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域外的中华文化造梦者

金庸:域外的中华文化造梦者
2018年11月03日 00:52 华夏时报

  金庸:域外的中华文化造梦者

  ■徐瑾

  无论评价高低,金庸小说事实上已是中国文化的域外传薪者;其武侠世界,堪称对中华文明最惬意的想象世界。

  那么,为什么是香港,成就了金庸?为什么武侠热已经过去多时,我们还是如此沉浸其中?享年94岁的金庸,以一支笔,在香港一隅,重建了一个梦幻般的武侠世界,而这或许正是华人世界最大的文化共同体。

  未竟的外交官

  金庸有多重身份,一个是写武侠小说的金庸大侠,恣意书写着快意恩仇的江湖世界;一个是成功的报人或者说企业家查良镛,步步为营地在政治商业之间精确平衡。两个身份之间重叠紧张,共同构成了金庸的人生底色,只谈其中一面,断然并非全貌。当然,金庸自己看重的或许还有另一个身份,也是他毕生遗憾最大的学者身份,为此,到耄耋晚年仍旧不惜奔赴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当金庸还叫查良镛的时候,他的家族是中国传统的士绅阶层佼佼者。查姓起源于周代姬姓,海宁查家这一支原籍江西婺源,从明清之际就是望族,康熙曾亲笔题词:“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世人熟知的学者查慎行、诗人穆旦,均出自查家,徐志摩、琼瑶、钱学森与金庸都有亲戚关系。

  查良镛出生的时候,中华民国已经建立12年。那个时代是顾维钧这样人物最耀眼的时代。他此刻的志向也自然而然是成为外交官。查良镛13岁成为流亡学生,从江南来到西南,1944年考入重庆中央政治大学学习外交,一切看起来都是为了外交官在做准备。

  后来,查良镛进入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学习国际法。1947年,当时名重天下的《大公报》招聘翻译,查良镛以第一名入选,这是他从学生时代就很喜欢的一份报纸。1948年,《大公报》香港版复刊,查良镛被临时派往香港。这一去,就是半个多世纪。

  最初几年,查良镛还是没有放弃自己的外交官梦想。在外交部顾问也就是东京审判大法官梅汝璈赏识之下,查良镛一度回到北京,谋求在外交部发展。但很快就梦醒了,他重新回到香港。

  时势造就金庸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香港已经有变化,但离后来东方明珠的地位还有距离。过去的内地人从上海去香港,多少还是带有居高临下的感觉。

  40年代末,拥入香港的人口据统计就有75万人,香港人口在当时就超过了250万人。香港变得更为热闹,为随后六七十年代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新的文化需求也在蠢蠢欲动。在谋生搵食的熙攘人潮中,有各种劳动力需要市民趣味的消遣,也有一群特殊的人群,那就是文化群体,很多来自内地,也被称为“南来文人”,不少栖身报业。

  二者的结合,诞生了有别于传统武侠与公案小说的新派武侠。1952年,太极派和白鹤派爆发门派之争,当时还叫陈文统的梁羽生在比武后数天趁热推出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一举成名。3年后,查良镛在香港《新晚报》连载《书剑恩仇录》——从此,世人知道了金庸。

  50年代末,借助武侠小说创作的成功与积累,查良镛脱离《大公报》,开办《明报》,从此一手以查良镛本名写社论,一手继续以金庸为名写武侠。《明报》兼顾了大众文化与时政新闻,定位在左右之间,在60年代率先报道逃港等新闻,销量稳步上升,鼎盛时期影响中外,也收获了极大商业价值,从资本10万港元起家,90年代上市,市值近9亿港元。

  千古文人侠客梦,金庸与查良镛的合奏如此成功,不仅使得其查良镛名列香港富豪榜,金庸也蜚声海外华人界。

  梦幻的武侠世界

  那么多年过去了,我始终无法忘记少年第一次听到金庸小说时的刺激。

  《射雕英雄传》第一节。牛家村中,郭啸天和杨铁心上一刻还在对酒谈心,立志以岳飞为志向精忠报国,与游侠道士丘处机一见如故;转瞬之间却飞来横祸,异族铁骑呼啸而来,导致两个家族灭门,留下两个孩子作为漫长传奇的线索。

  单这一节,有中国传统小说的写意,意境类似林冲“风雪山神庙”,各种“无巧不成书”的设定更是脱胎于古典话本痕迹,也有西洋小说的写实,埋下的复仇桥段隐然有基督山伯爵的气魄。某种意义上,这种看似中国实则东西结合的模式,是金庸成功的关键。

  新派武侠三大家,世人首推金庸、古龙、梁羽生。梁羽生出道第一,古龙去世最早,倒是金庸始终盛名不衰。如果从人物刻画而言,古龙无疑更得人心,更有西方的戏剧性,从历史文化而言,梁羽生更为中规中矩,颇得中国名士派头,金庸的长处,其实更在于兼容并包。

