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之声”：有关伯格曼的一切

　　“天才之声”：有关伯格曼的一切

　　思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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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9-25

　　思郁

　　一

　　罗杰·伊伯特写过一个英格玛·伯格曼的段子：1976年，伯格曼被控逃税造假，在排练《死亡之舞》的时候被抓。这件案子轰动全国，让伯格曼心力交瘁，一度精神崩溃，差点自杀。这段不幸的插曲在他的自传《魔灯》中有着很详细的记录，因为这件案子，让他开始自我放逐海外达九年多，最终缴纳了十八万克朗的税才算了结。直到1979年11月，瑞典官方才出面承认伯格曼在税务方面无罪。

　　在自我放逐期间，伯格曼来到了洛杉矶，让经纪人安排他去好莱坞的拍摄现场参观一下。他的经纪人正好是好莱坞动作片影星查尔斯·布朗森的负责人，于是就让伯格曼这位“电影艺术殿堂里的绝对权威”去了布朗森主演的西部片《夺命列车》的现场探班。于是，现场就有了这样的对话。伯格曼对布朗森说，请向我解释一下，您正在做什么？布朗森说，这是我被击中的一场戏，所以我正把这些小血包放到衣服里面去，然后……这些你应该都知道吧，你是导演。“不不，请讲下去，”伯格曼说，“对我来说，这些可都是新东西。”布朗森很惊讶：“你是说，你的电影里从来都不用开枪？”

　　这个段子至少可以让我们从侧面了解伯格曼拍摄的是一些什么风格的电影。他的电影里有梦境、宗教、上帝、婚姻、死亡、嫉妒、身体、性欲、面孔、爱情、友谊、背叛，这些都是艺术品的常见元素，却没有商业片里那些激烈的打斗和枪击。伯格曼的电影关涉到人类的情感，用他自己的话说，“电影艺术能无限接近生活的本质。它应当展示心理状态，而不只是满足于用图像来展现动作”。

　　伯格曼是瑞典人、杂耍者、魔术师、牧师之子、也是戏剧人。他说，很早的时候，妈妈就鼓励他对戏剧的兴趣，在大学的时候，除了和女友厮混之外，其他所有的时间，他都投入到了戏剧中。戏剧成了他生活、职业和激情的来源之一，另一个则是电影。1950年的时候，他就宣称：“戏剧是我忠贞的妻子。电影是我最大的艳遇，它是骄奢的情人。两者我都爱，当然爱的方式是不同的。”

　　戏剧和电影有何不同？按照我们常人的理解，戏剧属于舞台，电影属于屏幕；戏剧更小众，电影是大众的艺术；戏剧更注重人物冲突，电影更注重人物性格的塑造。但是这些习以为常的划分并不适用于伯格曼，因为在伯格曼的世界里，戏剧与电影几乎同等重要。在《魔灯》里，伯格曼提到，从事剧院工作没有这么多危险，他可以随时注意到有缺点的地方，即使最坏之处也可以及时指导演员改正。但是电影则不然，当你发现有问题时，已经无法纠正了，“每天拍摄三分钟长的影片，每一寸胶片都必须栩栩如生，必须是一种创造”。

　　二

　　这种完美主义的心理导致伯格曼总是做恶梦。而他的这本精神自传《魔灯》几乎就是一本记录自己所有精神困扰和梦境的梦之书，正如费里尼的《梦书》一样。也许这样说并不完整，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魔灯》又像是伯格曼的“追忆似水年华”，他在书中不厌其烦地讲述他童年发生的一切，包括七八岁时候的性侵、青春期的性欲、对希特勒的迷恋、对柏林这个城市的爱，以及对戏剧大师斯特林堡的迷恋。他连童年那些最细微的记忆也不放过，他从这些细微的片段中能看到什么呢？一个如此执着到偏执的写作者，彻底袒露自己的内心，从这个意义上，《魔灯》又是伯格曼的“忏悔录”，他毫不遮掩对女性的那种丑陋的情感，对婚姻的绝望，几次婚姻的失败也挡不住他出轨的内心，数不清的情妇与他的纠缠。伯格曼在这本自传中不断提及他童年发生的一切对他人生之路的影响，还不断提及那些在记忆深渊中沉淀起来的幻想对他的电影艺术的互文作用。

　　大概也只有从梦境的角度才能理解伯格曼的这本自传，整本书不遵循线性时间，更类似于跟从自己的感觉进行的写作。童年与成年、性与死亡、恋爱与婚姻、婚姻与出轨、梦境与现实、感觉与理性、电影与戏剧，完全跳出了时间的羁绊，纠缠在一起。就如同看一个人昏睡中做梦一样。如果你观看伯格曼的大部分电影，就知道，这就是他的电影最为写实的部分。“电影如果不是一种记录，就是一种梦幻”。伯格曼在《魔灯》中写到，“电影似梦幻，电影如音乐。没有哪种艺术形式能像电影那样，超越一般感觉，直接触及我们的情感，深入到我们的灵魂世界……当我在剪辑台上逐格拉片时，我仍然能感受到童年时代所感受到的、那种眼花缭乱的魔幻感觉；在黑暗的衣橱中，我慢慢地一格一格地转动画面，看到那些几乎难以察觉的画面变动。”童年对伯格曼的记忆来说，就是做错事被惩罚之后，关在一个特别的橱柜里，而且大人会告诉孩子说，在那个特殊的橱柜里有一只小动物，它专吃顽皮孩子的脚趾头。黑暗中被惩罚的孩子，带着所有的恐惧，沉浸在黑暗的深渊之中，无助而绝望。而伯格曼的解决办法就是在橱柜的一个角落藏了一只发红绿光的手电筒。每当他被关进橱柜，就摸索出手电筒，把直射到墙上的光束想象成正在放电影，于是这种惩罚方式就失去了它的恐怖气氛。

