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下—— 经济所人与中国特色经济学的构建

  杜丽娟、李银莲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提出在理论研究上探索重大经济理论问题,启动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研究的要求。经济研究所的多位学者就中国政治经济学大纲的构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否相容、资本形成的中国道路、经济发展新阶段的中国宏观经济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事业单位改革与经济社会转型、新发展理论与收入分配等不同领域的重大经济理论问题提出了理论探索方向。

  杨春学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副所长

  直面现实重大问题,讨论“中国特色”的制度

  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就是要阐明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问题”及其理论和文明基础。同时,要努力寻找和挖掘各种制度安排所隐含的中华文明基因,并使之理论化。

  以“直面现实重大问题和怀疑者的质询”的态度,讨论“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存在的问题,我们需要一部新的《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大纲》来对“初级形态”的重大制度安排的各种原则及其理论基础进行梳理和总结,总结中国对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形态的最重要贡献,阐释中国道路的核心,探讨对社会主义本身的认识。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的,“改革没有完成式”,要理性地看待“中国特色”实践中的各类制度安排,思考其中哪些是具有过渡性质的,哪些是具有长期性质的。我们要重视对存在的重大问题的讨论。例如,我国的基尼系数远高于OECD国家,这与防止“两级分化”的基本理念存在着严重的冲突;中国的“政府失灵”类型有其特殊性,不是一般的“政府失灵”理论所能解释的。这些问题都要求我们有一种追求真理的勇气。

  郭冠清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资本论》研究室主任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容需进一步深化理解

  回顾与反思上世纪发生的“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大争论”,把前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问题和当代的中国方案加以对比,对“计划经济与市场之间关系”争论进行重新梳理,进而探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否相容,以及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时代,如何重新认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问题。

  实质上,这场争论最为深刻而又往往被忽视的内容在于对市场的两种理解方式之间的重大差异。本研究将这场争论拓展到包括社会主义国家有关“计划经济与市场之间关系”的争论,把后者视为“争论原型的再现”,并对这一争论过程作了较为系统的分类描述和清理,包括论战各方观点的完善过程、对这场争论的主流评价的转变过程等,使我们对这场争论的性质和理论成果有一个更好的理解。

  中国的实践已经否定了社会主义与市场制度不可能相容的观点,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仅仅是从坚持这一制度的人们之中获取力量,也应该从对它的批判者中吸取智慧。

  赵学军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现代经济史研究室主任

  认识到资本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作用

  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西方经济学家们认为,资本形成在一国经济发展中居于重要地位。

  当代中国学术界、国家领导人对于“资本”的认识经历了数十年的深化历程。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对“资本”认识的意识形态色彩过于深厚,过于重视资本的社会属性,认为资本是资本主义专有的经济范畴,“资本”是剥削工具,“资本”带着“原罪”。革命领导人对“资本”的态度是“节制”与“消灭”。在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体制过程,改造了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个体手工业和农业,消灭了私人资本。

  改革开放解放了思想,中国理论界重新重视资本的自然属性,并开始使用“资本”概念,认识到资本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作用。市场化改革,经济成分的多元化,使得学术界对于“资本”与“资金”概念的差别更加明晰。

  政府在承认资本要素社会属性存在差异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资本要素的自然属性,引导国内国有资本、私有资本、国外私有资本共同投入经济建设,迅速促进了全社会的资本形成,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汤铎铎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

  厘清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是破解当前经济难局的关键

  从大萧条到大衰退,纵观整个宏观经济学发展史,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无疑占据主体地位。虽然研究方法和工具具有通用性和普遍性,但是其所基于的事实、解决的问题和服务的利益都主要是发达国家的。随着我国经济体量不断增大,融入全球经济的程度不断加深,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强调我国宏观经济研究要紧跟国际学术前沿,并不是刻意地盲目追随,而是由我国当下的经济现实决定的。一方面,全球经济和金融一体化已经空前深入,我国经济也已经全面融入全球经济;另一方面,厘清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也是破解我国当前经济难局的关键所在。利用当前国际前沿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和金融发展数百年的经验,来解释我国当前的经济现象,处理我国当前的经济问题,是本轮全球经济危机后我国宏观经济研究发展的正途。

