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恒山：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要巧用制度差别之利

　　三访范恒山：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要巧用制度差别之利

　　华夏时报（chinatimes.net.cn）记者商灏 北京报道

　　采访人 ：商灏（华夏时报总编辑助理、编委、国际评论部主任）

　　被采访人：范恒山（著名经济学家、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秘书长）

　　时间：4月6日、4月30日、6月6日

　　地点：北京

　　受到世界瞩目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像中国历史棱镜的折射，也反映了特定背景中决策者的雄心。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面对的诸多要素中，“一国两制”是个关键所在，如何解放思想、跳出框框、超常规运作，发挥好它的作用？湾区各方经济基础不同、社会地位不同、资源禀赋不同、对外开放程度不同，如何把握各自特点，大胆创新，培育和壮大比较优势？蕴涵着中央政府“成为引领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深切寄望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从中央到地方多层次协调机制的建立、顶层设计下新的政策突破、多样化体制和利益需求下的协调联动等等，每一步，都为世界所关注，也成为各方热议的话题。

　　长期研究大湾区发展并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研究制定工作的著名经济学家、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秘书长范恒山，曾多次发表文章和论述，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内在逻辑、核心要求、关键举措等作了深刻严密的分析和完整透彻的阐述，尤其是关于把握一国两制优势提出了独特的见解。

　　范恒山长期从事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和专项方案的研究设计工作，2006年担任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司长，主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研究和规划制定工作，2014年起担任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协调推进有关区域发展、农村农业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军民融合及政策法规研究等工作。他对经济改革与发展理论有深入的研究，提出过许多重大的发展思路和政策建议，尤其是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建树突出。作为国家核心智囊团的重要成员之一，范恒山曾多次参与中共中央全会文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还主持了上百个国家区域发展文件、规划、方案的研究起草。他撰写了大量的学术著作，光学术论文就有数百篇。在中共官员和高级智囊中，范恒山被公认为政策水平高超和学术功底一流的经济学家。

　　外界注意到，区域经济发展跃居国家决策的重要位置、区域经济学成为了显学，范恒山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这方面的内容极为丰富，若请范恒山讲区域政策和区域经济发展，肯定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而且会非常生动有趣。——这些年他亲身参与了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研究制定的差不多全过程，而它们实施的进展与效果，也一直在他的跟踪和总结之中。

　　中央政府为什么要大力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关键是什么？为什么要搞协同发展、怎么推动协调发展？这些问题涉及海量的思想和政策信息，而谈论起来毫无疑问惟有范恒山可以讲得十分透彻。

　　在接受本报独家专访中，对于专访主题“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如何突破体制束缚取得成功？”以及多个具体问题，范恒山表示赞赏，并在百忙中先后三次接待笔者，用他特有的十分生动明快的语言，对笔者代表《华夏时报》所做的提问，一一详尽的作了解答。

　　制度之别的两大利好

　　范恒山强调，各界看到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文本，文字并不长，但却集聚了各个方面的智慧和心血，内容非常丰富，既有关于发展方向、目标、原则等大思路的考量，也有路径、措施、项目等的具体安排，是总结借鉴、审时度势、深研细磨的结果。

　　范恒山特别强调，不同于世界上其它重要湾区，粤港澳大湾区具有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三套法律体系的特点——很多人认为，这样的制度构架形成了粤港澳大湾区一体联动、协同发展之难，会给一些实质性操作带来影响，但如果辩证的认识它们，巧妙的运用它们，则制度差别之难就能成为制度差别之利；制度钢性也就转变为制度弹性，棘手的要素也就变成了一种有利的操作条件。也就是说，对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来说，多元化的制度构架能够成为一种优势，要充分发挥这种优势。

　　这个论述很有创建性，与不少人的看法相违，有人认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有难度，难就难在有一国两制和多元的经济法律体系，不好协调、难以跨越。范恒山认为，不同制度的存在不仅给改革开放带来了广阔的实验空间，而且便于相互对照、相互借鉴、相互补充。多元化的制度框架等于提供了多元化的改革发展平台，游走于其间，能够开展最广泛的创新活动，也能够把各种制度的比较优势一并发挥出来，从而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探索独特的发展道路，取得不同反响的发展业绩。