  梁羽生去世时,我曾撰文点评过3人:梁羽生小说可谓武林世家,翩翩有礼,格调有度;古龙则堪称江湖奇侠,将金庸小说中有所节制的西化与情节发挥到极致,爱之者与憎之者皆众。一般人常以金庸为武林盟主,也并非浪得虚名,但是金庸成为一种文化现象的背后,不仅仅存在于文本本身,更在于金庸文本适应潮流的超凡表现力。曾经拍过电影的金庸其小说本身就具备很好的剧本潜质与触觉,在“金学”长长的食物链上,少不了学院媒体的微言考据、林青霞和翁美玲的如花笑靥、王家卫和张纪中的插科打诨。

  金庸数量对比其他武侠小说家,并不算多:“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但金庸小说流传之广,可以说凡有华人处,必有金庸迷,尤其在各类影视作品迭代演绎之下,金庸作品已经超越金庸本人的定义,成为多数华人的集体梦境。

  金庸以细致雄浑的想象力构建的这个造梦空间,华人读者们自可以各需所需,家国情怀、儿女情长、侠义忠奸,都被编织于从蒙古草原到燕京风云的历史解读之中,完美地满足了华人读者们的各类心理需求。金庸小说的世界,就是一个华人读者能够拥有的对中华文明最惬意的想象世界。

  金庸迷的构成主体复杂,但从年龄来看,以中青年为主。有意思的是,我之前和上了年纪的一些朋友聊天,他们倒是真诚地表示看不下去金庸小说,因为文字隔膜,也不够精细。这不仅仅反映年龄偏好,更是映衬代际之间的文化差异。对于文化断裂的一两代人而言,金庸小说提供的不仅仅是娱乐,更是现实的教诲,他们对于武侠的认同不仅在于情节人物,更在于精神世界的共鸣,武侠的世界不仅是成人童话的投射,更是历史理想的投射。

  金庸自己曾经谦虚地说,“金学”的说法不敢当,“金学”不值得研究。我过去常常认为金庸小说是通俗小说,其思想文学性无法比拟类似的《魔戒》作品,历史与想象力难以比肩《权力的游戏》等作品,但是越加思考越发现,无论如何评价金庸小说文学价值高低,单从影响而言,作为中国文化的域外传薪者,却是不争的事实。

  武侠小说是成人的童话,但是新派武侠的诞生流行其实与时代也息息相关。在连梦想都丧失的年代,金庸作品的意义也在于重新以想象的美好建构国人的自信。

  好的小说无需说教就完成了道德教诲,披着历史外衣的武侠小说在娱乐之余,其实已经伸张了其道德诉求。金庸曾经总结其小说价值在于“强调是非观念,做人强调要有侠义精神,看到不公平的事情要站出来,同情弱者,见义勇为,不该做的事情不做”。这些价值看起来简单,在特定时代却堪称弥足珍贵的道德教诲。

  边缘的传奇

  从某种意义上讲,金庸生活于香港,精神世界却一直在内地;以为暂时去香港,最终这里却成就了自己的太平绅士传奇。

  香港,成就了金庸与查良镛,在一个别处完成对故国的想象。为什么偏偏是当时的香港?今天看来,对比内地与台湾,香港看起来或许是文化沙漠。不独金庸,国学家钱穆、文人刘以鬯和张爱玲等人也不约而同栖居此间。

  作为边缘的香港,原本是劣势,却因为政治变化,将边缘变为优势,远离了各类运动的中心,保留了一寸空间,无论是经济腾飞还是市民社会,新派武侠还是古典文化,甚至文人报业。当机会重新来临,边缘地带的生机,往往扮演了中心地带的反哺角色。

  香港作为亚洲四小龙崛起的富裕过程,不仅仅对应着企业家查良镛的资本积累,而香港作为多重势力的飞地,也给予了报人查良镛可能的博弈空间。至于小说家金庸,也成就于香港当年的可能性。

  从这个意义来理解香港,那么金庸小说的地位也很清晰了。张爱玲曾经谓香港:“兼有西湖山水的紧凑与青岛的整洁,而又是离本土最近的唐人街。有些古中国的一鳞半爪给保存了下来,唯其近,没有失真,不像海外的唐人街。”

  “一鳞半爪”其实是沧海遗珠的感慨,金庸小说作为这一鳞半爪的衍生产品,也足以慰藉真正的沙漠众生。也正因此,金庸小说中虽然心心念念江南塞外,但核心要素却隐约闪现着香港的投射,无论是郭靖死守襄阳城的意象,还是韦小宝逃遁的“通吃岛”——在时代变迁中,孤岛香港是最后的堡垒,是小资教主张爱玲所谓的边城,香港本土小说家西西所谓的浮城。

  香港的边缘或者“沦落”,成就了金庸的传奇,查良镛收获了完美的人生,而香港却徘徊于命运的路口。金庸的作品在历史中承担的角色,是他意料之外的产物;等到香港回到中心,查良镛随之也达到生命的巅峰。某种意义上,他们的使命也共同走到了终途。急流勇退,一向是金庸推崇的智慧。

  (作者为青年学者、经济人读书会创始人)

责任编辑:张国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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