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徐锋
从“据之以实情”的角度来看，谈民国范儿似乎离真相较远，谈民国史者的苦心孤诣才更值得予以留意。
汪朝光教授的《和与战的抉择：战后国民党的东北决策》，利用新披露的大量档案文献与日记，从东北问题入手，侧重国民党方面的政策制定与应对，将苏美国共三国四方关系一一拆解开来，既看到了其中的利害冲突，又让人感到苏联在雅尔塔体系之外的游移与强人所难，更重要的是，在关涉一个重要的战略要冲生死存亡之际，国民党所表现出的迟钝与混乱，让人似乎闻到了其中丝丝暮气。
在决定战后方针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提出：“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末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其对东北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这既缘于东北的工业积累优势，又跟苏联在该地经营多年密切相关。国共双方对东北的争夺，不仅关系到双方在东北的发展及对东北的掌控，而且牵动双方的全盘战略，并极有可能影响到战后中国政治动向与结局。
所任非人
抗战结束，让当时国共双方都有些应对失措。在如何整合战后的困局与迷局上，蒋介石似乎并无通盘的打算，尽管其日记往往事无巨细地写下他的反思与雪耻，但落实到操作层面，不少设想其实非常迂阔。
蒋介石曾经让当时负责东北接收的负责人之一张嘉璈为其预备数十万吨大豆，但张嘉璈反馈仓促之间东北根本不可能预备如此巨量的粮食储备。在这位国民最高统帅的核算中，粮草的来源更大程度上是寄希望于美援。这一细节，让读史者颇感无奈。
不过这还仅仅是开始，为了尽快与苏联达成一致意见，尽快接收东北，蒋介石选定政学系要角熊式辉出任接收重任，尽管也象征性地安排了不少东北籍人士，但实则多为闲差，无异于摆设。
其实最初蒋介石本来要安排张群前往东北，熊式辉负责上海，可是由于熊氏的运作，最后改到东北。熊式辉这一争取，其实有其小算盘，他试图与蒋介石的幕僚长张群一在地方，一在中央，共同构建政学系同声相求的共同体，千方百计暗示愿意前往东北赴任，可是本人又对东北的局势毫无了解，更未促成蒋介石妥善安排东北籍人士，一开始就埋下很大的隐患。
熊氏满意而来，失意而归，在东北谈判过程中，处处被动，不无悔意，比仅负责东北经济接收的技术官员张嘉璈以及蒋经国，更缺乏全局眼光与应对策略，政治资本没有捞到，反而在党内惹得众怒一片。
熊式辉晚年提到自己这一履历不无悔意，他的这一如意算盘最终落空，自己也颇为失意，可是沧海已经变成桑田。
东北籍高层人士齐世英之女齐邦媛在回忆录中，也对东北接收当时未能善用东北籍人士多有意见，更麻烦的是，由于苏联的压制，本来因为胜利从地下开始公开化并为国民党接收东北做准备的当地国民党人，也被迫再度靠边站，对内对外的举措让人遗憾之余，更平添无数抑郁，从人心而论，那层难解的忧愁似乎愈发固结。
加之蒋的风格又是绝不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乐于遥控指挥，本来就格外困难的局面，因前后意见不一致，往往造成谈判桌上更多的误会与纠缠。
其实从当事人的日记可见，张嘉璈与驻苏联大使傅秉常无疑是东北接收的极佳人选，二人对于东北情形较为熟悉，后者更是长期与苏联打交道，知道苏联的行事风格，在应对苏联与重振东北方面有着更多的优势。
傅氏于1945年12月31日日记写道：“苏联在欧对巴尔干，在远东对东三省绝不能放弃，是以吾人应认定此种不快之事实，万不可以为利用美国便可打破其在东三省之企图。我方苟欲利用美以制苏，则远水绝不能救近火，徒招其疑忌，对我更甚，我自己亦无力抵抗，所失更大。是以余以为，最好系承认事实，在东三省及新疆之经济发展尽力与苏合作，以释其疑。”
这一真切的现场反思，与美国“有识之士”的意见不谋而合，而且后者还将此意见告诉宋子文，宋也很快电告蒋介石，不过似乎毫无反应，最终于事无补，只好眼睁睁地目睹其由预言变为现实。
外交与内政的多重变奏
