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运动搞了大半个世纪，中国人为什么还在随地吐痰？

卫生运动搞了大半个世纪，中国人为什么还在随地吐痰？

孙行之

在上世纪30年代的南昌，相比普通民众，中学生已经是素质比较高的了。但在曾留学日本、有些洁癖的蒋介石看来，他们依旧是“蓬头散发，有扣子不扣，穿衣服要穿红穿绿，和野蛮人一个样子”。在1934年2月的一次演讲中，他还连带着批评了一般民众，说他们更是 “随便吐痰，到处解手”。在日本学者深町英夫的《教养身体的政治》所引用的民国史料中，到处是“随地吐痰”。

早在那个年代，为了革除诸如“随地吐痰”、“随地大小便”之类恶习，中国就曾发动过一次轰轰烈烈的集体动员。以上述演讲为标志，由蒋介石亲自主导的“新生活运动”，自上而下，席卷全国，把国民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都管了起来。

深町英夫的《教养身体的政治》就是对“新生活运动”的全面论述。这位日本中央大学经济学部教授在书中紧紧抓住“身体美学”这个关键，分析了这场运动的动机、过程以及思想谱系等问题。

《教养身体的政治》
[日]深町英夫著
三联书店2017 年7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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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以后的大半个世纪，中国社会经历了多次卫生动员，可诸如“随地吐痰”这样的习惯至今未能真正革除。最初让深町英夫对“新生活运动”产生好奇的，也正是六七十年间相似场景在中国大地的不断重叠。1994年在哈佛大学留学时，他曾在燕京图书馆看到一本商务印书馆印行的《新生活运动挂图》。这些挂图趣味盎然，充满生活细节，并以端庄的正楷写着“不嫖不赌，不吸烟不喝酒”、“饮食要清洁”等文字，与深町1980年代末到中国旅行时看到的标语很相似，令他恍如隔世。时至今日，人们依然能在世博会前发给上海市民的《上海市民手册》中看到如此细致的生活习惯指导：“发型要朴素大方”“不能把汤盘或碗端起来喝”……

“许多外国人，包括我自己，来到中国时大都会感到彼此间之‘身体观’、‘社会观’的差异。”深町英夫说，当他得知围绕同一个问题，中国早在大半个世纪前就有过如此大规模的运动时，他仿佛看到了“中国近现代史中的一条潜流，甚至是关系到整个中国近代化的本质性问题”。于是，在完成关于“国民党组织形成过程”的博士论文后，他立刻投入到对“新生活运动”的研究。

今天再回过头去看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卫生运动，史学界已经有了更多思考。“从实际效果看，新生活运动是失败的”，这依然是海内外史家的主流观点。但是对运动的积极作用以及失败原因的看法，如今已趋多元。深町英夫在书中尝试给出了自己答案，而中国学者刘文楠在看完这本书之后，首先想要追问的却是：“何为文明？谁的文明观？”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她看来，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的名著《文明的进程》中的一些观点，一直在深町的书里若隐若现，又始终没有得到明确回应，“身体美学如何与文明挂钩，可能是此书最大的盲点”。

孔子曾吐痰吗？

1940年，为了迎接从美国来到云南驻扎的“飞虎队”，蒋介石命令战地服务团专门设立了招待外籍空军总管理处，旨在为飞行员们提供“宾至如归”的服务。但冲突还是在细微处冒出来。队长陈纳德要求厨师为他煮鸡蛋，规定三分钟，端上来的鸡蛋却是生的。再煮一个，鸡蛋又老了。陈纳德问这位厨师，是怎么衡量“三分钟”的？厨师回答：“看太阳。”

《教养身体的政治》中四处可见类似的中西文明观碰撞。更早且受到更激烈冲击的，是那些留过洋的国民党领导人和知识分子。中国人卫生习惯和行为举止上的“不雅”，曾让许多社会精英感到羞愧和担忧。深町英夫认为，这也就是为什么当蒋介石发起运动时，党内各个派系难得地做出了一致选择，就连他最大的竞争对手阎锡山和汪精卫，也明确表示赞同，因为“阎锡山和蒋介石同样地担忧着由于中国人缺乏公共意识而受到列强之压迫的现状”。

