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1992：股市燥热仲夏夜

（图片来源：全景视觉）

凌志军/文

一

张也的甜美歌喉中荡漾着的那个“新时代”，可以说是从股票市场的跌宕和康柏华所经受的磨难开始的。康柏华这个倒霉的上海男人，在股票市场上亏损6500元以后，连续15天陷入苦闷悔恨的精神炼狱中，唉声叹气，神情恍惚，要么不说话，要么说些叫人听不懂的话，终于不能自拔，在199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二悬梁自尽，于是成了次日报纸新闻版上让人伤感的故事。

从这以后直到6月9日，党的领导人反复阐述的“社会主义”，跟1989年、1990年和1991年的那个“社会主义”已有很大不同。“意识形态第一”的观念以及种种道德的感召，都烟消云散，埋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追名逐利的欲望，一下子爆发出来。媒体一如既往地大吹大擂，只不过现在不再说毛泽东时代的人们如何高尚，而是一再证明金钱对人的激励作用乃是道德不能替代的。湖北省有个县委书记名叫何亚斌，在自己名片的背面印上当地的主要产品：“茶叶、烟叶、木材、黄磷、电石、乙炔炭黑”，还有“优质高品位风化磷矿12亿吨”和“古海生物化石”。

四川有个名叫张宇林的人，常给党报写评论，这一次他写道：“谁来重奖邓小平？”北京的李谷一跑到河南一座小城南阳去打官司，说《声屏周报》和一个名叫汤生午的记者侵害了她的名誉权，必须拿18000元来赔偿。像康柏华那样的普通人，既没有成就，也没有名誉，只有梦想在燃烧，于是买卖股票成了他们改变命运的最重要的机会。报纸用了很多叫人丧胆的词汇描述康柏华之死：“血的事实”、“血祭”、“新中国大陆股市第一位殉难者”。奇怪的是，人们并不为所动，《投资者》杂志还公布了一对夫妻的私房话：

“明天再跌怎么办？”

“既然是市场，价格总会有升有跌的。”

“好，听你的。把电视打开吧，看看《开心今宵夜》。”

这杂志的主编还嫌不够，又怂恿他的读者：“其人其事，其情其景，会激发您奋勇投入其中，还是畏而退避三舍？选择吧！”这可不是林子祥和叶倩文唱的“我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里面没有浪漫，没有似水的柔情，只有纯粹的利益角逐，但是它照样可以驱使人们把巨大的情感投入其中。

那个夏天，在股票市场上选择勇往直前的大约有150万人，和全中国12亿人比较，还不多，但这些人已经把上海和深圳这两座城市搅得天翻地覆。股票市场上一夜暴富的机会的确比现在多，一个穷困潦倒的上海人炒股成了“杨百万”的故事，借助于报纸、电视台和普通人的嘴，广为传播。“大款”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词，但那时候人们说起这些人，只是在说一个遥远的故事，与己无关。现在不同了，人们谈论富人时，眼睛里全都闪烁着艳羡的光芒，一点也不掩饰自己内心的欲望。

二

让老百姓从腰包里往外掏钱这样的事，伟大人物的号召或者专家的怂恿是很难奏效的，但若仅从时间的先后上看，邓小平南方视察与这年夏天的股市波澜的确存在着某种因果联系。1月19日，邓小平到达深圳的那个早上，上海贴出海报，宣布“股票认购证”开始发行，所有银行、信用社和证券公司的门前都卖，可是没有人理睬。看到报纸上刊登的大幅广告——“一次购买，全年使用”，人们说，“报纸这样卖力推销，肯定不是好东西。”一个老太太70岁了，眼睛一花，把股票认购证当成存款单买回家，花了3 000元，受尽儿子和媳妇的奚落。再早几年，深圳第一个公开发行的股票“深发展”上市的时候，也是无人问津，不得不由政府官员带头购买，其情形有如他们在危难时刻高喊“共产党员跟我上”。看来深圳市的领导人抓住了一个有决定意义的机会。他们对邓小平说了这件事，邓小平说：“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好了放开，错了纠正。”这话看似中立，实则有极大的煽动性，不然，田纪云也不会在几天后到证交所视察时开口就说“股票是个好东西！”深圳也不会在邓小平刚刚离开，就把说了好几个月的“新股上市”付诸行动。

