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要远离浪漫主义

陈明

　　　　前段时间，媒体报道了一则“巢状市场小农扶贫”模式的成功经验。这一模式的内在逻辑并不复杂，简单说就是在乡村这一头梳理贫困户能够供应的农产品，在城市那一头寻找需要这些农产品的消费者，然后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完成交易。其中最关键的环节是建立城乡间的市场网络，这一工作是在中国农大部分师生的无偿帮助下完成的。在这个故事里，农大师生其实是义工，他们实际是在搞慈善。我们丝毫不怀疑他们的热忱，但慈善与扶贫毕竟不是一码事。

这一模式最大的问题是缺少对成本收益的计算。数十名师生的劳动成本如何衡量？依靠志愿服务又能解决多少贫困问题？这种方式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他们显然缺少理性的考量。无独有偶，这几年叫得很响的云南河边村扶贫案例，也是农大师生们的运作。而三年过去，这一计划的主持人李小云教授有所反思。他认识到，要想通过这种方式可持续地扶持一个深度贫困村是很困难的，要把深陷贫困陷阱的群体带上发展之路则更为艰难。这样看来，尽管报道中的案例确实解决了一个村庄的贫困问题，但对此类所谓模式的效果恐怕不宜作过分的解读。

近几年的扶贫工作中，弥漫着一股浪漫主义情绪。公共领域中浪漫主义的特点是，常常忽略对成本与收益的理性算计，缺少对工作或政策的长远考虑，往往以小范围的成功推测全局性政策的有效性。上面的故事即是一个典型。如果说一些大学师生的志愿活动即便没有太大推动作用，但总还可以看作扶贫工作的一种有益补充，那么一些地方政府拿着财政资金大行慷慨之举，恐怕就很值得商榷了。

比如，某县政府为完成上级部署的发展集体经济的要求，用财政资金搞了几个公司，每年用公司收益给贫困村发放分红。我们调查发现，一路跑冒滴漏下来，农民真正拿到的钱恐怕还不如财政投入本金的存款利息多。还有一个地方，给贫困村拨付一定数量的资金，但限制其用途。村支书对我们说：“挣钱的生意上头不让做，让做的事情不赚钱，几年的拨款都还趴在账上。”这样的例子为数很多，无从备列。

资金浪费只是一个表象，其背后是一些地方政府的浪漫主义行为。这种行为集中表现为不计成本、急功近利，与中央强调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理念背道而驰。依靠如此方式，恐怕是很难取得脱贫攻坚战最终胜利的。

迄今为止，全世界的脱贫主要是依靠发展性脱贫，即随着某一国家或区域整体性的发展，而相应带来的贫困人口减少。曾经有学者指出，中国是全世界发展性脱贫做得最好的国家之一。但发展性脱贫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发展过程中谁能富裕起来带有随机性，这种随机性还可能会放大既有的贫富差距。中国当然也不例外。中央现在部署的脱贫攻坚就是希望打破这一逻辑，即通过精准化的政策瞄准，主动将国家的发展成就和发展机会向贫困者开放，将他们纳入国家发展的轨道。

扶贫之道，关键在于农民走出去，市场引进来。之所以这么说，首先是因为中国的大部分贫困人口生活在农村、职业是农民，这与发达国家情况很不一样——他们的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城市。从结构性角度看，除了部分残障人士外，大部分贫困人口致贫的主要原因是劳动力不能与其他的生产要素实现有效结合，直接表现为就业的严重不充分。传统小农一年实际工作不足50个工日，如果其收入能够与一年工作超过300个工日的城市工作群体相比肩，那才是咄咄怪事。在传统条件下，土地、资本、劳动力间的配置不均衡，农民不可能在小块土地上摆脱贫困。城镇化为大量人口的脱贫提供了最重要的机会，农民进入城市实际是劳动力在市场引导下从低效率向高效率移动。效率提升带来收入提升，这就触及了脱贫的本质意涵。

而市场引进来，就是在具有独特禀赋的地区，通过资本的力量将市场引入到农民的家门口。笔者近期在陕西调查，发现兵马俑景区已经发育为一个成规模的小镇，而且这里已经与世界市场接轨；由此向北100公里的照金革命老区，通过挖掘红色文化资源建设的新镇区也初具规模。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要真正形成市场效应，除了特定资源禀赋，一定规模的资本投入也是必要条件，小打小闹基本是瞎折腾。

打赢脱贫攻坚战，地方政府需在推进高质量城镇化和打造区域性市场方面多下功夫。除此之外，再无其他诀窍。由着浪漫主义的性子，短期看似有成效，是因为很多问题在当前大规模投资的浪潮下可能被掩盖，然而大潮退却后终究会现出原形。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