　　范恒山向笔者举例阐释了其观点的两个立意。

　　第一个立意，两种制度的存在为大湾区各城市各地区相互学习借鉴提供了条件。举例说，包括珠三角在内的内地各地区正在打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而香港、澳门作为高度国际化的城市，作为世界级自由开放经济体，在管理、服务、法治等方面有比较国际化的做法和较为成熟的经验，广东也好，珠三角也好，就可以比照其最好的一面，科学的加以吸收运用。我们总说要遵循国际惯例，香港、澳门作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在最近的距离给内地提供了一个参照系，我们何乐而不用？

　　同时，内地经济发展很快，成为了世界的典范，这其中有不少独特的做法，比如说充分发挥市场和政府两个主体的作用、建立多种类型的改革开放试验区开展先行探索与试验、推进区际间的产业合作与联动、促进官产学研间深度融合等等，这些也可为推进港澳发展提供有效的经验。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相互补充、不断完善就是两种制度存在的一个利好。

　　第二个立意，两种制度的存在有效扩大了制度的弹性，为开展各类试验创新提供了有效的载体和平台。举例说，有些改革试验可以在珠三角地区先行先试，而另外一些改革则可以借助港澳在另外一种制度环境下进行探索试验。有了这两种制度，几乎所有的试验探索都可以在粤港澳大湾区进行，各种利弊得失也能够在这些探索试验中间进行检验衡量，这样推广起来就知根知底，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该注意什么样的风险；也知道哪些做法不宜推广，或做什么样的完善后才能推广。这难道不是提供了体制创新最广阔的空间吗？也难道不是大大超越了一种制度的局限，提供了很大的制度弹性吗？这就是一国两制在大湾区带来的第二个制度利好。

　　范恒山强调，这在某种程度上等于实现了两种制度的有机结合和贯通，给发展和创新都带来了巨大的空间。

　　范恒山的上述观点，确实很新颖独到，过去从没人提过。

　　范恒山其人，不仅具有学者的风范，也颇富诗人的激情，——的确，他在古体诗词上有很高的造诣，在正式场合表达思想观点时，他不仅逻辑严整缜密，还很讲究遣词造句之精准，而语调抑扬顿挫具有很强的冲击力。但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观点往往表现出一种睿智，而这样的思想观点在他的著述中比比皆是。

　　范恒山希望笔者这样的媒体人把他的上述观点或主张，理解成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一种策略或路径。他说，他想表明的思想是，要辨证的看待很多因素，特别是那些难以调整的因素，换个角度看，许多人当成问题的东西很可能是一种优势，一种条件。这是一种看问题的方法或策略。

　　也就是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似可巧借制度差别之利。——这真是个富有吸引力、与众不同的创新型思路。

　　同时，范恒山对本报提问的作答，其实也在客观上，从多个层面回应了国际国内对中国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诸多关切。

　　关键是探索通行体制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要取得成功，必须突破哪些瓶颈制约、必须直面哪些现实的挑战？

　　对这类问题范恒山多次接受过媒体采访，也多次做过论述。他指出，尽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有制度差别之利，但关键还在于各地区超越自身经济诉求和特有的社会、法律制度等的区别，实现协调联动、一体发展，这是粤港澳湾区建设发展的保障所在。

　　早在2017年11月，范恒山受邀在广州举办的第六届中国南方智库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就提出了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协调发展、一体联动的八条路径。这八条路径颇具新意，政策指向十分明确，也具有很强的操作性。而就其深度和系统性而言，国内现有关于粤港澳大湾区的论述应该还没有人超过。

　　分析人士指出，若把这八条完整的付诸应用，应该能够解决很多棘手的现实问题。

　　笔者细读之后，深感从今天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推进的现实来看，他的观点的确可谓高瞻远瞩，也可说在一定程度上穿透历史看到了三地发展演进的必然趋势。其中有关超越制度法规制约、探索形成通行体制的思路尤为精辟。

　　范恒山提出的第一条路径是“树立平等意识”。他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必须基于一个利益共同体来建设。各行政区、各城市间应当秉持合作互动的思想，坚持平等相处、共同协商、权责一致、互利共赢的原则。只有平等合作换来机遇与帮助，才能够实现一体发展共同提升。