1992年2月28日，深圳股市第一次进入国际市场，从这天起，全球150个国家和地区都可以同步看到这里的股市行情。那时候中国还没有证监委，刘鸿儒只是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已经在证交所里投入他的激情和智慧。上午9时，他侧耳倾听深圳证券交易所开市的钟声，眼看着蓝色电子显示屏上出现海外投资者的第一次叫价，激动不已，可惜没有成交。大家不甘心，等啊等，心急火燎，过了48分钟，第一笔终于成交了——南玻A股2 000股，很小的一笔交易，但震耳的喝彩声还是在他周围响起来。“今天是深圳股市走向世界的第一天，”他对身边的记者说，“给我们拍张照片留做纪念吧！”大家拥过去合影，有十几个人，都是笑逐颜开。那时候像他们这样激动的人并不多，大多数人站在旁边看着，纷纷说：“这些人不是有病吧？”

可是春天还没过去，就没有人再说那些热衷于股票的人“有病”了。人心已然大变。大家知道了康柏华之死，反倒是责备多于同情。有个人说：“今天来一个自缢，明天来一个服毒，不把正常的股市给坑了？”大多数人没有这么冷酷，但也一致同意康柏华的心理过于脆弱，这是发财路上的大忌。是啊，他已经忍受了15天啦，假如他不是寻了短见，而是咬紧牙关硬挺着，再过9天，到5月21日，股市就会一飞冲天，他也就梦想成真了。

三

上海和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开创之初，全都在艰难中挣扎，巴望着解开身上的约束，这是1991年的事。到了1992年5月中旬，情况并没有好多少。政府还控制着股票价格，所有股票都戴着一顶“最高涨幅”的帽子。也有人说，这不是“帽子”，而是一个“潘多拉的盒子”。5月21日，“盒子”终于打开了，上海证交所的股票价格全面放开。这一天对于上海的价值，犹如2月28日对于深圳。这意味着政府对股票价格不再横加干预，听由股民哄抬或者打压。消息提前16个小时传出，好像一阵风吹过这座城市，把持续了好几个月的沉闷气息吹散了。市民亢奋起来，从每一个角落涌出，汇聚到证券公司。股市已经收盘，但这依然不能阻止人群的膨胀。毫无疑问，明天是个好日子，无论天气还是人气，都是如此。午夜时分，人群没有散去的征兆，只等着太阳升起的时候股票大涨。一个记者到处跑了一圈，回来趴在灯下，挥笔写了一句：“上海有几万人正在街头熬过长夜。”四川中路的海通证券公司门口，一个花甲老人向人群发表演说：“这回该狠狠搏一记了。小阿弟们，机会错过不会再来了！我年轻的时候白相股票，常常是三日两头不吃饭的。”全城30家证券交易点门口，这时候都已人山人海，有人干脆扛来躺椅。发表演讲的，朗读报纸的，扎堆儿交流经验教训的，一片沸腾。一位老者牵着三尺女童路过这里，自语道：“真像‘文化大革命’。”女童仰望爷爷，好奇地问：“什么叫‘文化大革命’？”

是有点像“文革”，不过只是形似，若说其中神韵，完全是两回事。20世纪60年代，中国人心中只有一个“与人奋斗”的念头，现在则充满了发财的欲望。有人连夜驱车跑到杭州，把180公里的沪杭公路弄得通宵车水马龙。那时候只有杭州能异地委托买卖上海股票，这些人深夜赶路，显然不是为了去看西子湖畔的桃红柳绿，而是为了追赶次日第一时间的股票交易。到达杭州的时候已是黎明，朦胧晓色中，却见浙江省证券公司门前早有一条由人排成的长龙。这座秀丽恬静的城市现在也和上海一样，躁动地等待着这个朝霞满天的早晨。

开盘后的气氛果然不同凡响。摆脱了控制的股票价格，就像摆脱了约束的人心世情，扶摇直上。新股老股携手并进，两天涨了134%。到那个星期五收市的时候，上海股市出现诞生以来的第一个奇观：面值100元的“豫园股票”以10 009元收盘。西方世界有个股市奇迹，说的是微软公司股票从这时起，10年涨了33倍。可这“奇迹”哪里比得上当日小小“豫园”——5天涨了100倍再加9元！

