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伊布勒：离开政坛我会死

　　朔伊布勒：离开政坛我会死

　　作者：蔡智群

　　今年已经75岁的朔伊布勒是德国年龄最大的内阁成员，能贡献给政治的岁月已屈指可数，可在政坛的这50余年，他享受了对权力痴迷的乐趣。

　　在默克尔的核心团队中，有着一位头发花白、眼神如鹰隼般凌厉的老人。即便端坐在轮椅上，却不减不怒自威的霸气。他是曾被评为欧洲最佳财长的沃尔夫冈·朔伊布勒——现任德国财政部长。自1972年当选联邦议院议员，朔伊布勒进入体制内长达45年——其政治生涯可追溯至1961年加入基民盟的青年民盟时期——是德国从政时间最长的官员。

　　经历了科尔、施罗德、默克尔三任总理的更迭，朔伊布勒8年的财长生涯仅仅是其传奇人生中的一缕色彩。然而应对欧债危机的出色表现，让朔伊布勒在德国民意调查的“最受喜爱的政治家”评选中，以76%的支持率压倒默克尔获此殊荣，朔伊布勒这位轮椅上的“铁相”也得以进入更多公众视野。

　　政坛老将的成长

　　1942年9月18日，朔伊布勒出生于德国南部巴登－符腾堡州的一个官宦世家。父亲卡尔·朔伊布勒活跃于德国重要政党基民盟，并在1947~1952年任该党巴登地区的议员兼税务顾问。受家庭环境的影响，朔伊布勒1961年就积极加入了基民盟的青年联盟，并在弗莱堡大学和汉堡大学攻读法学和经济学期间，先后任基民盟学生会主席、南巴登青年联盟区域主席，展现非凡的领袖才能。

　　获得法学博士后的朔伊布勒，作为基民盟内的青年才俊，开始了自己稳步向上的政治之路。1972年，30岁的朔伊布勒当选了联邦议会议员，成为当时最年轻的联邦议员。此后，朔伊布勒又相继任过欧洲边界地区工作委员会主席、联邦体育专家委员会主席、奥芬堡法院律师、符腾堡州财政局顾问等职。

　　有着经济、法学背景，综合能力突出的朔伊布勒很快吸引了时任德国总理兼基民盟主席科尔的注意。此后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朔伊布勒成为科尔最亲密的朋友之一，科尔连续16年总理的任期离不开朔伊布勒的协助，外界甚至认为“两人心灵息息相通”。而在科尔的推荐下，朔伊布勒也平步青云，政治生涯可说一帆风顺。1984年，朔伊布勒首次进入内阁，担任联邦特别任务部长兼总理府秘书长；1989年内阁重组之际，担任内阁部长。在1990年两德统一时，朔伊布勒担任西德的执行代表，负责跟东德方面协调统一事宜。

　　就在两德宣布统一一周后，本是顺风顺水的朔伊布勒却在一座小城参加竞选活动时，被一名精神病患者突然持枪射击。被子弹打中下颚和脊背的朔伊布勒，从此下半身瘫痪，只能靠轮椅来行动。科尔见朔伊布勒时，忍不住抹眼泪，并用“罗斯福也是坐在轮椅上领导美国走出大萧条并取得二战胜利的”给了老搭档莫大的鼓舞。

　　枪击事件五个月后，朔伊布勒就搓着自己还不太熟悉的轮椅，回到了办公室。但身残这一巨大变故给了朔伊布勒及其家人，尤其是经济学家妻子英格博格·亨斯勒沉痛的打击。妻子劝其离开政坛，以便有更多的时间好好休养。但朔伊布勒却说：“你真的希望你我再次承受这样的巨变，也就是说，过与政治无关的生活？”朔伊布勒不得不接受残疾的事实，但好在政治安抚了他，让他旺盛的精力和热情得以承载，而妻子却花了整整五年时间才接受了他终身瘫痪的事实，放弃了四处求医，继续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中。

　　此后，科尔确实也如其所说，依然和朔伊布勒保持亲密关系并对其委以重任。1990年刚刚伤愈的朔伊布勒在联盟党（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和自民党的组阁谈判中，领导法律与内部安全小组，起到重大推动作用；1993年，与社民党在分歧很深的难民问题上达成共识，被联盟党视为政治杰作。在科尔的支持下，1998年朔伊布勒以高票当选基民盟党主席兼议会党团主席。在科尔第四个任期末的时候，更公开表示希望朔伊布勒能够接任总理之位。因罗斯福先例而备受鼓舞“站”起来的朔伊布勒，对于这样的提名自然是欣然接受。

　　然而科尔对权位的贪恋，使其在最后关头决定再次参与第五次总理竞选。“从未想过以抵抗科尔的方式去当总理”的朔伊布勒，拒绝主动参加竞选。不久之后，科尔被曝出在1993~1998年间接受过200万马克的秘密政治献金，这也连带牵扯出朔伊布勒在1994年接受过10万马克竞选资金而未上报。当年著名的“政治献金风暴”让科尔名誉扫地，密友朔伊布勒也难逃责难，2000年时不得不被迫辞去党主席和党团主席两大职务。朔伊布勒与科尔近二十年的交情宣告终结。2002年时，朔伊布勒也没能得到基民盟总理候选人的推选，错失了当总理的最佳时机。