“新生活运动”号召民众学习的生活习惯，完全来自西方，这种学习是否成功，在蒋介石眼中直接关乎中国的国家地位。“我们中国何以至今不能和各国平等，也就是我们一般国民的智识道德，不能和人家的国民平等，赶不上他们”，蒋介石曾在一次动员会上如是说。

但当这些标准落到执行层面，矛盾就变得尖锐了。这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运动发起者对“文明”的定义。深町英夫就写到这样一件事情：当蒋介石夏季来到庐山时，“新生活运动”标语贴满牯岭街道，比如“妇女不得袒胸露臂，裸露大腿”“不准当街赤膊”。但庐山的外国女人首先破例，只穿裤衩和胸罩，高坐于藤轿上，让长满汗毛的肢体直接裸露在外，与太阳争光。国内的官太太和小姐们群起仿效，宪兵警察也只好装没看见。“新生活就怕洋人”，这是当时民众的讥讽。

深町英夫希望借此说明，“举止是否美观、是否合乎文明，似乎无法用语言固定下来”。并且， “作为判断举止美观标准的身体观、社会观取决于阶级、民族、国家之间的阶层秩序，即现实力量的差距”。刘文楠持有同样观点。她说，文明标准不是绝对的，而是随着当时社会的价值观和政治权力秩序的变化而变化的。“事实上，我们也曾有过认为粗鲁生活方式更可贵的时代。”

在《教养身体的政治》中，人们对中西文化的选择呈现出耐人寻味的纠结。一方面，“新生活运动”极力主张西方的生活方式，摈弃中国人的行为习惯；但另一方面，他们又试图回到中国古代经典，寻求某种“正统性”的支撑。蒋介石就曾在《新生活运动纲要》中阐述源于《管子》的“礼义廉耻”。他认为，中国5000年的文化“本极高尚”，时下粗野鄙陋的状态全是因为丧失了“礼义廉耻”。在民间，江苏一位叫曾毅的中学历史老师曾将《新生活须知》的规定与中国经典中的内容一一配对，以证明“孔子主张的生活”与“今日西人所有的合理生活”一样，“是有意义的，是颇文明的”。

在深町英夫看来，这些征引，有“牵强附会、断章取义之嫌”，因为中西、古今的身体观本质上是不同的，这种差异源于各自对人与社会、身体与精神关系的不同看法。他将儒家的“礼”在孔子身上做了一次有趣的推演，提出一个设问：“孔夫子到底是否曾经吐过痰？”当然并没有史料让我们确定孔子是否随地吐痰，但深町认为，至少对孔子来说，“礼”并不意味着不能在公共场所吐痰，而是不能在地位高于自己的人面前吐痰。

能靠文明礼貌吃饭吗？

内忧外患，危机重重，蒋介石却发动了一场看上去琐碎、俗气的“新生活运动”，好像是要在民众生活的鸡蛋里挑骨头。针对蒋介石的决定，胡适就曾发表过一篇文章，批判它的不合时宜。“提倡新生活的人不可忘记，政府的第一责任是叫人民能生活，第二责任是要提高他们的生活力，最后一步才是教他们过新生活。”在胡适看来，在国难之中，即便是要开展政治秀，也不能靠文明礼貌吃饭。

