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苗子”培育科技公司错得天昏地暗

“选苗子”培育科技公司错得天昏地暗
2019年04月20日 01:41 中国经营报

  “选苗子”培育科技公司错得天昏地暗

  刘戈

  “科创板”正在成为科技型企业的全运会。

  最积极的当然是坐拥主场之利的上海。上海市经信委发布了《关于征集推荐上交所科创板企业名单的通知》,请各有关部门及单位,梳理推荐拟挂牌上交所科创板的优质企业名单。

  除了上海,还有一些地区也开始征集辖区内的科创板后备企业,包括安徽、江苏、浙江、湖北等地。近日,湖北已经率先发出科创板种子企业名单,这是科创板动员令枪响之后的第一份地方政府官方发布的名单。湖北省已经制定了明确的“夺金摘银”目标,一位地方官员表态:“我们的目标是今年新增5家科创板企业,全年新增境内上市公司10家。”

  以美国“纳斯达克”为参照目标的,以市场化的注册制为特征的科创板,从一开始就进入到“科技型企业全运会”的节奏。

  显然,这些地方政府如果把这些年通过不同途径、以不同名义,在扶持高新技术企业、引进高层次人才上花出去的钱进行一番盘点,应该根本不需要进行这番辛苦的摸排。事实上,近十多年来,各地政府在培育高新技术企业上面都没少下功夫,取得了一些成绩,也对一些科技型创业企业给予了足够的帮助。

  尤其是针对海外学人的各种引进计划,各地都有类似“千人计划”的地方版,一些发达省市的政府,在人才引进上面十分舍得花钱。引进人才的大礼包包括对企业无偿的现金资助、宽敞的大房子、配偶子女的就学就业、一线、二线城市的户口等优厚条件十分诱人。刚成立不久的海南自贸区也把引进人才作为其成立自贸区最早的举措,向全球广发求贤贴。还有不少城市政府建立了不少大大小小的风险投资基金,通过对引进人才创立企业早期投资的方式来扶持科技型创业企业的成长。

  以著名的深圳市“孔雀计划”为例,将引进人才分为A\B\C三类,A类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化学、生理或医学、经济学奖)、中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美国国家科学奖章、图灵奖、菲尔兹奖等等。中国和发达国家的科学院院士、工程院院士。担任过世界500强企业总部首席执行官、首席技术官或同等职位的人员等等。B类人才包括近5年,在Nature、Science、Cell或所在专业领域影响因子30以上的著名科技期刊发表论文的第一作者,或唯一通讯作者。担任过境外世界知名大学教授、副教授。C类人才包括担任过境外世界知名大学助理教授。近5年,在境外世界知名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来深圳工作且与用人单位签订3年以上劳动合同的人员等等。

  显然,比尔·盖茨、乔布斯、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扎克伯格、马化腾、李彦宏、马云都无法入选。

  这种培养方式的真谛就是“选苗子”。选苗子的规则由政府确定,貌似十分客观周密,有可操作性。其共同的特征是以人才过往的科研成绩、获奖情况、学历和职称为标准。其实是参照大学找教授的方式来挖掘科技型企业的创业者,从一开始就错得天昏地暗。

  但实际上,从全国范围内来看,通过地方政府的这种“选苗子”重点培养的方式,并没有对科技型企业的成长产生决定性的作用。这种“选苗子”“掐尖”的科技型企业培育方式,和中国足球对年轻后备队员的培养机制十分相像——几十年下来,总是能够培育出个别不错的球员,但整体水平进展不大。

  要命的是,“科技人才”和科技型企业创业者之间的距离至少有十万八千里。

  和中国扶持科技企业“选苗子”式的培育方式不同,美国政府扶持科技型企业的方式是“赛马”。

  实际上,即使在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美国,以罗斯福新政为转折点,产业政策也成为其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的重要动力。克林顿发动的“新经济”攻势之后更是把政府对科技企业的扶持放在重要地位。

  1994年,上任伊始的克林顿与副总统戈尔主编并发布了《科学与国家利益》报告。报告提出了美国科技发展的五大目标:1.在科学前沿保持领先地位;2.加强基础研究与国家目标之间的联系;3.促进政府、企业和大学之间的合作以增加对基础科学和工程科学的投资并有效利用物力、人才和财力资源;4.为2l世纪造就最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5.提高所有美国人的科技与文化素养。

  《剑桥美国经济史》提出并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美国20世纪的技术变迁是否在很大程度上由一种独特的美国式的创新体制决定?”作者得出结论是:自然禀赋和制度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在美国20世纪非同寻常的经济和技术发展轨道方面都发挥着必不可少的作用,他们的影响不能也不应被分开。

  克林顿时代科技创新战略的成功实施,再一次佐证了“美国式创新机制”的存在,以及政府在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克林顿做到了在美国体制框架内用最正确的方式推动了科技创新并导致经济转型的成功。

  再往前追述,克林顿时代“新经济”之所以爆发,在于计算机软硬件行业壮大,而这一行业的基础则奠定于美国国防部预算的支持。实际上,无论是半导体和计算机硬件还是计算机软件在发展的早期,其大部分产品都是出售给联邦机构,特别是国防部。国防部的采购支出在1964年~1990年的25年间增长了30倍还多。

  美国联邦政府重点通过国防预算采购扶持从事科技前沿研究的科技型中小企业,通过适当的技术转移政策,使国防部门开发的很多高新技术成果为工业界所吸收。作为全世界范围内最大的采购机构,美国国防部每年购买的货物或服务,占用 65% 以上的联邦预算。实际上,很多创业型科技企业的第一单订单就来自于国防部,没有国防部的这些订单,很多企业在天使资金花完之后就不会再有新的资金跟进,凡专业研究美国科技体制的学者几乎认为国防部采购在其中起到了巨大引导和推动作用。

  “美国式创新机制”的核心特征是不拘一格的任务导向。除国防部之外,包括能源部、卫生部等政府部门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等政府组织手中都有大量对科技型创业企业的扶持资金。这些资金从来不会根据科研人员以往的成就和科研项目评审发放,而是设定非常具体、目标明确的科研任务,让科学家和创业者自行申领项目。这些项目都是政府需要解决的问题。科学家或者创业者一旦拿到项目不仅需要完成基础研究,还要拿出样品。

  进行初期研究之后,完成任务的个人或者企业可以继续申请新一轮的资助经费。早起项目的评审委员会成员,基本是科学家。而项目研究一旦进入应用阶段,经费的评审中将加入风险投资人。对项目的应用场景和市场前景进行评估。此后,风险投资会逐渐进入有市场前景的企业,政府资助和风险投资进入完成交棒。

  据统计,在里根和老布什执政的1986~1990年,美国高技术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4%左右,而到了克林顿时代从1991~1995年,其贡献率达28%以上,而1996~2000年期间这一数字高达35%。在克林顿结束任期的时候,美国和高技术及信息产业相关的产业已经占到了美国GDP中的40%。这个过程中,政府资助发挥出重要作用。

  作者为央视财经评论员

责任编辑:李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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