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新经济成长并不乐观
本报评论员 李靖云
近日IMF下调了对今年德国经济增长的展望预期，将2018年度的经济增长预估从2.5%下降到2.2%，同时提高了对2019年对德国经济的预期，从2.0%提高到2.1%。主要理由是目前欧元区短期实质风险聚集，潜在威胁较多。但是IMF同样认为，短期风险可以克服，长期仍然看好德国经济继续向好。
英国硬退欧，意大利和希腊的债务问题已经成为肥皂剧，欧元区主权债务重估在即，持续不断的贸易保护主义冲击，这些都构成了短期风险。但是问题在于，这些仅仅是短期风险吗？如果放长周期看，过去两年欧盟经济复苏一直伴随着这些风险，未来看欧盟经济能否进一步复苏，这些风险固然要考虑，但是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德国目前是否有策略处理这类风险。
2017年，欧元区经济恢复增长为2.5%，压倒美国，属于2017年全球经济增长超预期的地区。其中德国作为整个欧元区经济的引擎，实际增长率达到2.2%，可以说马力强劲。德国政府连续第四年实现财政盈余，2017年度财政盈余达到384亿欧元，折算GDP，财政盈余率为1.2%。可以说，德国政府完全有能力解决短期风险聚集的问题，但是前提在于德国政府的意愿。
从去年来看，德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于内需驱动，但是更多来自于基础设施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上涨为3.0%，建筑行业投资增长了2.6%。甚至于德国经济学者也认为自1990年两德统一以来，德国出现了第二次基建繁荣。另一个突出的因素则是移民，虽然欧元区因为移民问题而政治分裂，但是移民恰恰是欧元区经济没有快速走向滞胀的重要原因。数据显示，正是因为地中海地区的移民涌入，2013年欧洲15-44岁人口的增速在2013年之后迅速收敛。加之于欧元区经济一体化的继续，东欧劳动力市场的繁荣，德国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增强，经济效率得以改善。甚至于德国企业也开始流行外包模式，工作开始外包给捷克和波兰等国，很大程度上也改善了企业的成本，形成了一部分红利。
但是问题在于这些改善是否能持续，或者这些因素能否被德国乃至整个欧元区认可。从默克尔新政府的组成看，德国新政府面临的问题首先是如何组成，而非如何施政。为了保住目前的执政地位，默克尔让渡了内阁财政部长的位置给社民党。财政部长在德国联邦政府中有着非常特殊的地位，不仅主导着德国联邦政府的财政预算，而且也是唯一拥有一票否决权的内阁部长。目前基民盟和社会党被迫联合组成的红蓝联盟党政府中，分歧其实远大过想象。之前，基民盟朔伊布勒任财长的时代，德国政府一直以财政紧缩，实现财政盈余为目标。这个目标实现得很充分。很多机构都预测德国政府握有如此大的财政盈余，主要是为了预防经济风险。但是更大程度上看，之前德国政府更像是为了财政盈余而财政紧缩，并没有相应的公共投资，以及提升经济潜能的措施出台。目前社会党已经占据了财政部长的位置，按照传统，社会党会增加公共投资，但是掌握了德国经济和议会的基民盟仍然会习惯性的反对。故而IMF建议德国增加公共投入，提升经济潜力，可能已经超过德国政府能力范围。而另外一面，随着整个欧元区反移民越来越坚决，劳动力市场的改善会越来越不可期待。最后很可能是利好因素先于风险消失，还是上演相同的剧本，欧元区所有的经济问题都可以说是短期风险，但是仔细一看都是长期风险，过去没有处理，未来也很难处理。
抛开这些因素之外，另一个让人关心的问题是欧洲的新经济成长并不乐观，互联网，新能源和5G等新技术驱动的新行业，新产业都没有形成规模。甚至于因为出租车司机抗议，法兰克福都没有Uber的存在。虽然新技术新业态会带来很多问题，但是如果没有的话，问题会更多。但是这又是一个长期聚集的风险问题，各方面的保守也导致了新经济很难在德国生长。
过去十年以来，德国是否能够统合欧元区经济已经不再是一个疑问句，而在于德国是否愿意这么做。从过去十年的经验看，德国更愿意从欧元区经济体系中获得好处，而并非想要统合欧元区经济。当然作为现代工业的发源地，德国拥有的品牌优势是欧元区经济代表，不仅是技术的积累，更是品牌的积累，所以欧元区本身仍然可以发挥品牌红利。短期风险其实是长期问题，而长期问题的积聚在长周期以内，虽然不可解，但是仍然不致命。（编辑 祝乃娟）
责任编辑：何凯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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