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玻璃大王曹德旺的中国高税负之说后，娃哈哈董事长宗庆后在接受浙江卫视采访时也说“中国税负确实太高了”。
关于税负的只言片语很容易被断章取义片面放大，在采访的开始有一个更重要的事实，宗庆后坦言娃哈哈过去的一年“过得并不怎么样”。
在艰难的市场环境下，过度依赖旧产品、创新乏力，让娃哈哈这样的饮料行业老司机也越来越吃不消。宗庆后说2016年的1-11月，娃哈哈要上缴的各种费有500多种，光缴“费”就有4000多万元，而2016年缴税50亿元。
经济下行、信贷萎缩，民营企业的危机感似乎更加强烈。税费比较提升、企业投资成本太高、利润率很低，实体经济遭遇的困难，在各个国民经济的生产部门都有实感。
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就是结构失衡。而结构失衡的本质，就是资源不按照市场自发状态来配置，而是按照行政力强行控制的非均衡模式运作。传统的“铁公基”、重化、煤炭、钢铁工业和房地产等行业占据了太多资源，在金融危机期间它们已经被“暴露”出过剩的状态，过去为了保增长，又将大量资源投入其中，如今过剩产能已经到了必须刮骨疗伤的阶段。
在这个过程里，市场化深度更高的民企首先体会到温度的改变，不大规模超发货币，不滥用夸张的财政直接刺激，最好的拯救就是减税和解除行业管制。通过减税给优质企业提供喘息的契机，脱胎换骨；通过解除行业管制，扩大社会自我追逐机遇的能力，让企业家精神得到发挥，解除每个行业中的过剩“水分”。
纾困民企，如何落实减税降费知易行难。现阶段很多新出台的减税或减费，更多的针对小微企业，如何进一步有效扩展到中型企业甚至是像娃哈哈一样的大企业，将是一个巨大的“正能量”政策，给诸多大中型企业留下更多从容应对变局的空间，给企业创新提供时间保证，完成企业休养生息进而培育中国经济的元气。
以娃哈哈为代表的制造型企业流转税占全部缴纳税收的比例为77%，贸易型企业的比例更是高达88%，而且它们转嫁税负的能力很低，中小企业不堪重负。针对流转税比例过重、重复征税这一税制痼疾，2011年末中央终于做出了“营业税改增值税”的试点决定。
如今，营改增已经在全国全面摊开，作为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来力度最大的税制优化改革，势必为中国企业减负释放更大的动能。我们无法拯救具体的每一个企业，但至少要改造民企整体性的生态环境和自由程度。
减税并不只是简单地收税减少，而是通过税收的降低和控制货币泛滥，来给企业留足调整升级的空间，同时削减分利集团随意的利益获取能力。大规模税收削减，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赤字，但反过来会倒逼政府控制赤字，合理配置公共资源，进一步削减“三公”消费，这必然要求政府运作进一步公开透明化，节约人力成本，提高办事效率。
北京商报评论员 陶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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