　　第二条路径是“坚持一体规划”。不仅要协调一致做好总体规划，而且要基于开放合作、一体联动，做好一些重要领域的专项规划。范恒山强调，一体规划与凸显优势应有机给合，规划要充分尊重各地区各城市的历史定位，促进合理分工并做强做大比较优势。

　　范恒山认为，行之有效的第三条路径是“制定行为守则”。他建议，在目前粤港澳大湾区难以形成统一的法规约束的情况下，应通过具有约束力的、类法律的行为准则规范各方的行为。在决策层面，应基于大局发展和一体联动的要求，共同协商制定各行政区、各城市进行重大决策和实施重要行政举措必须遵守的准则，并依据形势发展适时加以完善充实；在操作层面，应在逐项梳理的基础上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对各领域的具体行为进行严格约束。与此同时，要明确违反行为守则所应承担的责任及代价。

　　第四条路径是“建立协调机制”。范恒山认为，应探索建立多层次的协调机制，以便全覆盖解决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发展中的矛盾与问题。

　　第五条路径是“共建合作园区”。

　　最具创造性也最为关键的是第六条和第七条路径建议。

　　范恒山认为，考虑到粤港澳大湾区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三套法律体系的实际情况，推进一体联动需要进行深层的体制创新。通过探索，形成联接三地的体制通道。所以，他提出的第六条路径就是“探索通行体制”。而体制创新的方向，是寻求三地规则可接轨可打通的最大公约数。范恒山建议，这方面的探索可以在三个层面逐步深化，一是对目前三地在制度层面的共通点进行全面梳理，形成共同规则；二是寻找三地制度上可能的对接点而进行适当融合；三是探索建立利于共同发展的体制机制。这个建议的确独到而颇具智慧。

　　基于横琴、前海等试验区的实践探索，范恒山提出的第七条路径建议是“试行‘联办’模式”。“联办”即联合办公或联手执业。范恒山认为，要在一国两制三区环境下有效处理各类具体经济社会事务，可以在必要领域由三地熟悉各自规制的专业人士组成联合办公机构，共同处理涉及三地的事务。同时鼓励三地同类专业人员联合执业，协调有效开展跨地域生产经营和社会服务活动。

　　最后一条是“打造创新平台”。可以围绕大湾区的发展要求，打造各种类型的创新试验平台，使这些平台成为促进粤港澳创新国际化、高端化的重要支撑与推手。

　　范恒山的上述建言内容，国内许多重要媒体都作了重点介绍，而其中关于形成通行体制的内容，几乎成为有关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要报道的重点内容。

　　看来问题集中在制度上面。在访问中笔者问范恒山，解决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体联动问题，有没有可能直接从制度层面寻求突破？范恒山强调，“一国两制”是基于港澳历史情况和现实发展需要量身打造的一种根本性制度，是中国人富有智慧的创造，有利于促进港澳的繁荣发展，它不仅不会被改变，而且要坚持和发展。规划纲要特别强调要坚持“一国两制”，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可以明确的说，就社会制度层面而言，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不会把广东变成香港澳门，当然也决不会把香港澳门变成广东。

　　范恒山在谈话中指出，粤港澳大湾区不仅要成为发展的高地，而且一定要成为改革开放的高地。笔者问范恒山，是否可以通过粤港澳大湾区的改革，来倒逼内地其它地区的改革？范恒山认为，广东特别是珠三角地区一直在改革开放方面走在前面，数十年来为国家其它地区的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经验。香港、澳门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高度开放的环境和市场化的体制必然更加有利于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的改革开放。因此对内地其它地区改革开放的示范与带动作用会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体现得更加强烈和明显。粤港澳大湾区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要突破体制制约，必须依靠改革、依靠赋有创造性的改革，这就要求它在改革开放方面继续走在前列，这也就必然为其它地方的改革提供示范，这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倒逼。当然倒逼内地改革的不会仅是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由贸易区贸易港的建设、其它地区自贸试验区的建设，都会成为面上改革的重要推手。