胡适的看法，很大程度被后来的中国大陆历史学界延续，认为这场“不合时宜、有利于掌权者的运动……成果较为有限”。

离开了一定的物质条件，讲求文明的生活习惯，看上去的确很难行得通。比如，如果那位为陈纳德煮鸡蛋的厨师有一块手表，他大概也就不用靠“看太阳”来确定“三分钟”了。刘文楠认为，有些行为规范是和物质、社会条件紧密相关的。比如随地吐痰，对于没有卫生设施的农民而言，在田埂边吐痰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深町英夫也同意，“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确实是较为合乎情理的因果关系。但他指出，蒋介石等认为国民的教养才是国家富强的条件，这种逻辑在19、20世纪的世界有一定程度的说服力。“即一个国家的兴衰取决于它能否创造出这种因果关系的良性循环，中日两国的近代化过程就是典型的例子。”

事实上，在物质基础与精神文明之间，蒋介石并非没有摇摆。刘文楠注意到，1934及1935年，也是他大力发展国防重工业和矿产资源开发的时期，这两方面的建设都隐隐针对日益逼近的日本侵略。从整体上看，随着国防战备压力增加，高层对“新生活运动”的强调逐渐减少。1937年抗战爆发后，整治国民生活习惯的举动已难觅其踪。所以，这场说起来持续了15年的运动，真正的活跃期才不到两年。

中国近代化的潜流

深町英夫对“新生活运动”的观察并未止步于中西之间“身体观”的差异。如书名“教养身体的政治”所显示的，他的关注延伸到了近代化过程中国家权力与国民关系的变化。 “虽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语，但一般而言，古代国家将其人民视为征发赋税及维持治安的对象。与此不同，近代国家试图将居住于其领土之内的所有人民通过‘身体的教养’培养成能够为国捐躯的国民。”

“新生活运动”让民众的身体直接置于国家权力之下，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刘文楠指出：“在此之前，人的行为规范是儒家伦理体系来教化的，往往通过家庭宗族影响个体，而不是直接由国家干预。”中国古代，虽有朱元璋《大诰》、康熙《圣谕广训》等令民众周知的国家法令或人伦道德规范，但最多是在里甲层面作宣讲，并不直接管理民众的身体。

在从皇权社会到近代社会过渡的中间阶段发生的这场运动，最终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深町英夫将原因归结为中国民众的“阳奉阴违”。他在书中援引了这样的材料：一些南昌市民知道周六、周日纠察队会工作，所以会做好准备应对检查，过后就故态复萌。官场上也是如此。根据一位日本驻长沙领事代表的报告，党政军官员在公私宴会上绝不吸烟，也很少喝酒，但私下里，他们都对这次运动不抱希望，因为“运动”无法改变长年传统，官员们私下依然为所欲为。

刘文楠却认为，问题并不完全出在民众身上，而是因为权力运行机制与目标无法匹配。“国家要真正实现对公民身体的监视与规训，需要一个全能的政府。而当时，国家的治理能力是相对较弱的。”

十多年前，刘文楠还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博士。她曾在课上学习福柯有关“治理术”和“规训”的思想。福柯所说的那一套权力对身体的监视、奖惩与规训，让刘文楠马上联想到了“新生活运动”。但在后来的思考中，她发现，这两种“规训”只是表面上相似。福柯描述的那套层级明确、全面细密的权力机制，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而与近代中国的权力运行模式有着本质不同。“‘新生活运动’表现的，其实是政府在德治与法治框架之外，规训民众日常生活的尝试。最后看来，依赖于警察权力的日常生活规训，效果并不好。”

她曾想过要将“新生活运动”作为博士论文主题，但发现这实在是一个囊括太多内容的题目，很难驾驭。“它就像一把大伞，下面几乎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任何全面研究这一运动的努力，都难免挂一漏万。”所以，直到现在，这依旧是一个让她“要放在心里，慢慢做的课题”。

深町英夫当然也意识到了这场运动如多棱镜般的复杂面向。“若将这种‘身体的教养’或近代化过程本身单纯地描绘成是充满希望的或暗淡无光的，均过于片面。应该认为这既是启蒙、改良，又是监视、控制，正如章炳麟在《俱分进化论》中指出的‘善恶并进，苦乐并进’那样，是苦乐善恶与时代并进的过程。”

