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雨楼楼主终现庐山真面目

　　听雨楼楼主终现庐山真面目

　　章诗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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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11-21

　　章诗依

　　《听雨楼随笔》（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是一本很受喜好历史掌故的读书人追捧的书，作者高伯雨是现代中国掌故大家，但其生平却鲜为人知。最近出版的《掌故家高贞白》一书，展读之下，极大地满足了“读其书想见其为人”的好奇心。作者许礼平与高伯雨是远亲而往来颇多，且本身即善长掌故写作，近年以《旧日风云》一书享誉书林，更重要的是，两人身世也有几分相似——都出身世家而同走上掌故写作之路。作者对高伯雨，从人品到文字，都充满尊敬，笔端于克制中含蕴感情，为爱书人留下一代掌故大家的真切写真。

　　高伯雨原名高贞白，1906年出生于香港，父亲是银行家，其所创办、经营的元发行，是当时香江赫赫有名的银行。五岁起高伯雨就读于西营盘一家私塾，十二岁时回故乡广东澄海县入读县立中学，受校长杜国庠影响，思想左倾，积极投身反帝爱国运动，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有大兴趣。对他的这一思想取向，时在伦敦做抽纱生意的一个同乡取笑说：“六少爷是富家子，共了产你就知味了。”（高家有17个子女，高伯雨在家中排行数六。）对此，高伯雨回答：“我不稀罕家产，人人有饭吃，不是好过我有吗？”

　　不过，吊诡的是，这位当年的反帝爱国青年，日后却避居殖民地的香江，在英式自由主义的庇佑下，依靠一支笔，卓然成为一代掌故大家。

　　1928年高伯雨负笈英伦，攻读英国文学。在伦敦，他常到大不列颠博物馆的阅览室看书，最喜欢坐在G字行的第七号座位，一是因为G是高姓的第一个字母，二是因为第七号座位是马克思常坐的地方，其对马克思的着迷程度可见一斑。当时他认为，中国要强盛，一定要“以俄为师”，实行共产主义，而无其它良药。对于国民党的统治，彼时的他极其反感。

　　虽然所学为英国文学，但高伯雨真正的兴趣却在清史与现代史事，个中原因，天赋的才性是主要因素。他从六七岁开始即喜欢翻阅家中书房中的《清朝野史大观》，往昔在国内读书，对于英语、数学科目兴趣缺缺，而对汉魏六朝文和《史记》《世说新语》《文选》却百读不厌。

　　推动高伯雨走上掌故写作之路的，却是一个很奇特的历史因缘。1922年，直奉战争爆发，在武斗之前，在战争的四个主角张作霖、吴佩孚、曹锟、梁士诒之间，爆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电报战”，从一月五日到四月十九日的七十三天中，吴佩孚向时任国务总理梁士诒发去十七封电报，讨伐其借日元赎回胶济铁路之举，指斥其卖国媚外。加上当时各省督军的附和电文与梁士诒的答辩，函电交驰，蔚为大观，演成史上奇特的“电报战”。

　　军阀的幕中不乏文章高手，例如近世著名诗人杨云史即是吴佩孚的幕僚，因此这些“电报中”的电文中，不乏写得铿锵有力、文采飞扬的经典之作，其中以吴佩孚攻击梁士诒的电文写得最为精彩。这些电文，高伯雨读得津津有味，他将其中精彩的抄录下来，为了弄清这场大战的来龙去脉，又找出前一年的上海报纸《时报》，了解北方的政局。结果，直奉战争爆发的这一年，成了高伯雨的现代历史启蒙教师。他像今人追剧一样，追看中国现代历史上的这一幕大戏，对于这段历史的演变过程了如指掌。留学英国期间，这一兴趣处于休眠状态，到一九三四，他对西洋文学厌倦了，遂重拾“旧欢”，回归对现代史事的兴趣。

　　“电报战”催生一代掌故大家，高伯雨的这一夫子自道，想必令许礼平考据索隐之癖大发。他据郭廷以德《中华民国史事日志》与《近代中国史纲》二书，专辟“电报战”一节，详细勾勒“电报战”始末，并引用“电报战”中的经典电文，贡献了《掌故家高贞白》一书中妙趣横生的章节。原来，当时的军阀，并不似人们过去想象的那样胸无点墨，其中的吴大帅还是秀才出身，军阀动枪动炮前的吊民伐罪之文，写得要比几十年后只会用“叛徒”“内奸”来谩骂的红卫兵小将们真是高到不知哪里去了。

　　直奉战争是现代史上军人干政的恶例，导致国务总理梁士诒黯然下台，但却孵育出一个掌故大家。许礼平追慕前贤，写掌故大家之书，笔端随时流泻掌故笔致。在介绍完“电报战”之后，又甩出闲闲一笔，穿插了一个细节：他供职香港中文大学时的中文系主任常宗豪，曾经在本港学海书楼讲楚辞，常有一老女人来听课，偶然迟到，必垂手鹄立，不招呼，不张望，敬侍门外，必待课室内有招呼始敢低首入座。后来才知道，这是梁士诒的八姨太谭玉樱，后来更听说梁谭氏曾将先夫的书札文献交托学者苏文擢为之梳理出版。