　　法学界有的人士认为，“一国两制”下的大湾区建设的问题，关键还是法律问题。笔者就此请教范恒山。他认为，这可能跟专业性质有关，法学家可能认为是法律问题，而经济学家可能就不这么看。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问题不仅仅是法律问题，也主要不是法律问题。就法律问题相对说是比较容易解决的：在相关法律体系难以改变的情况下，可以协商建立类法律的规则；至于海南这样的改革开放试验区，可以探索建立专门的法规体系。在范恒山看来， “一国两制”这样的重大制度安排我们都能提出来，法律方面的一些问题难道还解决不了吗？

　　横琴前海的启示

　　横琴、前海是国务院于2009年和2010年分别批准的两个重要的改革试验区。横琴建设的目标是成为“一国两制”下探索粤港澳合作新模式的示范区，而前海建设的目标则是要建成粤港澳现代服务业创新合作示范区。范恒山主持了这两个国家战略层面试验区规划的研究制定，并组织推动了相关的政策协调和重大问题的研究解决。横琴前海的人士谈起这两个地方的发展，无不对范恒山付出的辛勤劳动和做出重要贡献啧啧赞赏。这一次国家出台的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进一步强调了要推进珠海横琴粤港澳深度合作示范、优化提升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功能。在专访中范恒山告诉笔者，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和粤港澳合作的示范区，横琴前海的制度创新充分运用了“一国两制”的优势，它们这些年来取得的突飞猛进的发展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些创新。这些创新不仅给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带来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也给未来大湾区借助“一国两制”超常规运作，充分获取制度差别之利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范恒山讲了两个颇为生动的例子。

　　范恒山询问记者，是否注意到了今年3月份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有关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这个通知明确，对大湾区吸引紧缺人才和高端人才给予个人所得税的优惠即为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允许广东省、深圳市按内地与香港个人所得税税负差额，对在大湾区工作的境外（含港澳台）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给予补贴。这一补贴可免征个人所得税。范恒山讲到，这一政策规定并非是今天新创造的，而是对横琴前海的相关创新探索的一个肯定和推广。

　　他回忆到，横琴前海试验区的建立主要是搭建与港澳合作的平台，推动港澳进一步繁荣发展。试验区涉及到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如何让港澳的企业进来特别是让港澳的高端人才进来的问题。而高端人才进入直接面对的就是个人所得税差别的问题。香港的个人所得税大约为16.5%，而内地个人所得税则高得多，累计税超过40%以上，按内地税收如何能够把境外的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引进来？但没有这些人才，何谈合作？何谈发展？ 因此我们考虑，关于高端和紧缺人才的个人所得税征收不能高于香港。但是又碰到一个问题，全国税制的严肃性要维护好，不能因为试验区而破坏。怎么办？我们调研了深圳、珠海等地，提出了这样的处置方案：试验区个人所得税的名义征收仍然遵循内地标准，但实际征收按香港甚至低于香港的标准。中间的差额由地方财政来补足。最终前海按低于香港的标准对引进的紧缺人才高端人才征收个人所得税，与内地标准的差额由财政补足。这就运用“一国两制”之利把这个问题有效解决了。这些年实际效果非常之好，吸引了大批境外高端人才来试验区工作。

　　当笔者对这个富于创造的设想表示惊叹时，范恒山说，做这样的创造除了要有一定的智慧之外，很大程度上要解放思想。其实开始提出这个想法时，有关部门并不十分赞成，在我们的坚持下，这个思路终于得以实施。财政部、税务总局也发文予以确认。实践证明效果非常之好，否则今天也就不会在大湾区全面推广了。

　　他讲的第二个例子是澳门大学的搬迁。范恒山说，横琴新区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澳门服务的，是为解决澳门产业单一、一赌独大的局面，适度拓展多元产业而服务的。拓展多元化的产业直接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有发展空间，但澳门这样一个弹丸之地空间从哪来？我们发挥“一国两制”的作用，在横琴这个约有106平方公里的地方，建立了一个合作示范区，给澳门经济发展提供了一块腹地，助其推动发展多元化的产业。我们现在能看到，由澳门企业主导发展的许多产业如中医药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等等都转移到了横琴。没有横琴，澳门多元化的产业发展就难以有今天这个成就，这就是利用了“一国两制”之利。

