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09月22日14:14 商学院

  摩尔神话开启伟大的降成本机器

  文| 阿诺德·萨克雷 戴维·布洛克

  戈登·摩尔负起了责任,推动英特尔向前发展。作为首席执行官,他不断地问,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时候做?他监督的重点在于实用性、战术和平衡竞争需求。

  英特尔最显而易见的成功之处仍然是1103 DRAM,这种设备改变了硅谷的格局,打开了计算机存储器市场,并对磁芯造成了致命一击。得益于 1103DRAM,英特尔主要被视为一家存储器芯片制造商。然而,对戈登来说,存储器只是一个体现其基本战略的机会,这个战略就是找到复杂度、成本、功能、竞争地位、标准化和弹性市场的最佳着力点。他希望以越来越低的价格,为膨胀起来的市场制造越来越多的晶体管:把整合经济学和他的标准产品理念相结合。在一系列的可能性中,芯片存储器是第一个成果。计算器芯片是另一个,而以全新的方式制造的微处理器是第三个成果。

  如果硅谷是个新奇的概念,那么“摩尔定律”就还没有成为一个习语。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在更广阔的外部世界,很少有人注意到《电子学》杂志1965年刊出的那篇文章或者它推崇的愿景。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卡弗·米德是掌握其革命潜能的少数人之一。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仙童做顾问时,他和戈登讨论过电子的量子力学隧道效应,这是个有趣的现象,即当电子在一瞬间从一个位置经过非常短的距离到达另一个位置时,它克服了看似不可逾越的障碍。戈登关心的是,隧道效应也许有一天会成为晶体管微型化的极限。这会颠覆他关于芯片复杂度的图表吗?米德再三考虑之后说,是的,晶体管能做到多小,隧道效应确实给出了一个下限。戈登的后续问题很简单:“那有多小?”回答戈登的问题花费了好几年紧张的学术工作,1972年,米德和他的学生布鲁斯·霍内森(Bruce Hoeneisen)发表了他们的成果。晶体管可以缩小到400纳米,相当于1英寸的10亿分之400,或人的头发丝宽度的百分之一,那是唯一的终点。这是个惊人的结论,和它给出极限的那条轨迹一样非同寻常。

  米德日益成为戈登那里远见卓识的发言人,他承担着一份非常繁重的工作计划,跟美国各地的电子与物理社区进行交流。他告诉自己的同行,硅芯片将改变未来。他向世人表示,这种不断翻番是有可能的,而他遇到的怀疑和阻力只是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行动。“每次我上路的时候,就来戈登这里拿一份新版的图表。”米德帮助别人看到,戈登的信念是可靠的。如果这个“未来”可以成真,引发辩论就是说服个人和组织进行所需的大笔投资的一个必要步骤。戈登的愿景是一种社会建构,只有其他人受到启发,接受了这个理由,它才可能实现。

  戈登敏锐地意识到,他的战略驱动力是成本最小化。永远专注于经济性上最优的“甜蜜点”,这是复杂度越来越高的原因,然而他对此只字不提。相反,他再次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做上面,对自己先前的翻番预测进行了更新,将其延长到十年后的 1985 年。晶片尺寸的增加和功能部件的缩小会像以前一样继续下去,但器件和电路的聪明度提升会放缓。低垂的果实已经被收获,戈登的图表的斜率就会发生变化,复杂度的增加将下降为每两年翻一番,而不是每年翻番。“即使按照这个降低之后的斜率,在十年之内,包含数百万个组件的集成结构仍然可以实现。”戈登宣称,这些设备会让电子功能的成本再次降低,会“使数码电子产品的使用在全社会得到更广泛的拓展”。革命仍处于青年时期,将继续畅行无阻。

责任编辑:周宇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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