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资本论》作者：高累进税收制度是否会卷土重来？|卷土重来_新浪财经

《21世纪资本论》作者：高累进税收制度是否会卷土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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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9日，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个税起征点由每月3500元提高至每月5000元（每年6万元），受到广泛关注。

个税是目前我国仅次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的第三大税种。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各国几乎还没有出现个人所得税。到了战后的20世纪20年代初，税率开始迅速提高，并席卷所有国家。

在全球畅销书《21世纪资本论》作者皮凯蒂的新作《漫长的危机：欧洲的衰退与复兴》中，他讨论了近十年以来，全球范围内金融危机、财富分配、不平等、区域一体化建设、大学教育等问题。读者能清晰地了解过去十年里，这个世界发生了怎样波涛汹涌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又是如何塑造了今天这个世界的。

第一财经经出版机构授权，刊载《漫长的危机：欧洲的衰退与复兴》部分内容。

我们往往想象说，美国是一个对不平等无限度容忍的国家，而法国对平等思想的关注要超过任何国家。其实缪也。实际上，正是美国人最早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推出了高累进制的所得税与遗产税（紧随其后的是英国人），其税率之高不管是在法国还是在德国都从未有过，当然不包括个别短暂的特殊时期。先来看下图，它反映的是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在1900~2015年最高所得税率（就是对最高收入征收的税率）的变化情况。

一个世纪以前，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各国几乎都还没有出现个人所得税。到了战争结束后的20世纪20年代初，税率开始迅速提高，并席卷所有国家。但相比之下，显然美国，随后是英国一直在引领这股潮流。在1930—1980年，美国对最高收入者实施的平均税率是82%，同期法国和德国的最高税率为50%~60%。相对于“一战”之前这已经可以说是一场革命，但与同期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相比只能算是温和的税率。

再看看遗产税的情况，差距要更大。美国和英国在这数十年间对巨额财产实施的遗产税率在70%~80%，而德国和法国在整个20世纪实施的最高遗产税一般在20%~40%。法国目前实施的45%最高遗产税率已经创下了历史新高，但相对于“二战”后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出现的高峰税率还是显得温和得多。

为什么美国会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针对不平等制定如此严厉的政策？原因就在于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美国人对于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现象越来越担心。经过漫长的国会讨论和复杂的程序后，美国宪法修正案最终获得通过，并于1913年首次设立联邦个人所得税，紧接着又于1916年设立了联邦遗产税。

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曾经担任全美经济学家协会主席，如果我们重读一下他1919年在该协会年会上发表的著名讲话就能很清楚地看到，当时美国政府最大的担心是国家正在滑向类似欧洲的不平等体制。费雪并不是一位危险的左翼激进分子，他向自己的同行们解释说，美国的不平等正在日益加剧，财富也在以非民主的方式聚集，很快就要接近欧洲国家的水平，并且已经对国家和谐发展构成了最大威胁。由此他总结到，应该对巨额财产征收重税，比如对第一代继承人征税1/3，对第二代人征收2/3，对第三代人征收100%。后来的税收政策几乎采取了一模一样的做法，因为全新的遗产税最高税率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就跃升到40%，1930—1940年又继续上升到70%~80%。

如果看看德国在1946—1949年出现的情况也很有意思。因为德国当时正处在美国的占领下，税收政策由同盟管制理事会（Allied Control Council）负责制定。该理事会实际上就在美国的控制下，因此也对巨额财产和高收入实施了高税率。另外，日本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这一点从下面两张图中也可以看出来（图中日本的数据出现在其他4个国家的后面）：

在这里我想强调一点，战后美国在占领国推行如此高的税率绝对不是为了“惩罚”德国或日本，因为实际上美国人在本国也实施了完全相同的政策。也许这样的政策在今天看来有些令人惊讶，但当时的美国人确实认为，这恰恰是他们在占领国发挥教化作用的表现，也就是给这两个国家带来新的民主制度和税收制度，帮助它们避免财富过度集中，避免民主制度演变成财阀制度。