　　许礼平为之感叹：夫死半世纪，尚央人整理遗稿，当中可见梁家的传统礼教和伦理。

　　从英国留学归国后，高伯雨先后供职中国银行与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但时间均甚短暂。这位富家子弟，懒于做官，也不喜做生意，其人生理想是：“如果家中有能力，供给我过淡泊的生活，再外国数年后中国，过了一个时期又到国外，以十年为期……到时，即使学业无成，安坐家中，潜心学术，清茶淡饭，生活无忧，也可以过一世，诚如古人所为‘小人无大志，蜗角是乾坤’如是而已。”辞官后，高伯雨长居北平，期间拜溥心畲为师，终日习画、临池及与妻子商榷学问，书画技艺获长足进步，同时，广交名士，参加雅集，一时间，与理想的生活似乎庶几接近。

　　然而，时代与命运的飓风，很快将这一理想如一豆灯火般吹熄。先是家中生意出现败落，高家虽然勉强还可称“富户”，但景况已大不如前。更大的改变命运的力量，是日军侵华。北平陷落前，高伯雨回香港避难，开始以文字谋生的生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家中人口众多，高伯雨只好滞留香港，继续摇笔为生。抗战结束，曾经一度与朋友合资做生意而不成，从此再心无旁骛，专心鬻文养家。高伯雨生有五个子女，家中雇佣两个佣人，六十年代初搬到希云街，住两厅三房的房子，月租五百五十元，在当时算是豪宅。这样的生活水准，全靠高伯雨一支笔挣来、维系。直到七十年代儿女长大，有几个已经出来做事，高伯雨才轻松下来。

　　高伯雨笔耕之勤，产量之大，今日听来令人乍舌。他自承：“自一九五〇年后，我为了应付生活，不得不多写文字，每日写一万字左右是常事，每成一文，自己不再看一遍，当然有漏字、错字、别字和不通的语句，为了省时间，写完就寄出，让老编去修改。”五十六代的香港，是冷战前哨，报刊杂志，左右对垒分明，但高伯雨的笔却不分左右，左右报章通吃，各派用各派的笔名，河水不犯井水，“高伯雨”这一笔名，就是这一时期产生。

　　产量巨大，相当程度上，也拜香港的自由环境所赐，对此，高伯雨常感庆幸。他尝言：“我在香港摇笔杆摇了四十多年，惯于想到就写，不知天高地厚，对我们中国两个贵政府，想弹九弹，想赞就赞，因为香港的殖民地政府，采的是‘百花齐放政策’，甚至挖苦到它的贵政府——即远处伦敦泰晤士河畔的那个议会和唐宁街十号，殖民地政府从不向我发警告。”高伯雨并说，自己被政府纵坏了，四十多年里，随便幽默古今中外名公巨卿，似乎从未被政府“揪过”，彼此相安无事。

　　唯一被困扰的一次，来自左派报纸。五十年代初，高伯雨在文章中说到，外国人不喜欢喧闹，以超市为例，飘针落地也清晰可闻。此语被《新晚报》的一位副刊编辑在稿子上批语为“洋奴思想”四个字。有趣的是，这位副刊编辑，就是日后名满天下的武侠宗师金庸。金大侠有强烈的民族尊严感，不认同高伯雨做这种对比，而《新晚报》总编辑罗承勋（罗孚）也充分尊重编辑的自主权，不为高伯雨回护。后来金庸出来创办《明报》，并使这份报纸成为香江著名报纸，但从没找高伯雨写过文章，高伯雨一生留下数千万文字，也几乎从不语及《明报》与金庸。两位在各自天地里俱是大师级的人，在香江这个弹丸之地，竟然就这样形同陌路。

　　高伯雨的掌故文章，不因高产而损品质。经时间的淘洗，已成瑰宝。掌故巨擘瞿兑之在给著名报人陆丹林的信中，曾对高伯雨大加推许说：“贞白兄考订精慎详细，下笔不苟，友人中惟徐一士能之，而笔歌墨舞，矫若游龙，则徐君不能及也。”言下之意，高、徐二人，在考订精详方面不分伯仲，而文章之生动可读，则高要胜徐。瞿兑之对于近世中国两大掌故名家的这一评价，可谓公允。

　　《掌故家高贞白》的末尾，许礼平礼赞高伯雨，出身富贵之家，而无丝毫纨绔子弟的习气，“却能问斗求升地生活”，并称赞其为“爱国有正义感而不狂热”，既是致敬，也未尝不带惺惺相惜的感情。

　　高伯雨的妻子林翠寒，毕业于北平贝满中学，雅善诗词，堪称才女。《掌故家高贞白》对高伯雨的感情生活也有钩沉，书中并加插多幅高伯雨本人、家庭及交游之照，让人得睹一代掌故大家之风采。书中并附有高伯雨多幅画作与手书的林翠寒词作的影印件多幅，是文字之外的清赏，也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