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郁的边疆：帝国夹缝中的暹罗

　　忧郁的边疆：帝国夹缝中的暹罗

　　维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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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9-25

　　维舟

　　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在《文化的解释》中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荷兰人在占领东印度群岛后，出于行政管理的需要，想在西里伯斯岛的两个当地小王国之间划定边界，于是召集他们，询问边界究竟在哪里。两个当地首领都同意A的领地边界在能看到沼泽的最远点，B的领地边界在能看到大海的最远点。那么既看不到沼泽也看不到大海的地方呢？一个老年君王答：“我们根本不值得为这破山头互相争斗。”

　　从小浸泡在现代测绘的地图、边界观念和国家感的氛围中长大的我们，或对他们的故事感到不可思议乃至好笑。然而，那对传统社会的人们而言其实是更为自然的事，因为在那个时代，一个政治体的主权大体是像水塘中的波纹一样随着中心控制力的递降而伸展到无人地带就逐步消失的——在波纹与波纹之间，有着大量重叠、两属或“三不管”的模糊地带。

　　泰裔（他也有华人血统）美籍学者通猜·威尼差恭在其已成经典的著作《图绘暹罗》中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个遵循传统边界理念的国家，在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地图扮演着塑造人们“国家感”（nation-hood）的重要角色，是它在人们的头脑中建构起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地缘机体”（geo-body）。他明白无误地宣称，他的目的就在于挑战泰国史学中占支配地位的皇家民族主义范式——这种范式将近代暹罗的历史建构为有远见的统治者们如何顶着“丧失领土”的屈辱，选择了西方“好的东西”，又保住了泰国有价值的传统，从而在现代社会生存了下来。在他看来，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简单解释，充满了时代错置：因为“丧失”的那些原本就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领土”，而它也忽视了在这过程中，看似无害的制图测量技术是如何强有力地支配着人们的观念形成，最终这一民族主义情绪还对暹罗自身的边疆征服略过不提，从而成功地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西方面前纯粹的受害者。这种被泰国民众广泛接受的话语，从未被认真质疑过；他想要做的，就是对国家保持距离，以便看清这种国家地缘机体神话的来历，从而把它祛魅化。

　　他在书中不止一次地说，历史作为理解世界的多种方式之一，是残酷的。这或许是意味着，历史上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斗争，而其间不幸被牺牲掉的那些人的声音，常常还被意识形态的话语所遮蔽。作为一个左翼历史地理学者，他敏锐地意识到，在暹罗近代化的进程中，真正的受害者不是叫得最响的暹罗人，而是那些没有力量发出自己声音的群体。

　　前现代的暹罗没有明确边界并不是一件值得奇怪的事。在前现代的观念中，一个政治体的权力边界，实际上由统治者的权力所限定。那常常有一种宇宙论上的意味：一个秉承了天命的唯一君王，从一块圣域的中心统治四方万国。那种“国际关系”的景象更像是浩瀚的星系：像中国皇帝这样的中心是恒星，暹罗和越南则是各有自己卫星的行星，而它们在运行时，又争着将那些更小的天体纳入自己的引力轨道。在这种多层权力构造下，一个小君主向两边进贡，算不得是什么稀奇的事。

　　但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现代边界，却全然不是这么回事，那不如说是一种权利边界清晰的个人主义在国际关系上的投射——无论事实如何，每个国家都被默认为拥有自身明确权利的独立平等个体。更重要的是，国家间关系也不再表现为统治者之间的等级关系，而真正成了国家（占据着特定地理空间的族群政治共同体）之间的权力关系。由此，神圣化的对象从原先的君主，就此不可逆转地转向国家——那是整个民族机体（nation-body）的生存空间。没有这种观念的转变，就不可能催生国家感（nationhood），更不可能把领土和边界神圣化。正如书中所言，“如果人类没有意识到空间的存在，并用特定的概念和方式来调整对空间的理解的话，空间本身是没有意义的”，这意味着，我们对空间的理解与想象，其实都是特定观念和知识构造的结果。

　　英属印度总督寇松说过，“标定边疆的想法，基本上是一个现代的概念，在古代世界中没有或是很少的。”在20世纪以前，“可以这样说，在亚洲国家中从来没有进行过标界，除非是在欧洲的压力之下，并受欧洲人员的干预。”他的结论是：为了实现这类标定疆界所作的尝试，“曾经是造成多次战争的原因，而且是造成历史上几次最悲剧性兴亡的原因。”他说得对。因为标定边界本身就是要打破原先那种非军事化脱离接触的模糊边疆，弹性的回旋余地既不复存在，冲突于是在所难免。

　　在欧洲人看来，那种重叠的主权关系既无法保证和平，也不能维持稳定。客观地说，他们这么想也自有道理，因为这种模糊性留下了弹性的操作空间，可能会使双方都利用它来支持自己的权力诉求，在欧洲史上造成了很多问题。英法百年战争的主要起因，就在于英王既独立于法王，但他身为诺曼底公爵和阿基坦公爵时又是法王的臣属。迟至1864年的普丹战争仍是为此：丹麦国王同时也是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两个公国的公爵，而它们的主要人口却是德意志人，荷尔斯泰因还属于神圣罗马帝国，1852年为此签约规定，两公国仅以王朝（个人）名义归丹麦国王所有，但明确禁止两个地区纳入丹麦。最终每次结果都是一样的：国家主权的排他性得以确立，共享的模糊主权荡然无存。

