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02日02:16 新京报
《论巴赫》
作者:(德)阿尔伯特·施韦泽
译者:何源、陈广琛
版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8月
这是大师为大师写的一部音乐传记,是巴赫音乐研究的里程碑式作品。作者分析了巴赫乐思中的图像化倾向,引导人们重新调整对音乐美学的总体观念。 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1685-1750),巴洛克时期的德国作曲家,杰出的管风琴、小提琴、大键琴演奏家,音乐史上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代表作有《勃兰登堡协奏曲》《马太受难曲》《b小调弥撒曲》《D大调奏鸣曲》等。 英国音乐家加德纳指挥的巴赫《马太受难曲》CD封面。《马太受难曲》创作于1724至1727年间,取材于《圣经》中对耶稣受难过程的叙述。整部作品结构宏大,共有78首分曲。

  德国神学家、哲学家、音乐学家阿尔伯特·施韦泽的《论巴赫》,综合介绍和分析了德国作曲家巴赫的生平与音乐风格,是巴赫研究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这本书完成于1908年,直到2017年,它终于由笔者与友人合作翻译成中文出版。巴赫的音乐和人生观,都深受欧洲宗教改革的影响,而这一年,恰逢宗教改革五百周年纪念,从而为中译本的出版,增添了一层意义。

  之所以说它是里程碑式的著作,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量。首先,施韦泽第一次系统而深入地分析了巴赫康塔塔(Kantata)作品所蕴含的美学意义,这在巴赫研究史上可以说是开先河的重大进展。康塔塔是为基督教路德宗仪式服务的音乐,而巴赫毕生的事业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为教会创作音乐。康塔塔的艺术形式糅合语言与音乐以表现基督教的教义,又兼具仪式性,具有深邃的宗教和哲学内涵。因此,它集中展现了巴赫音乐技巧、美学想象力与信仰。

  单在这一层意义上看,巴赫的康塔塔比他的纯器乐作品更丰富、更复杂。但是在施韦泽之前,巴赫大量的康塔塔长期被人忽视。即使在施韦泽之后,它们也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才逐渐被广泛接受和理解。在这方面,施韦泽的历史功绩非常显著。施韦泽身处20世纪初,深受作曲家瓦格纳的影响,并以后者的美学主张,创造性地诠释了巴赫的音乐。这种诠释既丰富了巴赫音乐的内涵,又带有自身的历史性,也让施韦泽的著述构成了欧洲音乐美学史的一个章节。

  乘着基督教宗教改革五百周年的契机,我想在此对巴赫音乐的另一个面向,即其作为新教路德宗作曲家,与欧洲宗教音乐传统、尤其是天主教音乐传统的关系,做一初步的探讨。

  音乐为宗教服务 新教福音的传播者

  巴赫生于1685年,他的出生地为现代德国的中部城市埃森纳赫,当时属于萨克逊-埃森纳赫公国。巴赫来自一个著名的音乐家族,祖上产生了多个颇有成就的作曲家与演奏家,这一点已为历来的研究者所关注。与此背景同样重要的,是巴赫所处的宗教氛围。在不到两百年前的1517年,神学教授马丁·路德在维腾堡一座教堂的大门上,钉上了《九十五条信纲领》,批评罗马天主教廷。历史上一般把这一事件认定为宗教改革的开端。

  《九十五条信纲领》针对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罗马教廷发行的所谓赎罪券。表面上,信徒购买赎罪券,能赦免自己的罪孽。但这背后实际上源自于罗马教廷的经济需要:当时罗马正在兴建圣保罗大教堂,需要大量资金,于是教会就打起了信徒钱袋子的主意。这一行为,在欧洲各国导致了严重而复杂的经济和政治后果,最终影响到宗教本身。虽然最初路德批评的是赎罪券,但是很快他的矛头就直接指向了教皇的权力和罗马教会,最终触发了历时百余年、跨越多国的宗教改革、宗教战争和基督教的历史性大分裂。

  巴赫出生时,这一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才结束不久,他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巴赫一生都在德国中部居住和工作,在这里,路德宗的宗教与文化氛围尤其浓厚;而其事业的巅峰和人生的最后一站是莱比锡,这里毗邻宗教改革的发源地维腾堡,更是路德与教廷进行公开辩论的地方。所以,巴赫的世界观和音乐风格,都打着路德宗深深的烙印。可以说,巴赫用毕生的精力和才华,通过音乐来传播路德的福音。

  路德宗反对教皇与教会的权力,也由此而反对教会作为“信仰中介”的角色,认为信仰是个人行为,信徒应该通过阅读《圣经》直接与上帝沟通,而不需要通过一个额外的机构去做诠释。连带被改革、否定甚至抛弃的,除了教会的组织形式,也包括一整套仪轨,和其附带的物质和音乐文化,乃至审美观念。这一点,可以在两派各自的教堂装饰风格上看出来。很多天主教堂金碧辉煌,色彩斑斓,富于华丽炫目、繁复层叠的装饰,而新教的教堂则极为简朴肃穆,甚至有一种凌厉感。

