、旅游景点联票、幸福生活城市圈、医疗、社会保险互联互通、汽车牌照异地办理、安居资源共享等方面。

  第二,尽管不同人群对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的认识存在差异,但正变得越来越理性,且越来越符合经济规律。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被调研者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长三角一体化的认识。比如,结过婚的人,比没有结过婚的人,更加意识到长三角一体化的重要性;一个人职业的市场化程度越高,他(她)对一体化的认识就越强烈;工作越长、工作压力越大的人,对一体化重要性的认识就越大,相反,收入越高的人,对一体化必要性的认识就越弱。再如,有关对长三角地区劳动力相对自由流动的看法中,那些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赞同劳动力的相对自由流动,相反,那些受教育程度越低的人、工作压力越大的人,通常更不赞同劳动力在长三角地区相对自由的流动,因为长三角地区劳动力的相对自由流动会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他们之间的竞争。

  我们也发现,未来长三角实行更高质量的一体化后,人们对生活、学习城市的选择会变得越来越理性,市场化和经济规律就促使不同的人群根据自身的状态、自己的能力和禀赋选择不同的城市生活、学习和工作,而不会盲目奔向大城市。

  第三,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必定要从解决人民群众、企业最为迫切的难题作为突破口。

  在调研中,有超过80%的被调查者表示完全支持或者比较支持长三角地区内实行市话收费;当被问到目前阻碍长三角区域内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主要障碍时,有53.75%的被调查者认为教育制度是其中的最大障碍,位于其后的其他体制性障碍分别是户籍制度、医疗成本、行政壁垒、生活成本、交通成本,占比分别为50.09%、52.84%、46.92%、39.14%和17.88%。

  我们在调研中还发现,被调研者认为,企业征信、个人信用记录应该在长三角范围内共享,高速公路收费应从收费向减半收费乃至不收费过渡,长三角的住房政策应实行差别化的市场化住房制度和基本均等的政策性住房两套调控政策而不是一套调控政策等。

  第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必定意味着政府和社会在更大程度上的制度创新、体制创新。

  通过调研,我们发现,它不仅意味着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而且更意味着基础设施之外的社会公共服务的互联互通。这种社会公共服务的互联互通,还意味着要高效率、低成本、绿色、宜居、智慧地联通;同时还要能保障居民包括企业在长三角地区相对自由的进入和退出、在市场上的相对自由竞争。

  举一个人民群众生活中常见的长三角中小学教育如何有效协作、共享的例子。2019年2月23日,中办、国务院已经印发《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其中已明确提出“构建长三角教育协作发展新格局,加大区域内教育资源相互开放共享”。这就意味着,今后长三角跨区域教育协作的顶层设计要秉承长三角教育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规划、项目、试点应由教育部牵头落实,具体由长三角地区的政府协商确定;政策落实中应充分发挥政府的政策协调作用,发挥教育机构包括知名大学的引领、知名中小学的主体作用;通过长三角教育协作,撬动和推动公共服务方面的真正一体化。在微观操作层面,应该坚持边研究、边试点、边总结经验和再度推广的改革方法论,毕竟,这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所积累的宝贵经验。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教授、副院长,上海市世界经济学会一带一路专委会主任)

责任编辑:李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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