送走春天，迎来夏天。上海股民的大家庭里每天增加1万人，有30万人了，大家全都像过年一样快乐，但是当初给股票价格摘“帽子”的那些官员现在胆怯了。他们在出奇制胜以后，不肯乘胜前进，反而忧心忡忡起来。人们后来都说这些官员昏庸无能，其实这是过于苛求。让政府官员领导股票，本来就是勉为其难。20世纪50年代初共产党取缔股票市场的时候，他们中大多数不是没有出生，就是还在襁褓中。他们的股票知识，并不比茅盾《子夜》的读者更多。他们被那“潘多拉盒子”里面跑出来的“疯狂”、“嫉妒”和“罪恶”吓坏了，正在想办法把它们塞回去。

6月1日，上海证交所率领它的二十多家会员，浩浩荡荡开进文化广场。这广场其实是个大剧场，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没有座位，空空荡荡。政府叫股民们都到这里来，告诉他们，股民太多了，而股市委托代理点太少，实在挤不下，所以才在这里开辟新的交易柜台。这想法不错，但是官员们却又自作聪明，要所有柜台只挂“委托卖出”的招牌。换句话说，这叫“只许卖不许买”。9点刚到，广场上已是人山人海。大多数人一看就觉得苗头不对：政府只许“做空”，这股价还有不跌的？人人心中乱成一团，广场秩序就更乱了。大家前拥后挤，全都喊着要卖，还不到30分钟，就把隔离栏杆冲得七零八落。几个官员赶到现场，一看大势不好，赶快宣布暂停营业。那时候政府就是这样来“领导”股市的，也没有人说他们瞎指挥。什么“政策面”、“基本面”一类的说法，也是好几年以后才由股评家的专业术语变做老百姓的口头禅。

四

文化广场这一暂停就是7天，等到再次开门的时候，至少有8个柜台可以“小额买入”了。以后两个月，广场的委托柜台慢慢多起来。到了这时，谁都看懂了，政府的办法虽然雷厉风行，其实也是有一搭没一搭，既不肯让股票暴涨也不肯让股票暴跌。于是人心稍定，都说这广场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证券大集”，也不再争相抛售。不过，最惊心动魄的“证券大集”已经南下，转移到深圳去了。

《投资者》杂志如此这般地描述当时的深圳：“沸腾了，整个城市在股票的旺火热浪之中。”8月的第一周，上海人挥手告别文化广场，匆匆赶来这里，租下闹市中心上海宾馆的整整一层楼；另有一群北京人，在帝豪酒店安营扎寨；另有一群黑龙江人、辽宁人和吉林人，他们驻扎的天池宾馆，距离证券公司只有几步。几个小时的工夫，这些人就把深圳街头所有带“股”字的书全都买光了。他们通晓“移动平均线”、“RSI”、“M顶”、“W底”这些术语，就像蝗虫席卷一片正在生长的麦田，有些人还手持一台小型股票行情显示器，或者一部装置股市技术分析软件的电脑，那时候这些都是新鲜玩意儿，所以当他们得意洋洋地宣告“股民不出门，全知股价情”时，别人都挺羡慕。

可是说归说，实际的情形却又两样：那几天是没有人能够“不出门”的。全城21个证券营业所，个个门前人山人海。人们排着队，昼夜不散，但最引人注目的东西却不是人，而是人群中的一张纸。它一次又一次地传到每人手中，又由后来者接过去，纸上密密地写着人名。其实，人的名字也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每个人名前边的序号。这种把人编成号码的办法乃是百姓自发创造，并由众人选举的“龙头”付诸实行。按照规定，“龙头”每隔两小时点名一次——不是叫人名，只是叫序号，比如“365号”，或者“563号”，闻者立即答“到”，无论昼夜，不得间断，倘若两声之后没有“到”的回应，“龙头”当即将该号码连同人名一并划去。

当时20岁以上的中国人，全都经历过“排队的年代”。20世纪70年代以前他们缺粮食、缺棉花、缺钢铁、缺煤、缺电，夏天缺西瓜，冬天缺青菜，一年四季都缺豆腐粉丝花生油。80年代他们不缺吃的了，可是缺彩电冰箱洗衣机……紧缺的感受让他们在购买商品时既疯狂又有耐心，既有激情又有韧性，也让人人精通了排队的艺术。现在，他们要用这种精神和这种艺术去抢购新的短缺商品——股票认购券。“有了认购券，就是有了钱啊！”排队的人们把这话连同号码一起传递着，以为发财的时刻就要到来。他们想破脑袋也不会想到，在前边等着他们的除了那些新股之外还有什么。

