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民：特朗普经济政策是2017年亚洲经济增长最大的不确定因素

　　原标题：朱民：特朗普经济政策是2017年亚洲经济增长最大的不确定因素

　　“从外部冲击来看，特朗普政策的不确定性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过去的时间里，我们看到美元走强又走弱，我们又看到美国十年国债的走势上升又下跌，美国的股市不断波动和调整，所以特朗普的经济政策毫无疑义是2017年最大的一个不确定性。”3月24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在2017博鳌亚洲论坛“2017亚洲经济预测暨前瞻指数发布”分会场作出表示。

　　朱民在演讲中指出，亚洲经济是一个稳健增长的概念，对全球经济增长的作用还是很大的，“所以不用说稳定不好，稳定在亚洲就了不得。和全世界相比，亚洲的经济增长还是遥遥领先，是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因此亚洲经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其实还是占得很高的。中国从08年开始持续性贡献，特别是2016年达到40%、50%左右，剩下的就是亚洲，中国和亚洲加起来对全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60%，所以亚洲和中国是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经济能持续稳健就很重要。”

　　市场趋于平稳，但是亚洲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债务上升。朱民表示，债务上升的同时公司的还债能力在减弱，“这个是亚洲面临的很大的挑战。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债务不得了，上升很快。其他的亚洲的国家整个的债务在上升。因为增长的速度在放缓，竞争在加剧，出口在下降，当债务上升的时候公司的利润边际在减少，利润边际减少的时候它的偿债能力在减弱。

　　与此同时，朱民强调，亚洲面临很大的外部的不确定性，而这个外部的不确定性会对亚洲的金融市场产生很大的影响。“第一是全球经济低位运行，对亚洲的出口总需求不会很强，这个当然就会影响亚洲的经济增长，这是第一个大环境。”

　　第二个是特朗普的政策冲击。特朗普政策的不确定性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过去的时间里，我们看到美元走强又走弱，我们又看到美国十年国债的走势上升又下跌，美国的股市不断波动和调整，所以特朗普的经济政策毫无疑义是2017年最大的一个不确定性。全球利率水平的变化，毫无疑义会引起全球的资产配置和资本流动，而全球政治拐点，民粹主义的崛起，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以下为朱民发言实录：

　　朱民：感谢《财经》的邀请，使我有机会又一次回到这个论坛，就亚洲的情况做一个沟通和交流。也非常荣幸能够和Carios Gutierrez先生、Hans-PaulBurkner先生等这么优秀的专家和学者同台演讲，这是我非常大的荣誉。

　　波明说朱民是一个很会演讲的人，你是不是想说我是一个很会“忽悠”的人？我想这个要论证一下，这不是一个主要的事情。我今天想跟大家讨论的是亚洲经济2017。这是两个概念，一个是继续增长，一个是不确定性，就是在全球的不确定性，亚洲经济还是在继续增长。

　　我把亚洲经济增长的数据给大家看一下，它基本上是一个稳健增长的概念。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亚洲它的GDP，2016年是5.3，基本上略有下降，但是持稳，和2015年的水平不相上下，新兴亚洲经济6.5到6.3，大致是在持稳的状态。中国6.6到6.2，最近更新了，它也认为中国能达到6.5左右，这是一个很好的上调，这是整个的速度。日本在0.5到0.6左右，增长是比较低的。我们可以看到韩国的增长速度略有提升，随着政治形式来看今年也不太乐观，2.5到2.7左右。整天看增长的概念，整个的趋势亚洲是一个持稳，它是在继续增长的概念，这个是挺不容易的，经过了波动和持续的稳定下来，这是一个大的格局。亚洲经济增长是强是弱，基本格局是稳定继续增长。

　　在亚洲经济继续增长的时候，亚洲经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作用还是很大的，所以不用说稳定不好，稳定在亚洲就了不得。这是2015年到2017年亚洲持续在5.3和5.4的水平，和全世界相比，亚洲的经济增长还是遥遥领先，是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因此亚洲经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其实还是占得很高的。中国从08年开始持续性贡献，特别是2016年达到40%、50%左右，剩下的就是亚洲，中国和亚洲加起来对全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60%，所以亚洲和中国是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经济能持续稳健就很重要。

　　与此同时亚洲经济也在发生一些结构性的变化。第一个，亚洲地区的经济传统上是个出口主导，但是对美国和欧洲也包括对中国、日本出口都是在下降的，这是全世界贸易的增长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今年预计全世界贸易增长继续低于全世界GDP增长水平，而且可能是在过去十年里最低的一年。对亚洲出口的总需求在下降，这是逼着亚洲进行结构调整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所以中国在这之前就做了很多改革。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亚洲在做的变化是消费占GDP的比重在不断上升，投资的比重也在增加，贸易的比重在逐渐下降，它整个的经济随着外部贸易形式的变化，都在走内部的转型，消费在上升，投资在下降，出口对增长作用下降。所以它整个经济企稳的同时，第三点就是它的结构在进行调整，这也是理解亚洲经济特别重要的一点。