国民党的东北谈判，本来是一场中苏之间的缠斗，可是由于国民党内部强硬派的抬头，加之苏联过于咄咄逼人，蒋亦想通过党内与国内的清议与舆论，对苏联形成一定的压力，这就使得原本相对简单的外交决策，变成了一场多声部的变奏，内政与舆情对于外交谈判形成了多重干扰，甚至使得决策者产生了幻觉，导致原本就交通不便的东北，在谈判方面更加成了一趟失控的列车。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表现尤甚，原本党内强硬派对“旧政协”对中共的妥协让步就耿耿于怀，此次东北谈判受挫，更是磨刀霍霍，试图强势反弹。经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时任外交部长的王世杰原拟避实就虚，就外交报告涉及对苏外交一节轻描淡写，不曾想与会者穷追不舍，屡屡施加压力，责备宋子文、王世杰对于苏联过于软弱，俨然有不杀此人不足以平民愤之慨。锋芒所及，未经历外交折冲之人快人快语，后来愈演愈烈，让蒋介石似乎也看到了“民心可用”的幻象，本来对苏谈判试图退两步又变作寸步不让，不过外交经验丰富且实力占优的苏联完全不吃这一套，在拖延撤军进程的同时，更大胆鼓励中国共产党全力北上，占据更多有利地域。
国民党在进入东北上却失去了宝贵时机，其中更牵涉美国的利益，他们一方面帮助国民党运送军队到东北，但另一方面又试图从中谋利，而美国的介入，使得中苏谈判更加复杂化，强势的苏联主导了谈判的节奏。
体制的殊相
此前人们谈到国民党时，往往认为蒋介石独裁，甚至有人骂其实行独夫统治，从实际来看蒋想独而不能，他受制于党内各派的纠结与斗争，试图操控局面但往往得不偿失。
所谓的独裁，在海内一统时似乎有其可能，一旦面对外患，往往要大打折扣。遑论事出多端，看似无所不管，其实往往只能广种薄收，东北接收之前，天真地以为有了中苏合约，就可以名正言顺将东北收入囊中，对于具体接收方案浮皮潦草，寄希望于苏联的配合与支持。事与愿违，一旦面对苏联的阻挠，由于毫无预案，只好临阵磨枪，最后往往一次次失落。
东北谈判，尽管仅仅是一个案，但却堪称国民党体制的一个测试，因外交而牵动内政，因内政而影响军事，再因战场上的胜负而影响外交，环环相扣，一着不慎全盘皆输。
面对中苏外交问题，诸色人等你方唱罢我登场，务实派往往被清议批得体无完肤，像张嘉璈这种行家又因为远离权力中枢，即使有见解也无法主导事件的运行逻辑。看起来好不热闹，其实反而给决策增加了难度，只好一味以国民党最高领袖的决定为指导，也更制约了身处交涉前线负责人的积极性，来回沟通之中，已经悄然失掉了不少战机。
相对于中共出兵东北的迅雷不及掩耳，国民党的高层决策往往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正如前面提到，关涉东北接收负责人这样重大的事项，都可以讨价还价，而且其中还夹着不少私货。这在当时的中共是不可想象的，除了多方向中共中央建言之外，在人事任命方面，中共党内执行决议迅捷有力，同僚之间也能通力合作，相对而言，国民党内处理此事则有着不少的利益之争与意气之争。
中共在旅顺与大连接收一事上，由于苏联的强势，党内有不小的反弹，但上层对此反应迅速，为了巩固中苏友好关系，对于党内的杂音进行了内部处理，但又在与苏联交涉予以郑重提出，使得双方合作相对顺畅。这里面尽管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但是倘若此间不能及时妥善处理，也有可能酿成不少误会。
此中当然不仅仅是执行的问题，更关键的是在调查研究方面耗费心力的多与少，蒋每天在日记中勾勒与检讨，但真正有调查根据的似乎并不太多，往往停留在自己的构想与揣度，而事后苏联的反应却往往出乎意料。
中苏条约谈判，国民党连具体接收程序都没有讨论过，具体接收又行动迟缓，不够圆滑。而中共则战略与战术并重，应对得当，迅捷高效，最大限度地提升了自主性与控制力，从政治运作与军事较量都愈发老练，“由东北争夺之结局，亦可知国共战后争夺最终结局之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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