五

1992年，新股发行的数量早已确定，但怎么卖出去却让政府颇费踌躇。新股票只有几种，而想要买的人却有150万，不用说，这是“狼多肉少”的局面。一群官员组成的证券市场领导小组煞费苦心，弄出四个办法，让《金融早报》公布出去，由民众讨论。谁都知道这种讨论不会有结果。政府本想平衡各方利益，可是股民想要赚钱，证券发行商想从中渔利，银行职工想着“近水楼台先得月”，连警察也想乘机捞一票。就这样扯了两个月，还是不能平衡。问题回到领导小组。这导致领导小组犯了一个错误：把1991年的老办法捡回来再用，其核心环节是发售“新股抽签表”。简单地说，你要想买到新股票，就要参加抽签；要想参加抽签，就要买到“新股认购表”；要想买到“认购表”，须得手持身份证到指定的地点去排队。一个证买10张表，10张表中1个签。

8月7日，此令颁布。股票市场还没涨，进入深圳的车船票价先涨了：原来25元的现在100元，原来30元的现在200元。进出深圳的绿色通道，有进无出。有边防证的人理直气壮地向前挤，来自河南驻马店的吕庆才没有证，踌躇再三，忽听武警一声喝：“是去买股票的吧？证丢了？给100元钱弟兄们吃个饭就行啦。”他知道不放下买路钱是过不去了，就说，“20吧，不都是咱们国家的土地嘛。”“最少80，”两个兵娃说，“要不别想过。”

深圳大街上，人越来越多，宣传车到处跑，高音喇叭的声音也越来越大，男女老少排成的队伍浩浩荡荡，有如神龙不见首尾。走在街上的人看到队伍，便站进去，站着的人看见有人进来，便赶紧宣布纪律。紧张的气氛弥漫在队伍上空，令所有人既浮躁，又规矩。一个记者观察了一个下午，到傍晚终于得出结论：全城21个窗口，每个窗口至少排着两万人，“四十多万人保持着安分守己的场面。一切都显得虔诚、公平而又严肃，令人感动。”

他还没有算上这些人背后的那些人呢。根据《牛熊大搏杀》这本书里的记载，排队的人大都肩负着亲朋的希望。一张车票带过来的不是一个人，因为他一下车就会直奔邮局，那里有一个庞大的“军团”在等他。“瞧吧，这大包小包都是身份证，”一个年轻的邮差说，“我们这邮局快成伊拉克港口了，每天有几百个包裹朝我们这里狂轰滥炸。”一位从北京来的记者看到一袋装满身份证的包裹，有175公斤，不禁惊呆了。

“我们称过的。”邮政小姐说，“800个身份证一公斤，你算算吧，这一包有多少个。”

六

夜幕降临，人们开始疲倦，开始饥饿，有人要去小便，有人希望能坐在地上休息片刻。送饭送水的来了，还有送座椅送凉席的，有人试图换换班，队伍开始骚动，点名声越来越频繁，喊“到”声越来越无力，争吵声越来越高亢。有人急中生智，拿来绳子，让男男女女全都紧紧抓住绳子甚至将绳子绕在手腕上，就如狂风暴雨中紧握着一条生命线。一种出自人之本能的欲望、执著和坚忍不拔，在午夜的空气中凝聚，安全感却在一点点地消失。这时候，离“抽签表”的发售还有40个小时呢。

8月8日中午，街头聚众已超过80万人。疲倦和焦躁的人们终于熬不住紧张的气氛。像排队者的组织一样，冲击者也组织起来，瞄着前面的位置发起攻击。队伍外面的人们掐指一算，一共才卖500万张表啊！这意味着排在后面的人根本买不到，于是全都加入了冲击者的行列。排队的人严守自己的位置，就像守着自己的财产和生命。蓝天下，骄阳中，卷过来，卷过去，人们像潮水一样翻滚着。绳子早就丢了，即使没丢也没有人去抓了，能依靠的东西只有自己的身体了。人们挽起手臂，抱紧腰肢，没有了年龄和性别，没有了羞涩和陌生，也没有了爱和恨，几十万人就这样连成一体，被欲望、激情、烦躁、恐惧和令人窒息的汗臭包围着。很多人已经20个小时滴水不沾，粒米不进，男人的叫骂，女人的抽泣，孩子的呼号，老人的喘息……这情景原本是预告大难临头的，可是无人退缩。那些素不相识的人们还在相互勉励呢：“坚持就是胜利！”