　　范恒山说，当时碰到的一个具体问题就是，澳门大学的发展也就是澳门教育事业的发展受到了地域窄小的牵制，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既遵循“一国两制”又运用“一国两制”，提出了一个特殊的解决思路，将珠海横琴约1平方公里的土地以租赁的形式转给澳门，将澳门大学整体搬迁到横琴，由澳门进行管理。为此全国人大还作了专门立法。为了便于管理和出行，又在濠江底下专门修建了一条通道与澳门相接。今天在横琴新区里鸟瞰美丽的新澳门大学，不能不佩服这个创造的高明和远见。

　　范恒山反复强调，在“一国两制”下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有很多挑战，也有很多机遇，为解决一些复杂问题提供了空间。关键在于我们要有超常规思维、超常规举措，当新的创意提出来并取得成效后，你会感觉到意想不到的收获和别样的喜悦。

　　抓住三大难点下功夫

　　范恒山坦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存在着三大难点，一是如何在科学把握“一国两制”、三关税区、三种货币、三套法律体系等的制度性差别的前提下，打破相互阻隔实现体制贯通？二是如何在保障已经具有的特殊地位的基础上，切实约束自我利益，拧成一股绳，发挥四大中心城市的支撑和带动效应？三是如何在充分发挥各地区自身创造性能动性的同时，克服内部争夺、实现协同发展、共同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能否取得成功、能否达到预期的目的，就在于能否解决这三大难点。解决这三大难点要解放思想、打破常规、运用智慧、强化统筹。

　　在专访中，范恒山就解决第一个难点作了深入的阐述，不仅提出了把制度差别变成制度弹性、把制度之难变成制度之利的总体思路，而且提出了运用“一国两制”解决具体问题的操作路径，从上面的阐述中间我们能够清楚的把握这些内容。对于解决第二个和第三个难点，他也提出了独特的富有创造性的见解。

　　与纽约、旧金山和东京三大湾区都只有一个中心城市不同，粤港澳大湾区中间有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四个中心城市建设，它们地位独特、各具优势，各有目标考量，如何能一体发展、协调联动？范恒山指出，处理好四大中心城市的关系非常重要。这四大中心城市既是区域发展的核心引擎，也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的基本支撑，它们自身的发展状况及相互间的关系，直接决定着大湾区建设的速度、质量与水平。与单一中心的城市群不同，多中心容易造成各自为战和相互掣肘。现实情况也表明四大中心城市合作联动不够紧密，城市功能特别是产业结构存在缺陷，协同互补效应未能有效发挥出来。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就会严重制约大湾区的发展。

　　怎么办？范恒山认为，应当在优化自身功能和加强协同联动两个方面下功夫。

　　第一个关键方面，要巩固提升各自的比较优势，进一步形成城市特色。比如香港，他认为可以通过协同推进资源整合、产业分工和功能提升，进一步拓展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港枢纽地位，推动香港金融、商贸、物流、专业服务等向高端高质方面发展。

　　谈到此，笔者向范恒山表达了一个疑虑：就目前看香港的优势已不如从前那么突出，现在搞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香港还有多少优势可以为之所用？范恒山认为这个问题提的很好。他说世界在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发展特征，就是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这个过程既是合作的过程，也是竞争的过程，还是创新的过程，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的力度越来越大。在这样的大环境中间，任何地区都不能依托原有优势坐享其成，不进则退，抱残守缺、不思创新就会丧失原有优势甚至优势也可能变成劣势。这对香港、对全世界各国各地区都是同样的道理。

　　范恒山进一步阐述他的观点：具体而言，香港在社会治理、法制建设等方面仍然具有一些比较先进的做法；香港的经济自由化程度一直都比较高，这有利于资源要素的无障碍流动和优化配置；在航运、贸易、金融等产业发展方面，也有其一定优势。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其无为而治的管理体制的效率正在降低、法制建设方面存在薄弱环节、制造业发展受到限制、高端服务业拓展面临一系列严重挑战，在一体化发展进程和竞争加剧的环境下，特别是在内地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结构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不断改善的情况下，香港的比较优势正在降低。或者说，面对世界一体发展的大趋势，特别是面对中国内地快速发展和提升的大环境，香港的比较优势逐渐在减弱。香港要巩固和发展优势，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加强创新创造；而更重要的是要加强与世界其它地方特别是与内地的开放合作，将内地作为其加快发展和增创新优势的重要平台与支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的提出，无疑为香港增创新优势提供了大好机遇，香港要充分利用好这个机遇。

