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张军：看懂中国经济 不能只看GDP数字

　　张军：看懂中国经济，不能只看GDP数字

　　2008年是中国经济相对世界发达国家而言实力反转的分水岭，但GDP数据看上去无法捕捉中国经济的真实形态。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去年中国GDP同比增长6.6%，是1990年来最低。在内有结构改革阵痛释放，外有中美贸易摩擦和全球经济下行压力的情况下，有说法认为，2019年可能是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前景最悲观的一年。

　　而最新数据显示，按可比价格计算，一季度我国经济同比增长6.4%，高于市场6.3%的普遍预期。4月1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中国经济一季度运行“总体平稳、好于预期，开局良好”，并且第一次提出，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既有周期性因素，更多是结构性的、体制性的”。

　　如何看待中国经济数据？应该以什么姿态迎接中国经济的下一个征程？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看来，2008年是中国经济相对世界发达国家而言实力反转的分水岭，但GDP数据看上去无法捕捉中国经济的真实形态。他认为，2008年以后在监管宽容中逐渐扩张起来的移动互联网经济，才是诱发中国整个经济结构发生根本性改变的驱动力。未来改革的重心，是要去呵护它们快速成长。

　　以下是采访实录，并经编辑整理。

　　界面新闻：如何看待2008年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具体影响？

　　张军：我最近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2008年是过去40年里中国经济实力真正反转的分水岭。尽管之前维持了30年的高速增长，但相对于美国和欧洲等少数发达经济体，中国经济实力还没有真正得到全面展现。最近10年，中国经济实力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巨大提升，全社会福利水平与之前30年也不可同日而语。

　　最直观的变化是中国人比之前任何时候都有钱了。过去10年，中国史无前例地出现了以亿级计算的中产阶级消费群体。根据估计，这个数字在2-3亿人之间。

　　不管测算口径怎样，中国已拥有居世界榜首的中产阶级人口，每年购买了全球70%的奢侈品，也迅速成为世界上汽车销售最大的国家。

　　为什么2008年会成为中国经济实力反转的分水岭？不仅因为全球金融危机让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受到重创而出现持续的萧条，更重要的是中国适时地改变了经济增长战略，把经济发展的重心从持续的出口扩张战略中转移出来了。

　　尽管2008年推出的大规模内需刺激政策至今仍饱受争议，但没有它，今天的中国经济将是另一番图景。释放国内被抑制的巨大需求不仅让中国经济抵御了外部冲击，更重要的是，这一需求力量如此强大，可以说将中国的收入增长、经济潜力发挥得淋漓尽致。

　　界面新闻：包括布鲁金斯学会在内一些国外机构认为，中国的实际经济规模被高估了10-12%左右。如何看待中国当下的GDP增速？

　　张军：我们现在增速是六点几，以后过个五年、十年可能就只有五点几了，但全球增长率现在只有2%，过去我们增长8%的时候，全球增长率大概是4%。所以，中国超出全球经济增长的幅度，其实相对增速没有太大的改变。

　　讽刺的是，经济学家对质疑中国的GDP数字比弄明白它的真实变化表现出更大的兴趣，GDP 数据或许只是中国真实经济实力的一个极不完美的代理量。

　　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统计部门都在修订GDP统计的方法，增加很多新兴的部门，希望能够至少部分地对经济的变化多一些捕捉的办法。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不仅是中国。但中国更加典型，因为经济结构变化得更加迅速。

　　其实，用GDP来衡量经济增长率有很大的局限性，特别是过去十年，全球技术、互联网的发展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在经济结构比较稳定的时候，年复一年去度量、测算同样的东西，相对还比较可靠，因为企业还是这些企业，工人还是这些工人，生产的还是这些东西，但如果经济经历了大规模的结构性改变，靠统计就很难捕捉到其真实变化。比如，现在制造业就业下降非常快，但是服务业创造、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现在一些发达国家也出现三低现象，低经济增长率，低生产率，以及低失业率，就是因为一些结构性变化导致的。