　　直至2005年归属基民盟的默克尔上台，朔伊布勒才又一次成为总理的左右手。

　　应对欧债的狠角色

　　虽与总理职位无缘，但朔伊布勒在外交、内政和财政等诸多领域的出色能力享受到了超党派的尊重。这无疑让曾受到朔伊布勒提携的默克尔深感危机，因而在2005年总理上任后，仅安排其出任内政部长，而不支持议长等任职以减少对自己的威胁。2009年默克尔再任总理时，朔伊布勒主动提出想任职联邦总统一职，但默克尔拒绝提名，甚至一连数周不与朔伊布勒单独碰面，避谈此事。与默克尔之间的不“心意相通”，并不妨碍两人在公务上的精诚合作。毕竟2009年欧债危机爆发时，在默克尔看来，拥有丰富财政管理经验的朔伊布勒是财长的唯一人选。

　　在这场肆虐好几年的欧债危机中，朔伊布勒强调的财政紧缩并推动结构性改革来重获竞争力这一策略主导了欧洲对抗危机的基调。德法等欧元区核心国家不断敦促重债国贯彻紧缩政策，增收节支。作为在欧债危机中受影响最大的国家，希腊的国内状况令人担忧，不得不长期依靠欧元体经济大国德法的援助过日子，因而希望将援助协议规定的实现紧缩和改革的目标期限延长两年。

　　在希腊问题上，朔伊布勒绝不通融，屡放“狠话”，称“往无底洞扔钱是不负责任的”，并明确表示只有希腊全力执行各项改革措施才有可能获得进一步的救助。即便在病中，朔伊布勒也坚持到欧盟会议现场，声明欧盟各国不会做出声援希腊的决定。朔伊布勒的强硬态度使得其在希腊民众中的印象非常负面，将其称为“紧缩警长”、“希腊克星”等。甚至希腊的《黎明》日报刊载了大幅的漫画，将朔伊布勒刻画成纳粹形象，影射德国的“逼债”和“不赔偿”（希腊认定德国应对二战中对本国造成的巨大损失赔偿约1845亿美元）。朔伊布勒造访雅典，当地民众极不欢迎，警方甚至发出通知严禁示威游行，并封锁了朔经过的街区。

　　即便如此，朔伊布勒依然扮演着牙尖嘴利的狠角色。2011年G20峰会期间，希腊就新救助方案举行全民公投的消息将这次峰会原定的所有议题都扫到了一边。希腊公投的消息让全球金融市场大为受挫，然而相比投资者利益受损，更让人担心的是希腊开的这个坏头可能导致其他受困于债务危机中的欧洲国家群起仿效，届时一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集体债务违约将上演。即便结果没这么差，希腊改变“地中海懒汉”的形象，勤奋工作努力还债，但将全民意愿作为对抗债务的工具本身就充满风险。对此，默克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假如希腊公投，德国将拒绝向其提供贷款。此时在默克尔一旁的朔伊布勒插话称“中止援助是我的主意”。实际在希腊问题上，默克尔是抱有“准备妥协”倾向的，然而朔伊布勒“绝不妥协”的强硬，决定了德国态度。据悉在希腊公投闹剧发生时，朔伊布勒正因胃痛住院，他仍致电希腊财长亲述了德国的决定。

　　正是德国的强硬态度，终止了这场“民意”的闹剧。过程中欧盟有向市场发出过要救助希腊的暗示，但德国总会适时出来否定一切。德国作为欧元区最大的经济体，欧盟不得不看德国脸色行事，更何况遇上了这么一位宁可舍弃自己的公众形象也要走个性强硬派路线的铁腕财长。但这并不表示朔伊布勒是固执的老派，反而多次在重债国几近违约的关头，大胆提出灵活的突破性方案。比如朔伊布勒在强烈要求希腊加快改革步伐的同时，最先提出了希腊私营部门债权人债务减记方案，虽然遭到欧元区各国的冷眼旁观，但这一方案确实使希腊避免了债务违约。为避免重债国丧失改革的动力，朔伊布勒也反对在没有统一财政的情况下发行欧元债券，实行债务共担。

　　朔伊布勒的紧缩政策不仅仅针对希腊等重债国，对于德国也是如此。在他的领导下，德国展开了自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紧缩行动。朔伊布勒宣称“财政紧缩是治愈欧元区的唯一良药”，在这一坚持下，即便被刻画成纳粹惹怒朔伊布勒，也未能改其初衷。

　　坚定的“欧洲主义者”

　　无论是德国本身，还是对待希腊重债国，朔伊布勒都是站在“一个欧洲”的层面来看问题，他曾公开表示默克尔只关注“德国利益”是利己主义。作为坚定的“欧洲主义者”，朔伊布勒将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认定为毕生要坚持的事业，也是他的政治热情所在。