七

政府预感要出事，于是提前派出警察，接着军队也出动了。中午12点，军警迈着整齐的步伐，一路小跑开进来，手里拿着警棍，组成一道人墙，把冲击者赶到外面去。队伍里的人摇摇晃晃地站稳脚跟，恢复了自信，可是喘息未定就发现有了新的麻烦：他们的后援团都被赶走了，白天不能送饭，晚上不能送衣，烈日下不能送水，暴雨中不能撑伞，只把一大堆身份证留下来让他们背着。然而还有更加令人难忍的事情：谁要是离开队伍去一趟厕所，就再也别想回来！一个男人说了一句“管天管地，还管我拉屎放屁”，就去了厕所。警察的确管不着他“拉屎放屁”，却拒绝他再回到队伍中。因为去了一趟厕所就丢掉位置的人肯定不止这一个，但大多数人终于坚持到晚上，借助夜幕的掩护，再加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人们就在饭盒和报纸里拉屎，在矿泉水瓶里撒尿。有的人找不到这些东西，就往地上一蹲。然后，天亮了，太阳出来了，温度无情地升高，受尽折磨的人群平添新的折磨。一个在现场感受到这种折磨的记者说：“整个深圳的味道都变了。”

然而人们还在不断涌过来，到了这天太阳落下去的时候，小城的街道上，已经站着100万人。

8月9日清晨，大多数人已经坚持了48小时，早已精疲力竭。曙光又一次出来了，泼在身上，那么毒辣，让人头晕目眩，可是人们全都打起精神，揉揉眼睛，眺望一个方向。一辆辆运钞车开过来，车上装着“认购表”，还有手持长抢、头戴钢盔的武装警察守卫。照往常的情景，这会让人们安静下来，但是今天不行了。出售表格的窗口打开的那个瞬间，前边人声鼎沸，后面蜂拥向前，万众一心，人群一浪高过一浪。

那些小窗口，就像滔滔海浪中的一叶小舟，风雨飘摇。一个记者赶到红岭路去采访，看到一个女人大喊大叫冲进去，“就像疯了一样，随即被更加疯狂的人群淹没了”。无数只疯狂的脚踩着这女人的身体向前冲，还好，还有没疯的人。几个警察冲进去，把她从人们的脚下拉出来。他正在替这女人庆幸，一抬头，看见“那些买到了表的人正在冲出来，一位男子一头跌在树荫下，呕吐不止”，显然是一天没吃没喝，所以只是哇哇干号，什么也吐不出来，通红的脸憋得惨白。又一个小伙子冲了出来，又叫又笑，仰天灌下三瓶水，颓然靠在路边果皮箱上，手上拿着一小叠表，呆呆地看着继续向前的人群，良久不动，就像傻了一样。“人人都忘了什么是人格、道德和自尊了，”这记者形容当时的情形，“这一天的深圳，除了表格，好像什么都不存在了。”一个年轻的女人，王文军，航天部住在这里的一个职员，和10个同事一起从人群中逃出，回到办公室里，身心俱疲。三天前，这些人每人一条绳子，把五六十个身份证和一大捆纸币绑在身上，拼着性命挤到现在，大家来不及倾吐满腔苦水，开始清点战果。王文军没有料到，十几个姐妹只有她一人买到10张表，其余都是空手而归。大家解开衣襟，从贴着前胸的地方拿出身份证和钱，全都渗透汗水——就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一张一张揭开，擦干，面面相觑，突然哇哇大哭。