对话深町英夫

“新生活运动”或许是显示福柯模式之极限的一个案例

第一财经：“新生活运动”在你的界定中，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范围？在书中，抗战爆发之后，中国招待美国空军、照料中国伤员都被你归为运动的一部分。

深町英夫：1934年7月1日“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成立后，全国各地的“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均处于其统一领导之下，主旨在于“教养”中国人民的身体，促使他们成为既勤勉又健康的近代国民。抗战爆发后，为了适应时局需要，该运动的性质灵活地发生了变化，成立了战地服务团、伤病之友社等下属机构，主要任务便是“抚慰”在战火中疲惫、受伤的群众和军人之身体。

第一财经：书名《教养身体的政治》让人联想到福柯的《规训与惩罚》。权力对身体日趋严密的控制，肉体作为一种“生产力”受到权力的干涉，似乎是西方近代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在书中你也有类似的分析。福柯的观点是否对你研究“新生活运动”有较大影响？

深町英夫：上世纪末期以来，援用福柯模式早就成为历史学界的一个流行手法，就“新生活运动”而言，台湾地区的社会学家黄金麟先生采用的也是这一模式。虽然如此，对于将福柯模式适用于中国历史的妥当性和有效性，我一直持较为怀疑的态度，因为这一模式最大的意义就是它改变了围绕人类历史的陈旧观念，即从传统到近代的转移并未带来个人的解放，而生活在近代社会的个人其实处在看不见的监视之下。国民党政权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的确也带有同样的启蒙/控制性质，但其结果与欧美、日本（及其殖民地）迥然不同，中国群众以“阳奉阴违”的态度很巧妙地混过当局的监视，使得此运动不了了之。总之，“新生活运动”或许是显示福柯模式之极限的一个案例。

第一财经：你在书中提到，政府和民间都曾试图将中国古代经典与“新生活运动”的条款联系在一起。问题是，既然蒋介石在运动一开始就大谈日本经验，参照的也是西方所谓“文明的生活方式”，要反对的则是中国人原有的那套“野蛮”的生活方式，他为何又要援引中国古代的资源来教化民众？

深町英夫：遇到比自己更先进的陌生事物时，在本国历史中寻找类似的事物——这似乎是近代中国人表现出的普遍反应。正如我在拙著中所写，此即为“保持、慰藉民族自尊心的一种尝试，也是给通过西化的近代化加以正当性及正统性的论述技巧”。与此同时，从孙中山以来，大部分国民党人并未否定传统思想的价值，因此蒋介石很可能并未意识到其与近代化之间的矛盾。

第一财经：从“新生活运动”的组织、动员方式等方面，你也看到，这是蒋介石试图全面掌握政权、塑造个人权威的一个过程。问题是，当时的中国四面楚歌，到处都是难补的窟窿，他为什么选择看上去细枝末节的生活方式为切口，而不是通过其他途径？

深町英夫：因为蒋介石的确认为国民的教养才是国家富强的条件，他在发起运动时说：“我们要复兴民族，报仇雪耻，不必讲什么枪炮，就先讲洗冷水脸。如果这一件最小的事也不能胜过日本人，其他的还讲什么？”

第一财经：此前，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当代世界的超级大国未必是由“均质的国民”所构成的发达国家，“身体的教养”不再是国家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现行的“中国模式”可能比发达国家的近代化方式更容易得到发展中国家的接受和仿行。基于你对中国近代“新生活运动”的观察，能否解释一下，为何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就可以跳过“教养身体”、锻造“均质的国民”的过程？

深町英夫：20世纪末以来，科技发达似乎减低了通过“身体的教养”创造出“均质的国民”的必要性。例如，现代战争不再是像两次世界大战那样的总体战，因此若能具备高科技兵器，即使是发展中国家也能对抗发达国家的军事力量。而在当代产业（制造业也好，服务业也好）的工作现场，由于机器和系统的发达，需要熟练工的程度也逐渐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