　　三

　　电影就这样变成了拯救自我的一种方式。事实上也是如此，从1944年开始到1982年的《芬妮与亚历山大》一片为止，伯格曼共计拍摄了40部左右的电影，这些电影之中既有伟大的作品，也有失败的作品，但是直到1973年的《呼喊与细雨》之前，这些电影从未取得过商业上的成功。1973年，伯格曼写了《呼喊与细雨》剧本，但是国内外已经没有人愿意投资他的作品，他拿出了自己的全部积蓄，同时说服影片中的四位女主角把她们的酬金作为投资投在这部影片上，然后再向电影基金会贷款五十万克朗，才拍摄了这部电影。

　　伯格曼回忆说，他们是在一种欢快自信的氛围中拍了这部电影，但是有时候，他又感到悲哀，怀疑自己也许再也不会拍电影了。后来，他想出售《呼喊与细雨》在美国地区的版权，找不到发行商，有的发行商看到影片之后，干脆说应该为这部该死的影片向伯格曼收钱。最后，有家专门发行恐怖片和色情片的小公司同情他们，才答应为伯格曼发行这部影片。这部电影总算在当年圣诞夜前夕，在纽约举行了全球首映。伯格曼大概从未想到这部电影发行的结果，他正在为缺钱的事情焦虑不安，他全部的家当都搭进去了，下部电影如何运作，毫无头绪。就在这个圣诞夜前夜，他的经纪人突然打电话给他，说《呼喊与细语》反响热烈！十天之后，世界上只要是能放电影的国家，几乎都买了《呼喊与细雨》的版权。他不再是瑞典的艺术大师，还是全球享有盛誉受到无数导演顶礼膜拜的电影大师。

　　在接受罗杰·伊伯特访谈中，伯格曼说他总有一天会停止拍电影：“但我希望到了那一天，我能自己意识到这点，然后就停下来不再拍电影了。你知道吗，拍电影也好，在舞台上指导演出也好，其实都是一回事，都是某种与他人发生接触的企图。人总会有这样的愿望。但如果某天你觉得自己已经不再有什么东西想告诉别人了，那么明智一点还是停止拍电影吧。”对伯格曼来说，这个时刻到来的时候就是他电影生涯结束的时刻，他总是梦想到这一刻，他常常做噩梦。梦里，他总是梦见自己站在摄影棚里，准备好一场戏，演员、摄影师、导演助理、灯光师以及临时演员都已准备就绪。但是不知为何，他在那天竟然忘了要拍摄的内容。他只能回到演员那里，故意虚张声势，告诉演员如何念台词，如何等待，如何转向摄像机。最终，他还是无法把拍摄进行下去，然后周围的人发现了导演已经丧失了执导能力，大家一哄而散。

　　这种在压力下的噩梦一连串地袭来：凶杀、酷刑、窒息、乱伦、毁灭、精神错乱等。伴随他的一生，直到他决定放弃的那一刻——从拍摄《芬妮与亚历山大》开始就有的这个念头，随着一次病痛的袭来，他突然意识到，他不能再拍电影了，他必须隐退。他想做个有尊严的导演，他想要自己还能从衣帽架上取下帽子的时候，趁早把它取下来，然后悄然离去。因为人老了，创造力和性欲一样，也会随着年岁增长无声无息地逝去。

　　话说还有个伯格曼的段子：某年的戛纳电影节上——自从1956年《夏夜的微笑》获得戛纳电影节的青睐之后，伯格曼一直都是戛纳电影节的常客——伯格曼与《阿拉伯的劳伦斯》和《日瓦戈医生》的导演大卫·里恩聊了起来。里恩问伯格曼，你用的是哪种剧组人员？伯格曼回答说，我和十八位好朋友一起拍摄我的电影。里恩说，我正好相反，我跟一百五十位敌人一起拍我的电影。

　　对伯格曼来说，离开电影并不容易，围绕他身边的都是合作多年的固定团队和朋友——伯格曼混乱的情感关系也包括把他与演员的关系变成情人和伴侣，这恰恰说明“电影工作是一种极为色情的行当；演员之间都坦诚相待，彼此间暴露无遗。在摄影机镜头前面，所有的亲昵、忠贞、相互依赖、情爱、自信和可靠性都变成一种温情脉脉，也许是虚幻的安全感。那种张力，那种紧张的气氛的缓和，同舟共济的默契，和成功的狂欢时刻之后，随即而来的反高潮，气氛不可避免地张满性欲。多年后我才明白，终究有一天摄影机将停止转动，灯光也会熄灭”。

　　伯格曼偶尔也会做一些逃避现实的美梦。比如他梦见一部杰出的片子，人物众多，配有音乐和五彩缤纷的场景。他对此感到很满意，心满意足地说：这是我的作品，我创造了这一切。

　　与其说他创造了艺术，倒不如说是梦创造了伯格曼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