  康塔塔 体现平等自发的社群意识

  与此相对应,路德也对天主教礼拜仪式及其音乐做了改革。一个最主要的方面,是把天主教广泛使用的文艺复兴复调音乐,改为由教众直接参与诵唱的众赞歌,并穿插在布道和仪式之间。这种合唱音乐与仪式的糅合,包含了平等自发的社群意识,很好地体现了路德宗的主旨,也构成了巴赫所致力创作的康塔塔的基本形式。直到今天,路德宗的礼拜仪式都仍然保留着这些元素。

  在这层意义上,作为作曲家的巴赫,完全是他所处时代的产物。虽然他一生为多个不同机构服务过,包括为好几个贵族的宫廷担任乐师;在这些职位上,他创作了大量世俗性质的器乐作品,为贵族的日常娱乐服务。但是他最重要的职务,当属在莱比锡的圣托马斯教廷担任乐长。1723年,38岁的巴赫赴莱比锡履新,这是他接受的最后一个职位;1750年,65岁的巴赫在莱比锡逝世。

  在莱比锡的28年间,巴赫致力于为这个城市的宗教活动提供音乐。莱比锡是当时德语地区重要的商业和文化中心;而巴赫的职位,也自然成为整个新教地区最受瞩目、地位最崇高的音乐职位。在这里,他担任举世闻名的圣托马斯男童合唱团的指挥。同时,他需要为每个礼拜日、每个重要新教节日创作康塔塔、神剧和受难乐。《圣马太受难曲》《圣约翰受难曲》这两部新教宗教音乐的旷世杰作,就是产生于这个时期;同时还有圣诞神剧、复活节神剧等传世。此外,巴赫还有超过一百首礼拜日康塔塔流传下来,当然,还有更多已经失传。

  这些作品,构成了巴赫整个音乐成就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在这一百多首康塔塔中,他成功地把路德划时代的神学思想、音乐理念,与德国本地的音乐传统、语言艺术糅合在一起。由于它们与新教思想、组织和制度的紧密联系,这些杰作也成为18世纪新教改革中一份重要的文化文献。要想了解巴赫的音乐、宗教与哲学思想,这一套巨作可谓无法绕过的高峰,它们是巴赫革新欧洲音乐传统的丰碑。

  改革与传统 既是革新者,又是继承人

  当然,巴赫非常善于借鉴和学习,除了路德宗经典的众赞歌,他也大量引用各种音乐风格,极大地丰富了康塔塔的表现力。但是,在这一宗教-历史背景下,也产生了另一个问题:作为宗教音乐作曲家的巴赫,与他之前的音乐、仪式传统构成怎样一种关系?

  施韦泽在《论巴赫》的开篇,就把巴赫称为“无我”的艺术家,并把他的音乐与康德的哲学相比,点明他并非横空出世、打破传统的创造式天才,而是一个勤勉学习、细心琢磨传统音乐风格的集大成者。在学徒阶段,巴赫就认真努力地学习意大利、法国乃至英国的音乐,并深入古代传统吸取养分。可以说,在音乐风格方面,巴赫展现了一个与宗教改革的叙事不一样的面貌:他既是革新者,又是继承人。

  这种矛盾,最突出地表现在巴赫其中一部最后的巨作之中。1749年,也即巴赫逝世的前一年,他完成了规模宏大的合唱:b小调弥撒。连同《音乐的奉献》《赋格的艺术》两部纯器乐作品,b小调弥撒体现了巴赫最后的音乐成就,也是他在圣乐领域唯一的“遗嘱”。这部作品的演奏时长接近两小时,具有完整的天主教弥撒结构,包括了垂怜经、荣耀经、信经、圣三颂、天主的羔羊五大部分。巴赫的儿子、同样是著名作曲家的卡尔·菲利普·埃曼纽尔·巴赫,直接把父亲的这部重要遗作称为“天主教大弥撒”。那么,为什么一生虔诚地信仰路德宗的巴赫,会把人生最后的时光,用于创作一部天主教弥撒呢?更加令人费解的是,根据已知史料,完全没有外在动机、也即没有具体的委约,促使巴赫创作这部作品。换句话说,这完全是他自发的行为。

  这部作品的创作历程,为我们提供了有限的答案。b小调弥撒中有大量素材并非新作,而是来自于巴赫以前的作品,其中有很大部分就是直接取材于他的康塔塔。但是,在天主教弥撒的框架下,它们又焕发出一种传统的仪式感、雍容的古风。换言之,巴赫可能是在借助音乐语言,努力融合天主教与新教的精神。或许我们可以猜想,作为福音传播者,巴赫是虔诚的新教徒;但是在音乐上,既然天主教与欧洲悠久丰富的音乐传统互为表里、密不可分,那么巴赫也努力在这个层面上超越藩篱,对他自己“集大成”式的音乐成就,做了最后的总结。

  □陈广琛(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博士、《论巴赫》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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