　　在两德的统一中，朔伊布勒预见了全德普选的必要性，并就此在宪法中打下了基础。此后，朔伊布勒还亲自设计了统一后的社会、财政等制度框架，并大力推动实施。为促进东西德真正情感及社会的融合，在1991年的迁都柏林辩论中，朔伊布勒的一场临时演讲将原本267票赞同提升到了337票，迁都落定。两德的统一成为朔伊布勒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迈出的重要一步。

　　在2009年出任财长后，朔伊布勒更是积极寻求欧洲融合的机会。面对欧债危机，朔伊布勒认为这恰恰是存在诸多弊端的欧元区通过改革强化政治和财政联盟的契机。因此，在数次会议上朔伊布勒语出惊人，大胆提出加速欧洲一体化进程的计划。作为强硬且灵活的改革派，朔伊布勒的计划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建议创立“欧洲货币基金”。在欧债危机爆发的初期，朔伊布勒最先提出建立一个类似国际货币基金的“欧洲货币基金”，以永久性来应对类似危机，并对危机中的国家进行救助。“欧洲货币基金”只能在征得欧洲央行同意的前提下，帮助那些有可能危及整个欧元区财政、金融稳定的困难，并且对接受援助的国家解决财政赤字的程序要做出严格规定，将救助与惩罚相结合。朔伊布勒同意援助南欧重债国，但是拒绝“包办”巨额债务，他提出的这一前瞻性建议得到部分经济学家的赞赏，但并未得到欧盟政治家以及默克尔的支持。可几个月后，基于“欧洲货币基金”这一构想的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破茧而出，并于2013正式成立了欧元区永久性的救助机构——欧洲稳定机制（ESM），印证了朔伊布勒的先见之明。

　　二是呼吁建立“财政联盟”。朔伊布勒认为财政联盟是欧元区整合的第一步，在“货币联盟”的基础上建立“财政联盟”，设立“欧洲财长”，成员国交出预算权，有利于更好统筹各成员国的财政政策，防止成员国政策和竞争力的脱节。朔伊布勒并不反对发行欧元债券，讨论共同债务管理，但前提是建立正式的财政联盟，从而迈出提高市场信心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但要各国交出预算权，将货币专员变成预算警察，成员国都不太乐意，显然这一步迈得并不轻松。而财政联盟的步伐迈得如何，对于下面提到的银行业联盟的建立起到直接的影响。

　　三是加快建立银行业联盟。财务状况吃紧的银行加上债台高筑的欧元区成员国，产生了破坏性的协同效应，对此朔伊布勒提出成立涵盖监管、处置、财政支撑和存款保险法规的银行业联盟。在2012年银行业联盟的进程中，朔伊布勒“猛踩刹车”的现象引起了欧盟官员和法国的强烈反弹，认为“不该拖拖拉拉”、忽视“节奏”。而具备丰富法律基础和经验的朔伊布勒，习惯于以法律视野制定条框，认为“法律基础存在问题”的他，呼吁逐步实现通过修订联盟条约来规范银行联盟的运作。同时，对于由欧洲央行接手欧元区全部6000家银行的监督责任，朔伊布勒强硬拒绝，希望明确分割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督职责。在这一联盟建立的分歧中，朔伊布勒不得不做出适当妥协，表示可以在现联盟条约的基础上，加速银行业联盟筹建步伐，但中期还是有必要进行制度创新。

　　早在年轻时，朔伊布勒就产生过在欧洲签订一个“国家条约”的想法，主张欧洲各国一致对外，用一个声音说话。及至如今，朔伊布勒仍然是个坚定的“欧洲主义者”。但欧洲一体化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促就，要朝着一个“更融合的欧洲”前进，还需要长足努力。

　　今年已经75岁的朔伊布勒是德国年龄最大的内阁成员，为政治还可贡献的年岁几近倒数，可在政坛的这50余年，他享受了对权力痴迷的乐趣。在任何公共场合始终坚持自己奋力搓着轮椅前进的朔伊布勒，将自己比作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永远无限接近目标，却永远不可能达到”，一次次向着高处的挣扎填满了他的心灵，在悲观和乐观之间也更多了份玩味政治、看透人生的体味。

　　沃尔夫冈·朔伊布勒

　　Wolfgang Sch?uble，生于1942年的朔伊布勒，30岁进入德国联邦会议，曾任联邦体育专家委员会主席、联邦总理办公厅主任、联邦内政部长等职，2009年起任德国联邦财政部长一职，是联邦德国从政时间最长的官员。48岁时因被暗杀，导致下半身瘫痪，从政生涯历经科尔、施罗德、默克尔三任政府的更迭，个人经历可谓跌宕起伏却又砥砺奋进。

　　在希腊问题上，朔伊布勒绝不通融，屡放“狠话”，称“往无底洞扔钱是不负责任的”，并明确表示只有希腊全力执行各项改革措施才有可能获得进一步的救助。

　　作为坚定的“欧洲主义者”，朔伊布勒将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认定为毕生要坚持的事业，也是他的政治热情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