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1958的幸福街叙事

生于1958的幸福街叙事
2019年05月20日 01:50 证券时报网

   【晓晖说书】

对普通读者而言, 《幸福街》这部小说有力地证实了“知识改变命运”这条普遍真理。

  刘晓晖

  

  提起1958年,人们通常会想到的是大跃进。路遥文学奖得主何顿的长篇小说新作《幸福街》,主角就是出生于1958年的几个人,他们都生活在湖南小镇一条叫做幸福街的街道上。读完这本小说,会让人联想起奈保尔的《米格尔街》,或者韩剧《请回答1988》,然而这本小说是原汁原味的中国故事,是生于1958的幸福街叙事,

  《幸福街》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社会变迁,是一部向小人物致敬的新中国发展史。从特殊时期到改革开放近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出生于1958年的四个孩子何勇、黄国辉、林阿亚、张小山以及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老师同学等众多小人物的遭际和情感,云诡波谲的历史风云,在何顿的笔下娓娓道来,既生动又深刻。

  何顿是湖南长沙市人,大学本科毕业,下过乡、当过教师等,现为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发表了《我们像葵花》《黄泥街》《就这么回事》《湖南骡子》和《黄埔四期》等长篇小说。有人说,何顿扎扎实实是一棵生在长沙长在长沙的树。现在,这棵始终接着地气、认同世俗却绝不媚俗的“树”又结出了更繁盛的果实——新作《幸福街》。

  写《幸福街》这部书,何顿坦承自己动了十几年的心,他一直想写他们这一代人的故事,但一直觉得自己这一代人还有很多可能性,还不到动笔的时候,后来经过了生死沉淀,他才生发了写这本书的强烈欲望,而起名为《幸福街》,主要有三个寓意,首先是很字面的意思,就是希望健康、幸福地活着;其次,这是一个具有时代特色的命名,与小说的现实主义风格非常契合;最后,是地域性写作的延续。

  虽然是地域性写作,《幸福街》的叙事却折射了整个中国的时代变迁。何勇、林阿亚这几个湖南孩子,和全国的同龄人一起经历了文革停课闹革命、上山下乡、恢复高考、改革开放以及下岗再就业等时代变迁。三个男孩子中的何勇成长为一名出色的基层警察,甚至亲手抓获了80年代轰动一时的案犯“两王”,而他的发小张小山、黄国辉却被命运裹挟着一步步沉沦,最终成为了死刑犯,这样的人生无常甚至会让人联想起雨果的经典小说。

  去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大江大河》等热播影视剧塑造了勇立潮头的民营企业家等成功形象,而幸福街的这些年轻人,虽然也有相对敏锐的商业触角,却因为知识和人性的局限,在商业浪潮中起伏挣扎,何顿没有让张小山等最早的个体户、万元户最终成为民营企业家,反而写了他们一步步沦为杀人犯的残酷人生,健康、幸福地活着,于他们是一种奢望。再大的历史风云也会在小人物的命运里得到投射,这种不落俗套的叙事,似乎比书写成功者更广阔而深刻。

  对普通读者而言, 《幸福街》这部小说有力地证实了“知识改变命运”这条普遍真理。1978年恢复高考才是这几个出生于1958年的孩子真正的命运分水岭,考上大学的林阿亚们走出了幸福街,走向了上海、长沙等大城市,而留在幸福街的何勇、张小山们,要么无奈地和考上大学的青梅竹马的女朋友分手,最后娶一个门当户对的姑娘,要么在工厂里遭遇下岗,在再就业的路途上屡屡受挫。

  作为一个男作家,何顿描写女性人物也别具一格,他是一个真正具有两性平等观念的作家。红颜薄命是千百年来男作家书写女性命运的基本套路之一,何顿笔下的女性人物却不落窠臼,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智慧的头脑才决定命运,他对女性智慧的欣赏和赞美,让笔下的众多女性人物栩栩如生,精彩纷呈。

  文学翻译家、资深出版人曹元勇说,长篇小说要么只停留在故事上,要么具有写出时代精神的伟大抱负。《幸福街》无疑就是一部既有精彩的故事,又写出了时代精神的佳作,这本小说几乎在所有细节上,都是经得住检验的,成为“历史的书记”。何顿本人也说,如果《幸福街》有什么写作野心的话,就是希望百年后,读者在读完《幸福街》后,能有一种“那个年代人们生活就是这样”的感慨。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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