　　所以我前面讲的几点，亚洲经济在继续稳健增长，虽然它稳健，但是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然是很高的，与此同时因为外部贸易环境的变化，它的内部经济结构调整也在进行，与此同时从金融市场来看，这是我们讲的市场波动的指数，大家可以看到2016年的波动是很大的，2015年波动很大，最近整个的波动指数是往下走的，市场最近是趋于平稳的，这是个好事，我后面会讲到，是外在的、潜在的风险还是很大的。

　　市场趋于平稳，但是亚洲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债务上升，债务上升的同时公司的还债能力在减弱使，这个是亚洲面临的很大的挑战。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政府债务，这是私人债务，日本的债务不得了，上升很快。其他的亚洲的国家整个的债务在上升。当债务上升的时候公司因为增长的速度在放缓，因为竞争在加剧，出口在下降，公司的利润边际在减少，利润边际减少的时候它的偿债的能力在减弱。亚洲是一个出口主导的经济，所以在波动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高风险债务的比重。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比重在上升，中国的企业高风险也在上升。我们可以看到其它的亚洲国家都在上升，这个比重上升从2010年开始还是很厉害的。一个公司的盈利能够覆盖利息支出的比重，如果你的盈利低于1%，那你这个公司就很危险，你就面临破产的边际，低于2%，就是说你的收入是利息成本两倍的时候，你的风险还是很高的，所以两倍的时候有多少公司是在这个情况下，大家可以看到公司现在整个的债务比重还是挺高的，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与此同时外部资金流在放缓，我们可以看到危机以来时间不断在放，整个的资金走势是沿着低的趋势走，在过去基本上是8到12个月，亚洲资金是持续外流的。所以资本外流在减少，也是因为看到了企业的风险在上升，这又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与此同时，外国的投资者持有债券的比重特别是政府债券的比重在持续增加，随着开放，外国的资本流入本国市场，这个对市场的发展，对活跃资本市场当然是都有好处，但是这个比重高了以后就得承受波动的风险，这就是我后面会讲到的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问题。

　　如果看亚洲金融的话，整体波动的系数是在下跌的，金融是在企稳的，但是在这个企稳下它有潜在的风险，一个风险就是整体债务还是很高，特别是企业的高风险债务比率在上升，资本流进来的速度在下降，而外资占有当地债券市场的比重在上升，这就意味着如果外部有冲击的话就会引起市场波动。所以现在整个市场的波动在往下走，趋于平稳，但是这个基础还是有风险，所以不排除有波动的可能，这是对亚洲经济进行一个简短的概括。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客观上我们面临很大的外部的不确定性，而这个外部的不确定性就会对亚洲的金融市场作为很大的影响。

　　第一个全球经济处于一个低迷的状态，从2010年开始经济在持续往下走，去年是3.1%，低于08年以前前十年平均4%的水平，今年美国经济增长略有上升，大概也就是3.2%、3.3%左右，所以整个经济处于一个低位的运行，全球经济低位运行，对亚洲的出口总需求就不会很强，这个当然就会影响亚洲的经济增长，这是第一个大环境。

　　第二个是特朗普的政策冲击。他的政策第一是紧货币，提高利率，强势美元，宽财政，通过基础设施投资来创造总需求的空间，同时也有供给侧的改革，减税、移民法改革等等一系列的政策，最后他的贸易政策是希望打贸易战，通过双边的贸易谈判来取代多边的，通过一对一的谈判为美国争取更有利的贸易条件。这几个组合是一个挺有意思的政策。金融是放空监管，整体的目标是吸引国际资本流入，增加国际投资，提升出口，增加就业，它的总目标是这样的。这个对美国的经济形势还是一个相应的政策考量，他提出这个有他的想法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问题在他做这个事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他会怎么做，他只说，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细节，这个市场就开始猜。市场猜就开始麻烦了，第一个猜测就是美联储加息，他告诉全世界在2020年会加到3%左右，2016年他说加息只加了一次，在美联储预期和市场预期有一个很大的空间，这个空间我们称之为风险议价，这个议价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因为市场是根据这根曲线来配置整个资产定位的。这根曲线变了，全球的金融资产会再配置，这是个很大的事情。特朗普上台以后改变了这个市场预期，以前都是美联储的预期向市场的曲线靠拢，现在市场认为市场预期必须向美联储靠拢，这根曲线的波动一定会引起全球金融资产的波动，这是个大事，有人说你凭什么吓唬人？我举个例子，2013年美联储主席说要放缓美国的宽松货币政策，全世界资本市场一片波动，资本回流美国，新兴市场的股市跌到10%，货币贬值，所有东西归结到一点上来说，就是他动了这根曲线，他把这根曲线往上移了。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根曲线在多大程度上往这根线上移，这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如果市场预期美联储基准利率的变动，会对市场影响非常大。美联储强，从奥巴马10月8号以来持续走强，这张图反映的是美元走强和金融危机发生的概率，80年代美元走强走到高峰发生了金融危机，这是什么危机？这是拉美危机，拉美危机以后美元走弱，90年代美元又走强，这是亚洲金融危机。为什么美元走强会有危机？因为美元走强偿付美元的利率水平成本增加，如果没有足够收入的话企业会破产，如果国家大量的依靠美元的流动性，美元撤出当地市场就会引起金融恐慌，这个就是在80年代和90年代发生在拉美和亚洲的。但是现在麻烦的是美元不仅走强，美元还不断地波动，这是一个很大的风险。