　　笔者问范恒山，粤港澳中的“粤”主要指的是广东珠三角地区，其中深圳优势突出。深圳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其创新能力已超越了香港等地区，而香港过去在全球金融市场的地位正在逐步淡化，有无可能为迅速发展的深圳所取代？对粤港澳大湾区而言，深圳的作用如何进一步体现并融合到三地发展之中？

　　范恒山强调，在一些重要和特殊领域，深圳也好，广州也罢，这些粤港澳大湾区的内地重要城市，其与香港、澳门的关系并非此长彼消的取代的关系，而是相互支持和补充促进的关系。比如在金融领域，深圳和广州当然要发展金融业，但它们对于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香港而言，并非是对立的关系，并非企图在香港之外的内地建立一个与之抗衡的金融中心。它们对于香港，一是体现错位发展，二是为其进一步巩固和提升世界金融中心地位提供支撑和配套。事实上，这些年国家的相关安排和区域的具体实践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其他方面如航运中心建设也是如此。从总体上看深圳盐田港等的发展，一是体现相互之间的联动，二是寻求错位发展树立特色，在整体上并不形成激烈竞争的关系。

　　这些年来，深圳的发展尤其引人注目，一些调查表明，在四大中心城市中间，深圳的龙头作用日益显现出来。基于此，笔者特别询问范恒山，在大湾区建设中间，深圳如何进一步发挥其能动作用？

　　范恒山说，深圳的发展势头很强很好，强在体制好、机制活、创新足，好在负担轻、包袱少、资金多，有了这些条件深圳能够更多的引进高素质人才、集聚创新性资源，因而能够不断提升现代化经济水平、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创新，总体上看深圳的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都很强。目前，深圳的经济总量已超过了香港、广州，处于大湾区第一的位置，但深圳仍需保持改革创新的力度，立足于克服薄弱环节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做强做优比较优势，使深圳真正成为深圳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创意之都。深圳的发展也离不开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的支持与合作，并非能够脱离粤港澳大湾区而始终做到一马当先、一枝独秀。它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既要起示范带动作用，又要与其它中心城市加强联动发展。

　　谈到联动，范恒山强调，处理好四大中心城市的另外一个关键方面就是要加强协调联动。在这个方面，要大力促进四大中心城市间资源共享和要素联动，强化一体发展，包括协调共建基础研究平台、科技走廊、技术中心和产业园区，做到相互支持、合作提升。

　　那么，怎么处理好第三个难点？范恒山强调，要在统筹规划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格局和强化分工。优化格局主要是优化各类城市的空间格局。根据主体功能定位、区域分工特点以及未来发展要求，合理划分城市组合，并主要通过构建经济区的方式形成中心城市、节点城市和特色城镇有机结合、协调互动的城镇网络化空间格局。强化分工主要是统筹各城市、各地区的产业发展安排，形成合理分工，错位配资，实现主体发展和补充发展、主业发展和配套发展的协调联动。

　　范恒山再三强调，众人拾柴火焰高，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需要结合各方面的智慧，得到多方面的支持，尤其是大湾区内各城市的团结协作、支持联动。要把一方力量变成多方力量，把单打独斗变成齐心协力，只有这样才能克服一切困难，向着光辉的顶点持续迈进。

　　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话题是丰富的，笔者不胜打扰连续提出一系列问题，范恒山不厌其烦的一一加以解答和阐释。作为区域经济领域的顶尖级专家，他不是就事论事谈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而是基于新时代发展的大趋势，站在国家区域战略演进的高度，把握推进改革开放的要求来阐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由来、走向、重点和关键，限于篇幅，本文难以一一记述。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他基于总体发展和专门领域写下了大量的文稿，包括《精心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一体联动是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的关键》、《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要处理好四个重要关系》、《构建开放联动的协调创新体系》、《着力提高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能力》等，其中一些观点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让粤港澳大湾区成为高质量发展新动力》等文章的阅读量超过了百万，这些建言无疑会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及其他经济区的建设起到积极的重要的促进作用，笔者相信这也是范恒山的心意所在，也是他长期从事区域战略研究和推进工作的价值所在。

责任编辑：霍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