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旅行箱”掀翻地球生物圈

——读克罗斯比《生态帝国主义：

欧洲的生物扩张，900-1900》

  ⊙郑渝川

  美洲、大洋洲，如今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了全世界的“粮仓”。每年从这两大洲大量出产并航运到欧亚大陆的小麦、大麦、黑麦、牛羊猪肉，这还不包括美洲和大洋洲的本土消费数额。但世人很多时候并没意识到，在500多年前，在美洲和大洋洲上并不出产上述任何一种作物或牲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

  美国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分校美洲研究、历史和地理专业的荣誉退休教授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的代表作《生态帝国主义：欧洲的生物扩张，900-1900》，以生态史的视角，重新梳理了欧洲中世纪以来至1900年的文明史进程，强调欧洲人对美洲和大洋洲的扩张或者说征服，不仅是人对土地的占领，建立了类似于欧洲的社会体系和人口结构，而且同等重要的是，将原属欧洲的许多作物和牲畜也带到了新大陆，以至于引发两个新大洲的生态环境的剧烈变化，新大洲原有的作物和动物种类急剧消亡。

  之所以将这一进程称为“生态帝国主义”，是因为出现在新大洲的新作物和动物，从一开始就是“帝国主义公共的以及私人机构的赚钱机器”。特别到了19世纪，随着工业革命扩散到美国，从欧洲蜂拥而至的新移民大量砍伐美国西部的森林以获取建筑材料和燃料，还大量开垦荒地，加速了旧作物和动物消亡的速度。据科学家考证，远古时候大陆分裂和分离的演化过程始于1.8亿或2亿年前。这使美洲、大洋洲和亚非欧三个大洲之间的物种交流几乎被整体阻断。古代人类也是在几轮跨大洲的迁徙中，分出几支抵达了两个新大洲。也就是说，美洲、大洋洲那些与亚非欧大陆截然不同的物种，是在漫长的岁月中单独适应性进化而来的，在缺乏与其他大洲物种交流的情况下，其物种演化和文明进程相对缓慢。举例来说，美洲和大洋洲的土著人驯化的动物较少，而农业文明发达程度也要低不少。

  有意思的是，亚非欧大陆上也有一片地区，出现了类似于美洲和大洋洲的“物种飞地”，那就是西伯利亚地区。西伯利亚跟亚洲和欧洲核心地区的距离都不太远，但生物群落却跟亚欧相去甚远，而当地居民多为蒙古人或其他欧亚大陆人的近亲。从16世纪开始，以俄罗斯人为主体的欧洲人开始大幅进军西伯利亚地区，也带去了欧洲北部、东部地区的一些作物和动物，这使西伯利亚的生态出现崩溃。不仅如此，欧洲“入侵者”还给该地区带去了天花、性病、麻疹、猩红热、斑疹伤寒等疾病，让西伯利亚土著人口大面积爆发疫病。类似的事情也出现在同期的北美和南美，亚欧大陆这样一个“旧大陆”（具体而言指的是欧洲）更快的物种演化和文明发展速度，让“新大陆”的物种和居民猝不及防，几乎遭遇灭顶之灾。

  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以前的很多年里，北欧地区陆续也有零散的岛民远航到了美洲，但这不是成规模的，也无法连续多次来往。这就是哥伦布之后，欧洲人携带疾病和物种会在很短时间内造成严重后果的原因。

  当然，这样的物种扩散并不是单向的，欧洲人也将原产于美洲的许多作物带回了欧洲，并扩散到了亚洲和非洲。但因为欧亚大部分地区经过长期的文明演进，已发展出水平很高的农业体系，可以在不影响原有作物的情况下大规模扩散新作物。但欧洲殖民者19世纪开始在非洲发展出超大规模、单一化的种植园经济，以单一的咖啡或烟草等作物替代原有的多样化物种，加速了非洲生态的解体，使得非洲的经济结构严重畸形化，不得不长期依赖西方国家主导的贸易全球化，在利益分配中陷于最为不利的位置。

  欧洲农业作物在美洲和大洋洲都取得了惊人的、“甚至是令人畏惧的成功”。克罗斯比指出，这表明了人类意志的强大。而在当时，殖民征服者根本没有两个新大洲的生态平衡、物种体系的完整概念，所以也压根不会留意农业大规模发展带来的生态代价。不仅如此，殖民者最初到达南美腹地时，发现这里分布着浓密的草原，就大量引入欧洲驯养动物，从而使当地土壤和植物群被永久性改变。尽管19世纪欧洲的许多博物学家慢慢注意到了美洲是个植物种类的宝库，但这仍不足以遏制狂放的开发热情。

  殖民者为美洲、大洋洲带去了蜜蜂等有益于生态的动物物种，还有驯化过的马、牛等同时会损害新大陆生态但也有些积极作用的动物物种。然而，跟随殖民者抵达的还有诸多有害物种，比如老鼠，仅此一项，就曾使美洲和澳大利亚的许多物种在短时间内被清除得干干净净。

  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将欧洲人过去几个世纪里在美洲和大洋洲的所作所为，概括为“生物旅行箱”——这包括农业作物、杂草、害虫、牲畜，以及会造成严重疾病的微生物和寄生虫。欧洲“生物旅行箱”所到之处，让美洲和大洋洲在没有屏障保护的情况下，承受着剧烈的冲击。再加上新大洲开发过程中，欧洲移民过于积极的行动，让那些对躲避和防御人类捕猎毫无意识的新大洲本土动物，也在很短时间内陷入濒危状态。欧洲“生物旅行箱”之所以产生的影响如此之大，是因为其中各项因素在同时、叠加发挥作用。

  就这样，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洲和大洋洲的农业出口总值占了世界的30%，至于两个新大洲的粮食出口比例占总数据的比重则更大。两个新大洲的“粮仓”地位，足以与中东地区的“油井”相提并论。两个新大洲对于世界其他地区如此重要，农业开发效率也最高，世界上最重要、条件最佳的农业区半数以上也集中在两个新大洲。在一战和二战期间，欧洲依赖于美国输出的粮食，而在二战之后，包括苏联在内的许多国家，就大量从美洲购买粮食、从大洋洲进口奶制品了。

  正是因为美洲和大洋洲对世界的重要性，我们才需更加深刻地认识这种重要性的来源，并深刻反思这种重要性背后的生态代价（让两个大洲经过千万年、百万年时间演化而来的生态系统和物种体系短期内清除殆尽），以及其农业发展和产品大规模出口的可持续性（普遍的水土流失、土壤肥力下降、两个大洲本土人口的大量增长）。

  今天，世界具备了摆脱粮食和环境危机威胁的更强创造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