日本的遗产税在这方面也很值得一提。它一直保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至少在名义上如此，最近一次是中右翼政府在2015年又将最高税率提高到55%。

如果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当前是否出现了历史回潮的迹象？高累进的税收制度，也就是将近一个世纪前开始的潮流是否会卷土重来？毫无疑问，桑德斯（编者注：2016年美国总统候选人）在初选中取得了不凡的成绩，这反映出面对日益增长的不平等和克林顿与奥巴马之间的虚假政策更替，人们的愤怒情绪正在日益高涨。不过还需要经过大量的政治斗争，才有可能挡住私人资本对政治生活和媒体的逐渐控制，特别是在美国，但也不限于美国。

与20世纪初相比，21世纪初的另一个根本区别在于，国家之间的税收竞争和金融不透明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缺少适当的国际协调，要想恢复高累进制的税率必定困难重重。虽然技术上可行，但在目前情况下，这对于政治艺术和智慧都是极大的考验。

再换一个角度看看如何减少不平等，也就是未来将发挥重要作用的最低工资制度。沿着罗斯福新政的脚步，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设立了联邦最低工资，是当时法国最低工资的3倍。在这方面也出现了自1980年里根当选总统以来的彻底历史回归。

由于联邦最低工资没有设置根据通胀自动调整的指数化制度，所以长期未做调整。克林顿和奥巴马执政期间虽然出现过仅有的几次上调，但根本不足以补偿最低工资购买力数十年来被通胀侵蚀造成的损失。

事实上，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购买力的绝对损失已经超过了1/3，这对于一个处在长期经济增长中的国家而言不是个小数字。现在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桑德斯会提出提高联邦最低工资了。

桑德斯提出的另一个关键议题是免费医疗和免费上大学。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因为教育方面的不平等现象已经在美国达到了闻所未闻的严重地步。从下面这张引自伊曼纽尔·赛斯（Emmanuel Saez）和拉伊·切蒂（Raj Chetty）研究的图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2008~2012年，美国家庭父母收入与子女上大学的概率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性。

图中接近直线的数据呈现几乎从0到100%的走势，从中可以看出，最贫困家庭的孩子上大学的概率刚刚超过20%，而最富裕家庭的孩子上大学的概率则超过90%。这张图反映出一条长期存在的鸿沟：一方面，社会精英和制度受益者总是有着丰富的想象力，不断用能力主义为自己的利益打掩护，但实际上他们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不可否认的优势变化；另一方面，普通民众和大多数人群正在经历着痛苦的现实。另外还要说明一点，那些贫困家庭的孩子虽然最终杀出一条血路后上了大学，但他们所上的大学与富裕家庭的孩子上的并非同样的大学。调查显示，哈佛大学学生家长的平均收入与美国最富有的2%人群的平均收入基本相符。当然有个别学生的父母并不属于这2%最富裕的人群，但他们的数量完全微不足道，而2%最富裕家庭的孩子和这2%的家庭又是那么吻合，以至平均下来好像所有哈佛学生都是随机从这2%家庭中选出来的一样。

这方面的改革阻力也将是巨大的，尤其是来自著名大学和精英人士的阻力，因为他们不想失去对大学录取程序的控制。平等享受教育的斗争毫无疑问是关系到未来的最核心关键之一，哪怕这是因为西班牙和非洲少数族裔占人口的比例越来越大，也更容易动员起来。它的重要性也许还远超税收进步和最低工资的问题，虽然这些不同领域的斗争可以也应该共同推进。

有一点是肯定的，尽管在最近数十年间美国的不平等已经远远高于欧洲，但美国人与平等思想之间的关系比人们一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而且在21世纪还将和20世纪一样继续发生让我们感到惊讶的事情。面对无法忍受的不平等现象，美国在20世纪创造了新的应对手段，也许在将来它还会继续这么做，现在还难以判断它会采用什么形式，但我们可以在展望这些问题的同时做好准备，因为历史绝不会这么快终结。

2016年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