　　来到东方的欧洲人常常表现出对当地那种传统政治主权归属理念的难以理解。1871年美国船只在朝鲜海岸遭攻击，当美国驻华大使镂斐迪找清廷总理衙门时，被告知该国自主；而去找朝鲜时，朝鲜又用“没有误解余地的语言”表明“本国对清朝完全地从属”，把球踢还给清廷，并以此拒绝谈判。日本学者冈本隆司在《属国与自主之间》一书中回顾这段历史时指出，朝鲜、琉球等东亚小国原本都保持着弹性的自主空间，可予以灵活运用“属国”和“自主”的转圜余地，但日本等列强则一再表示这两者是不可兼得、必须二选一的。

　　值得注意的是，列强也常常有意利用了这种模糊性来获得自己的利益。日本以朝鲜“自主”为由，将之视为一个独立国家而与之签订条约，但真正目的是借朝鲜的“独立”使之摆脱中国的宗主权；而对琉球又以它向自己朝贡为由（不顾琉球也向中国朝贡的事实），将之废为冲绳县。在法国入侵印度支那时也利用了柬埔寨和老挝原先为生存而采取的多重臣属策略，宣称它们都属于越南，而独立于暹罗。如今在老挝首都万象仍有一尊面向泰国一方而立的阿努王雕像，这位老挝国王1827年发起反抗其领主暹罗国王的起义，如今被视为老挝国家独立和统一的重要象征，但讽刺的是，这个故事最早却是法国殖民者推动的，目的是否认老挝对暹罗的臣属关系。

　　确切地说，这构成了一种新的等级关系：英法列强逐步蚕食原本主权模糊的边疆地区，通过牺牲暹罗来竭力扩大自身的领土诉求；但在此过程中自视为受害者的暹罗，又通过一种类似策略，采纳了西方的观念、技术和行政制度，由内向外推进，挤压了原本位于重叠边疆的那些小邦的生存空间。正是因此，拉铁摩尔等边疆史学家才将这一现象称之为“次帝国主义”（sub-imperialism），即近代的非西方地区大国通过向边疆推动直接统治而进行的行动。在此，本书否定了以往那种“挑战-反应”模式下非西方国家的被动性，而强调其主动性。军事与制图术相互促进，因而近代战争常常在作战室的地图上确定，而战争的结果常常也体现在对地图的修改上。主权和空间的模糊终于荡然无存，所有事物都得到明确归属，边境管控趋于严格有序。一种新型的空间由此浮现，生活在其中的所有人也被锻造成一个整体，这个地缘机体最广为人知的形象就体现在无处不在、也无人不知的地图上。

　　在这里，地图并不仅仅只是地图而已，“从一开始，它就是一种新知识，一种新的地理学‘语言’，它产生新信息，构思关于暹罗领土的新意识。它成为思考、想象以及规划所期望领土的新框架，成为讨论暹罗的有效语言”，概言之，它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不仅规定了人们如何想象自身所处的地理空间，还重塑了过去，并最终引导人们如何思考“我们是谁”。由于1893年对法国冲突中的挫败，饱受打击的暹罗精英在痛苦和羞辱中完成了现代国家意识的定型，一个修补裂痕的神话也由此诞生：暹罗一直有着伟大而连续的过去，珍视自身的独立自由，尽管在近代受到列强的欺凌，但仍然在明智的领导人带领下，通过引入新技术而实现了复兴，还顺便维护了自己最值得珍视的传统价值。一切变成了暹罗为“生存”而进行的伟大斗争，而那些小邦的痛苦、声音和利益则被忽视和压制了；而历史，则是为了顺应当下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过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是残酷的：为了维持一种连续性的叙述，很多人痛苦的呐喊被淹没在震耳欲聋的进行曲中。

　　历史的意义也改变了，因为“过去被当成是泰国与其他国家抗争的生命历程”，那就不再仅仅是已经过去的事件，而成了塑造人们国家认同感的日常实践。通过分发的无数地图和媒体上的历史故事，它们被反复诉说。新的地缘机体是一尊善妒的神灵，不与任何他人共享权利，这种排他性不仅要求边疆的朝贡小邦必须决定自身归属，对人民其实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他们只能是“泰国人”而不能是老挝人或马来人，即便从族属上来说他们确实是佬族或马来族，但他们是作为泰国公民意义上的“泰国人”。地图和历史接近广告轰炸式的攻势，都是为了让人反复确认“我们是谁”，而界定这一排他性形象的最重要也最简单的策略，便是“我们不是他们”——如果“什么是泰国性”很难确定的话，那么“什么不是泰国性”则是一目了然的，那至少是“不要像越南人/缅甸人那样”，而每个泰国人也时常被提醒“不要对西方亦步亦趋”。

　　从这一点上来说，本书所说的这种“消极认同”（借助“我们不是谁”来定义“我们是谁”），也可说是地理边界在心理上的投射，只不过那是一种抽象的、排斥性的族群边界。正如《大陆的神话：元地理学批判》一书所言，所有的地理划分，虽然看上去是那么理所当然乃至“自然而然”，但在它们背后都是一套隐形中支配人的思维方式——人们很多时候都忘了，一切政治边界都是人为划分的结果。如果这一划分最终不是服务于人的需求而是人将之奉若神灵，那这是人的异化。

　　在此，重要的不是暹罗史本身，而是这种批判思考的方法。《图绘暹罗》的真正价值也并不止体现在泰国历史问题上，而是它作为一个个案能给所有相关研究带来启发——毕竟类似的状况几乎无所不在。作者虽然解构了现代制图术的魔力，但并未指明什么是他所赞赏的可能未来；但隐约地，我们或许可以猜想到他的意愿：拆除不同群体之间人为的藩篱和障碍，容许人们自由地选择身份并共享权利，富有弹性和宽容地看待他者与自我的差异，而所有这一切，最终将导向心灵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