售表窗口里的气氛并不比外面轻松。空调大开着，还是很闷，递进来的钱全都湿透了，点钞机失灵了，营业员不得不把纸币一张张摊在桌上，用卫生纸擦干。自从拆开箱子清点认购表的数量开始，大家都在拼命忍着内心的激动，一边卖一边左顾右盼，频频观察别人的脸色和举动。监督人员倒是寸步不离，可也都是心不在焉的。人人心怀鬼胎。“因为每个人都有大把的身份证锁在抽屉里，几万几十万的私人现金也早早放进自己的金库了。”一个营业员后来坦白说：“我们职工都心照不宣，按兵不动。”眼见那几个监督人员提进几个黑皮包来，制服庄严，神态肃穆。经理胆子小，又和这些人素不相识，但却看出那些手提箱里装的全是现钞。一阵短暂的沉默，一个家伙不再肃穆，笑一笑，提上一个黑色公文箱。这边一大堆人霍然起身，他们等的就是有人开头。“你敢我们还不敢？”于是个个转身，拿出一把身份证和一捆钱，谁都怕自己拿少了，转眼间表格就被席卷一空。新聘来的外地保安员只买到150张，是最少的。分完了表，女人们有些害怕，男人们商量对策。经理给大家打气：“哪个点上没私分？查谁？”于是大家心里稍安，捂着包走出来。外面还有挤成一堆的人群，一阵被蒸发起来的腐臭味扑鼻而来，像在地狱一般。“看着这些男男女女，我打心眼里可怜他们。我捂着包，揪着一个同事，打的士回家了。”

卖表格的人都跑了，买表格的人还被蒙在鼓里。后面的人更猛烈地往前涌，前面的人更猛烈地往外涌，如同海浪撞击着岩石，让人恐惧。现在轮到警察疯狂了。喊叫、咒骂甚至拳头都没有用，情急中挥舞着警棍。一个河南口音冲着警棍高叫：“这儿也是共产党啊！怎么敢这么无法无天哪！老百姓不是人哪！”一个香港人看到这场面，先是笑：“中国人有这么高的投资热情啊！”接着就哭了：“怎么能用皮带去对付这些热情的投资者呢？”记者们把照相机镜头从人群移到警察身上。“不动手这场面怎么收拾呀，老天！”一个警察赶紧解释，“我嗓子都喊哑了，衣服湿透了，没有用啊！人那么多那么疯狂，简直像一群野牛。”闹市中心那些豪华商店的老板们，现在全都抱怨那些外地来的男女：“这些混蛋，以为深圳遍地是黄金啦。”说实在的，要说这些人有什么过错，充其量不过如此。

正午时分，大街上疯狂的人群忽然不动了，张口结舌地望着前边。他们看到了窗口上挂出的牌子：“表已售完”。有几秒钟，周围像死一般静。接着爆发出一阵绝望的喊声：“完了。”“完了。”“这才三个小时啊，怎么五百万张表就卖完了?”

有些人走了，更多的人还在坚持。又过了一天，10日，太阳又升起来了，人群中的绝望已经变成哀叹。满街还是人，可毕竟比昨天少多了。不过，留下来的都是些最愤怒也最坚强的人。人们正在传看当天的《深圳特区报》，一条消息说“本次五百万张新股抽签表9日发售完毕”，还说“此次发售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可记者们私下不是这样议论的。那天晚上，一个记者，抽着一根香烟，半天说了一句话：“深圳，早该发生点什么了。”

民情本来已经到了自1989年以来最危险的时候，因此街头的人群很容易听信手段巧妙者的煽动。不过，说实话，当时最大的煽动者不是别人，正是在政府指导下出版的报纸。本来“认购券”这东西就不可避免地有其不够公平之处，后来又出人意料地突然告罄，这就更加让人怀疑其中有弊。很明显，这时候最尖锐的问题已经不是“认购券”，而是老百姓的不满，他们感到政府及其属下的一帮官员与警察串通起来欺骗了他们，就连他们曾经信任的记者也在撒谎。混乱因此而发生。

在1992年的8月，人们全都忙着计算有多少“认购表”被私分，而对于造成这场混乱的理由，却忘记去追究了。表面看来，是政府考虑不周导致官吏弄权谋私，继而引发百姓的愤怒，造成劫难。实则却是因为一个最深沉的变化已经发生，无论是官员还是百姓，“主义”的力量已无法继续主宰他们的精神世界，取而代之的是“一夜暴富的梦想”。

《开放中国：改革的40年记忆》—— 我们希望能深入考察改革开放40年间的这段历史，记录盛与衰，权衡利与弊，评议长与短，分析得与失。我们希望做坚定的守望者，透过被风雨剥蚀的历史，把那些实实在在的知觉与痛觉聚集在一起。我们希望通过自己讲述的历史，探寻那些隐藏在表象之下的变革力量，学习并继承变革者的智慧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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