  具体而言,在内容上要把金融和开放置于核心地位,在数据上要高度重视并且深入挖掘金融账户数据,在方法上也要积极学习和吸收国际前沿方法,甚至去开创新的研究方法。

  袁富华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室主任

  经济制度的改革和经济组织弹性的塑造,培育未来增长潜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是通过经济制度的改革和经济组织弹性的塑造,增强工业化向城市化转型时期的经济活力,培育未来增长潜力,推动经济迈向中高端。即保持劳动生产率的稳步提高,保持全要素生产率的稳步提高,最终达成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路径。

  国际经验的比较表明,新兴工业化国家步入城市化阶段后,大多数国家之所以中断了迈向中高端的发展步伐,并在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方面受挫,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及时调整僵化的增长模式和经济制度。

  尤其是在涉及长期效率改进的收入分配、消费结构升级和人力资本积累方面调整滞后,致使经济增长后劲缺乏。服务业发展必须从更全局的视角进行定位。服务业的发展要以自身的发展提供足够的效率补偿,否则经济就会丧失比较优势。鉴于服务业中普遍存在的垄断性特征,进行制度、组织变革以激发经济活力,在城市化阶段尤其显得重要。

  朱恒鹏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副所长

  事业单位去行政化改革激发高素质专业人才的创新活力

  在计划经济时期,事业单位被视为非经济部门,由国家包办,与其他单位一起接受高度行政化的管理;改革开放后,事业单位的行政化特征仍然没有太大改变,与市场经济的制度环境格格不入。扭曲的激励机制和管理体制,极大抑制了高素质专业人才的创新活力,导致本该成为经济发展新引擎的部门运行僵化、效率低下,严重偏离社会的真实需求——尤其是在医疗和教育领域,供需矛盾愈演愈烈,造成了普遍的社会焦虑。

  在经济“新常态”下,事业单位去行政化改革,不仅仅是政府职能转型、推动上述社会事业更好地发展,以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增加政府的执政合法性;另外一重意义,是通过新型的激励机制,充分激发高素质专业人才的创新活力。如果让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才在市场和社会中充分发挥聪明才智,而不是束缚在高度行政化的管理体制中重复低效的工作,将极大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促进全社会消费升级和产业结构转型。

  杜创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微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

  “互联网+”将是中国新一轮市场化的重要驱动力

  企业与市场一直被认为具有替代关系:当市场交易成本过高时,交易双方一体化形成企业并允许某个权威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交易成本。但企业与市场的关系也可能是互补的:平台企业通过降低买卖双方交易成本,创造了市场,扩大了市场范围。互联网平台企业表现得尤为明显。“互联网+”将是中国新一轮市场化的重要驱动力。

  经济增长领域的已有研究表明:在从中等收入阶段向发达经济阶段过渡时会出现增长非连续和有待跨越的门槛,经济结构服务化过程如果不能伴随服务业本身结构优化、实现以知识要素和人力资本要素积累为核心的效率模式重塑,将导致增长停滞、无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教科文卫等外部性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性因此凸显。

  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国家正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什么样的组织形态最适合创新?技术创新如何影响组织形态?这些问题都是中国当前需要关注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

  邓曲恒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发展经济学研究室主任

  优化再分配政策, 加强再分配政策的收入分配调节功能

  收入差距的缩小与收入分配秩序的规范化,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我国已经步入了中等收入阶段,扩大中等收入者规模,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大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带动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富裕,不仅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状况,而且能够确保我国平稳步入高收入阶段。

  我们将考察有获得中等收入能力的重点增收群体的特征、规模以及增收途径,分析构建橄榄型分配格局的政策选择。需要优化再分配政策,通过个人所得税制度的完善以及社会保障政策力度的加强,进一步加强再分配政策的收入分配调节功能。但再分配政策的成本和收益必须予以综合考量,尽量减少再分配导致的效率损失。

责任编辑:李坚 SF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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