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全球金融治理新格局：多极化互联合作，寻找更好的促进增长工具

3月23日，以“坚持扩大开放，促进合作共赢”为主题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在北京举行。全球金融架构如何重塑，成为国内外金融界人士热议话题。

从全球范围来看，金融体系在宏观和微观层面都面临着重重挑战。比如，全球视角来看，多极化时代，各国如何合作共赢，共同建立有效的金融治理框架；再比如，从具体国家政策来看，传统货币、财政政策对增长的促进作用越来越有限，找到新的促进增长的工具，正成为各国面临的新挑战。

G20全球金融治理专家团主席尚达曼在会上表示，从全球来看，目前我们面临着发展、气候变化、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三大挑战。

第一大挑战是发展。尚达曼认为，这也是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特别是对全球人口最多的一部分国家而言。“发展中世界15岁以下的年轻人达到11亿，这一数字差不多是中国年轻人比例最高的高峰时期年轻人口数量的3倍。这些人需要工作，需要机会。他们还有希望，还有梦想。”尚达曼表示，如果我们不能让他们实现他们的希望或者梦想，后果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后果，也不仅仅是在劳动力市场的后果，会远远大于经济的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尚达曼称，与中国30年前的情况相比，这些年轻人面临的环境已经发生了两个根本变化：第一，自动化和新技术，减少了这些发展中国家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机会窗口。这个窗口并没有完全关闭，但是这个窗口大大缩小；第二，这些年轻人的基础教育薄弱，而30年前中国其实基础教育水平已经比较高，进入高等教育是一个自然过程。

来自金融领域的挑战也是与会者热议的话题。“今天我们没有成熟的机制，来帮助这些发展中国或者是发达国家，在没有太大金融风险的情况实现增长。”尚达曼认为，过去三四十年有一些国家认为，只要国际金融体系进一步开放，资本自然会从高处流向低处，提升他们的生产力，实现增长。但是，情况发生变化了。

“今天，你的账户赤字只达到GDP的2%，市场就会惩罚你。”尚达曼认为，我们还缺乏一个全球金融的安全网或者保障系统，特别是当一些贫困国家一旦出现危机时，需要有一个金融保障体系。

“我们现在面临着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浪潮，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机制，确保全球治理本身能够自我完善、自我改革，来应对未来的挑战。做到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也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前IMF全球副总裁朱民在会上表示，这需要各个国家、各行各业参与进来，共同重塑全球新的经济金融治理框架体系。在朱民看来，当今世界更加互联互通，而且多极化，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要合作。

“现在的世界，事实上更是进入到了一个紧密到无法相互脱钩的状态。”朱民认为，国家之间经济上想实现脱钩，现在几乎不可能。

而且，目前多极化的世界对过去传统的全球治理格局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这意味着不能靠一个国家来制定规则。“这要求我们要进一步超前发展，寻求一种以系统性方式提出的政策建议。”朱民表示，G20集团应该成为一个有强领导力的组织。

当前市场上存在部分担忧，无论是以财政还是货币政策来帮助经济进一步增长，在美国、欧盟等可以看到一些迹象显示，这样做的效果已经比较接近尾声的阶段。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经济出现放缓，我们还有什么样的手段来帮助缓解经济放缓的局势？”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毕明建在会上对国际金融监管人士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对此，尚达曼回应称，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找到真正的答案。目前的货币政策主要是关注当下发生的事情，因为这是当下的一个周期。而现实是，周期总会结束，结束之后新的周期又开始。

“我们一直只针对当下的情况来抓药，来采取措施的话，就会出现这样一种危险。也就是当这个周期结束之后，可能有一些经济体当中的经济速度会下降，但是那时候的弹药已经不够了。”尚达曼说，所以货币政策的制定，要从贯穿整个经济周期的角度来考量，不仅仅着眼当下，还要考虑到未来。要想一想周期结束之后会发生什么，下一个周期又会发生什么，这是现在政策制定当中缺乏的内容。

摩根大通国际董事长雅各布·弗罗兰克尔也表示，在过去这些年中一些主要的政策工具已经都用过了，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特点。

“央行可能没有什么新的武器弹药了，没有新的工具，因为它们的利率已经接近零了。所以，当再次出现经济放缓的时候，它们没有太大的政策工具了。”雅各布认为，我们目前所能做的有两个方面：

第一，尽可能延缓下一次危机的到来。“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意味着政策要有未来得预见性。因为不确定性永远是我们面临的威胁，但是如果政策能降低这种不确定性，就非常重要。”

第二，不要只关注常规的宏观经济政策措施。因为传统工具现在作用有限，需要采取一些促进增长的政策，把蛋糕做大，包括结构性改革，包括创新，包括促进金融体系更加灵活、劳动力市场更加灵活等等。

“这方面没有捷径可走。”雅各布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