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 瑾 |
如果换个评价标准，无论人均经济水平还是文化生活，宋代可谓中国历代少见的斯文盛世。重视商业与文官体系的发达，在国家主义与私有经济这两个领域获得平衡与发展，商业革命、交通革命、农业革命、都市革命共同构成了其灿烂的文明。
回看宋代，国人总是颇多腹诽，尤其感叹“读宋史长流泪”，宋代甚至被视为中国积弱的朝代。即使钱穆这样的平和大家，一方面表示认可宋代经济是近代经济的开始，“中国在唐代以前可以称为古代社会，自宋代起至现在可说是近代社会”。另一方面也认为汉唐宋明清五朝中，“宋是最贫最弱的一环。专从政治制度上看来，也是最没有建树的一环。”
事实上，如果换个评价标准，无论人均经济水平还是文化生活，宋代可谓中国历代之中少见的斯文盛世。陈寅恪老先生曾经表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代的成就，在海外评价甚高，其城市自由、商业生活与文教昌明彼此辉映。
宋代被认为是世界最早的海上帝国，商业革命、交通革命、农业革命、都市革命共同构成了其灿烂的文明，因此人口和人均收入急剧增加。宋徽宗时期人口即多达1亿，是汉唐的两倍有余。“北宋十万户以上的州、府，宋神宗元丰年间为四十多个，宋徽宗崇宁年间为五十多个，而唐代仅有十多个。”
宋朝城市结构也逐步打破了商业和居住区的界限，从唐代的“坊市封闭”走向“坊市合一”，夜市禁令被取消，导致了城市生活的迅速繁荣与空前自由。还值得一提的是，宋代商税和田税截然分离，发展出后世认为的完整意义上的商税制度。这也意味着抑商政策开始向征商政策转化，商税的征收也变得更为程序化。“地方政府定期公布商税则例及其变动情况，各地州、县、墟镇广置税务机构，这些情况表明商税征收到宋代首次进入了自身的制度化时期”。
宋代的繁荣程度或许是中华文明在中古时期的高峰。北宋年间贸易繁荣已达到惊人的程度，随着造船等技术发展，始于汉代从港口衔接中国与世界的“海上丝绸之路”，公认在宋达到巅峰。宋与数十个国家开展贸易，广州、泉州、宁波等港口当年的贸易繁荣让后人难以想象。此外，更不用说宋、辽、金与西夏且战且和数百年间连绵不绝的边境贸易。除了官方在接界地点设置的互市贸易（榷场）外，还有各类民间交易及走私。这些交易规模惊人，仅仅以当时交易较普遍的商品羊为例，宋代皇室御厨用羊每年就高达数万口，而宋朝方面公私每年用于从河边买入契丹羊的费用为40余万缗。
宋代财税中与商业有关的税种也空前丰富。宋之前对于商业更多是管理而不是收税，唐朝虽也尽力征收商业税，但还不成体系，而宋代则将各类商业税收制度化。北宋时期的税率保守估计已达到10%。当时的人如此记载，“四方之货食以会京邑，舳舻相接，赡给公私。”重视商业与文官体系的发达，使得宋代的文明程度空前进化，在国家主义与私有经济这两个领域获得平衡与发展。对外奉行防御性政策，但在经济领域中的商业方面则较激进，尤其在四川、福建、江浙等地——尤其纸币的诞生，可以被认为是中国在文明竞赛中领先西方的产物与象征。
与此同时，宋代对于富人的态度也比较宽容。北宋年间，宋太宗即表示：“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缓急盗贼窃发，边境扰动，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所以税赋不增，元元无愁叹之声，兵卒安于州郡，民庶安于田闾。外之租税足以赡军，内之甲兵足以护民。”
除了天子，当时的士大夫对于富人也相当宽容，如北宋文学家、诗人、宰相苏辙即表示富人出现是情理之间，贫富相安是安定根本，“惟州县之间，随其大小皆有富民，此理势之所必至。所谓‘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然州县赖之以为强，国家恃之以为固。非所当忧，亦非所当去也。能使富民安其富而不横，贫民安其贫而不匮。贫富相恃，以为长久，而天下定。”南宋思想家叶适则更进一步，已经认识到有产阶层对于社会稳定的作用，指出富人是维系社会上下阶层的枢纽，甚至批评希望以打击富人来救助贫人的想法虽然善良却不应实行。“富人者，州县之本，上下之所赖也。富人为天子养小民，又供上用。虽厚取赢以自封殖，计其勤劳，亦略相当矣”。
宋朝最被后世诟病的是军力，但如果宋朝军事果真像被批判的那么孱弱，为何能在五代十国乱局中崛起，能与辽、金与蒙古这样的军事强大的政权对峙数百年？宋朝从开国到灭亡，三百多年间不是处于战争状态就是处于备战状态，不得不长期奉行“守内虚外”（即禁军多数驻防在京城，少数驻防在边境）的政策理念，为发展争取时间。实际上，宋朝军事实力不容小觑，其常规军数量最高达120万人，超过很多朝代，军事开支需求庞大。以后勤为例，宋代的场库务在各地都有设置，不仅需要储存粮食与器械等军需，主管官员也需费心经营以提供利润，盐、茶、酒等贸易及其征税均获得充分发展。能支撑如此庞大的军事开支，离不开其制度管理与经济实力，经济思维渗透到宋朝的日常系统，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也正催生于这种竞争之中。
（作者系青年学者，著有《白银帝国》等，微信公号《徐瑾经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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