　　美国的潜在增长速度只有2%左右，我们估计一直到2021年，金融危机以前有5%左右。特朗普说他要把美国的经济增长提到3.5%和4%，这是一个巨大的目标，要达到3.5%和4%不是一点点的刺激，它需要大规模的刺激才能达到这个水平，他能不能做到这一点？这是一个很大的变量。如果他要这么做的话，那美国经济的波动我觉得是不可避免的。对2017年我们最大的事情就是美元的波动，美国货币市场的波动以及美国经济增长的波动，这个波动会对全球经济增长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们对美国做过一个分析，美国GDP下降一个百分点对全球的影响，对加拿大和墨西哥会影响0.95到0.78左右，这个他们是邻居，大家可以理解，但是一系列的国家会首先影响，中国受到的影响大概是0.36到0.37左右，我们把这个影响分成实际的资本流动贸易影响和信心传染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国家都会受到美国经济波动和信心传染的影响。比如说法国，美国下降一个百分点，影响它0.7左右。它影响欧元区，影响中国等等，所以全世界经济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美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其实还是非常大的，所以美国经济的波动是一个很大的事。

　　与此同时，2017年是世界经济的拐点年，第一是利率水平开始上升，我做了一张长利率水平，大家可以看到1929年以后，大概走了七年，逐渐上升，二战以后逐渐上升，最终上升到80年代18.6%，以后逐渐下跌，跌到这次危机的零。大家看到现在这个利率水平开始上升，这是个关键性的重大的事件。很多人问我美联储今年加几次息？我觉得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美联储包括世界其它央行的货币政策已经开始走上升息的通道，已经不会再降息了，所以流动性开始出现全球性的拐点，开始从宽松和过度宽松走向紧缩，这是今年一个很大的变化。

　　民粹主义的兴起又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我做了一个图把收入分配的表现了一下。特别是在二战以前全世界收入分配不公，最高收入10%的人占全世界42%，二战以后收入再分配跌得很厉害，逐渐往下跌，跌到80年代开始往上升，现在几乎又回到了二战前的水平，收入水平如此大幅度变化，引起了什么？引起了民粹主义的崛起。我做了一个民粹主义的指标，它最高的时候是二战以前垂直上升，战后以后很多国家走向民主和温和，但是最近民粹主义又一次强烈上升，而且不同的是在这个时期，民粹主义集中在德国、意大利，而在今天民粹主义在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拐点，很重要的全球政治格局的变化。我在MF的时候对全球的国内政治作分析，我们用绿的表示好的，大家看到世界上所有的国家2000年的时候几乎都是绿的，仅仅15年以后的今天，没有一个国家国内的社会和谐是绿的。所以我们讲现在的政治风险在两个层面出现，一个是民粹主义的迅速崛起，一个是国内社会和谐度的普遍恶化，而国内的社会和谐度的恶化，从历史上学到的经验来说，如果不说必然的话，它也会走向国与国之间的冲突，这是我们在过去数百年历史当中所看到的，这个从根本上改变了地缘政治概念。我们讲地缘政治是伊拉克，是中东，是南苏丹北苏丹，现在几乎是世界很多国家的国内和谐都可能会进一步演变成新的地缘政治冲突，这是一个很大的拐点。从外部冲击来看，特朗普政策的不确定性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过去的时间里，我们看到美元走强又走弱，我们又看到美国十年国债的走势上升又下跌，美国的股市不断波动和调整，所以特朗普的经济政策毫无疑义是2017年最大的一个不确定性。全球利率水平的变化，毫无疑义会引起全球的资产配置和资本流动，而全球政治拐点，民粹主义的崛起，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所以如果把这几个放在一起的话，亚洲还在持稳的增长，它继续贡献全球30%GDP的增长，这是好事。它也在做结构调整，这也是好事。但是亚洲的金融市场在平稳的同时，它有内在的脆弱性。在面临外部可能的冲击，特朗普的冲击，利率水平变化的冲击，全球政治新的拐点到来和不确定性的增加，2017年亚洲继续面临更大的挑战，这一次主要的挑战在外部，外部的经济环境、外部的政治环境，会对2017年亚洲的经济和金融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

　　我就简单把我的观察给大家做一个报告，正好21分钟，谢谢大家。

　　（嘉宾观点据现场发言整理，未经发言人本人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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