　　我曾两次去武汉考察，在某种意义上讲，武汉经济十年发生的变化，就是中国整个经济结构变化的一个缩影。武汉有90多所高校，仅次于北京，比上海多一倍还多，在校大学生超过100万。而且，相对于上海，它的商务成本很低，交通地理各方面又有相对优势，比较适合去那里创业 。

　　所以，武汉的新科技产业，移动互联网经济以及跟大数据、人工智能相结合的一些制造业，发展得都很好。斗鱼等直播平台，以及一些网络教育公司，都落户在那里。

　　过去武汉传统经济比例较高，转型也比较困难。而现在，它进入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发展阶段。用GDP去统计，它也不见得有多大的改变，但如果去实地看一下，就知道它的经济其实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我刚才说了，同样的事情也出现在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美国曾经有位主流经济学家告诉我，美国经济现在好像看不懂，GDP增长率回不到2008年以前的水平，但就业又非常好，他们称这是充分就业的不复苏。日本也是，找工作极其容易，但GDP增长率很低。中国现在也是这样，失业率并不高，调查失业率也就在5%以下，但是GDP的增长率比之前下降很多。

　　界面新闻：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要坚持以市场化改革思路和方法破解发展难题。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难点在哪？

　　张军：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对整个经济在过去十年所发生的变化看得还不是那么清楚。确实有很多要改革的地方，比如国有企业改革、财税改革等等，但是我们首先要知道，过去十年我们的经济是由哪些部门、哪些内容来成就的？

　　现在我们的注意力还是在国企、一些大的企业和行业上，但实际上，我们经济当中最有活力、发展最有前途的，是2008年以后在监管忽视中逐渐扩张起来的移动互联网经济。这才是诱发中国整个经济结构发生根本性改变的驱动力。

　　所以，未来改革的重心，是要去呵护这些最有活力的、最有创新能力的经济活动或经济主体，让它快速成长。

　　我们现在大量的金融资源，仍就被配置到了对未来的经济成长并不是起那么大作用的一些行业上，而那些新兴的、最具创新能力的行业，则大量面临金融支持不足的问题。

　　我们汇集金融资源的渠道，还主要是国家主导的商业银行系统，商业银行再怎么改，它还是银行，它还不是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一种机制。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机制还是要靠一些市场融资平台，比如，多层次资本市场。我相信未来这是中国经济最重要的一块。资本市场发展不起来，中国经济就没有办法维持一个良好的发展势头。

　　界面新闻：除了提供好的融资渠道，政府还应该怎样去呵护、壮大这些新兴行业或企业？

　　张军：企业总是要从小开始慢慢长大，它们需要一个非常好的环境。首先创业要变得容易，很多门槛，包括融资成本，都要降下去。

　　另一方面，还需要整个社会提高对创业失败的容忍度，就是允许试错。在80年代甚至到90年代，我们这方面其实做得还是不错的。现在，政府为了鼓励创业，也出台了一些有助于提高整个社会对失败的容忍度的一些政策，比如如果初创企业某些方面跟现有的政策有一定的偏离，只要没有造成严重问题的，可以既往不咎。这些都有助于营造一个更良好的、鼓励更多创业的环境。

　　如果我们所有的事情都能搞清楚，那就不可能有创业了，之所以有创业这种氛围，就意味着有些事情我们现在看不懂，甚至看不见，因此不要急于现在把所有事情都要弄明白，都写到政策法规当中。比如，2008年时，我们可能对高铁没什么好感，但去年20亿人次出行靠高铁，覆盖3万公里的里程，而2008年只有北京到天津这一段。十年前我们还不知道微信是什么东西，现在呢？

　　中国很需要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自主创业，能够在技术研发上有比较大的作为，这需要我们提供一种制度环境，能够强有力地保护他们的精神，以及他们的个人财富，所以，基本制度的改进和加强，对中国来讲一直还在路上，我们没有终点。

责任编辑：李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