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约车上路：需探索各方利益最大公约数

　　网约车上路：需探索各方利益最大公约数

　　本报记者 陶娅洁报道

　　一石激起千层浪。近日，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针对网约车实施细则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引起了强烈反响。

　　北京、上海规定，网约车必须是当地牌照车辆，网约车司机必须有当地户籍。仅这一项，就将绝大部分网约车司机拒之门外。滴滴称，该平台在上海的41万名司机中，仅有不足3%的司机有上海本地户籍。

　　与此同时，征求意见稿对车辆准入，包括排量等细节作出了明确规范。比如，北京明确要求5座三厢小客车排气量不小于2.0L或1.8T、车辆轴距不小于2700毫米。

　　“上海、北京、深圳等地对车辆、司机门槛的规定，恐怕会一举抹杀滴滴过去4年为地方就业做出的大半努力，会让司机群体收入减少70%以上……大量的网约车司机将面对失业打击。”滴滴在声明中回应。同时，舆论在网络同步发酵，有人点赞，有人悲观，褒贬不一。

　　回望滴滴刚出现时，就以“共享经济”的姿态进入大众视野。共享经济的出现，无疑降低了供给和需求两方的成本，大大提升了资源对接和配置效率，充分激活了闲置资源的潜力。而今，征求意见稿对网约车的诸多限制，是否为共享经济套上了枷锁？

　　对此，百联咨询创始人庄帅持否定态度。庄帅对《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表示，尽管很多时候，国家看似矫枉过正的政策会引发市场迅速降温。但从长远看，几乎每次出台的政策都符合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

　　“首先，在网约车大肆扩张的背景之下，越来越多的人趋向于专职，而非利用闲散时间从事网约车服务，导致许多其他企业面临用工难的问题。无独有偶，许多刚毕业的大学生选择了直接加入网约车司机队伍，也将影响中国人才结构的合理发展，因为开车并不能提升他们的技能，仅是一项赚钱的工具。几年后当这些人离开网约车司机队伍，将难以再就业。其次，安全问题也是重要的考量因素。要求本地户籍并非歧视外地人，而是外地司机对路况不熟悉，出事故的概率也会更大。特别是在用时间赚钱的语境下，不排除许多司机车速过快，精神不集中等情况出现。”庄帅分析。

　　对此，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也作出了解释。之所以要求人车均为本地，首先是从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的角度考虑，治理“城市病”。目前，北京“城市病”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人口无序过快增长，需严控人口规模。出租汽车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其未来发展必然涉及人口规模调控和产业发展及就业导向。

　　联讯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文国庆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指出，出台征求意见稿的目的是将网约车纳入合法化轨道，这是进步。但是，对户籍、车牌的限制，则有明显的地方保护主义倾向。这些政策主要照顾了当地的车，当地的就业，而忽略了在北京、上海，80%以上的网约车司机都是外地人这一现状。当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时，某种程度上也违背了共享经济的初衷。

　　的确，新规一方面规范了网约车发展，另一方面也与现实相矛盾。正如新华社评论《网约车细则要留出“窗口”》表示，即使网约车细则最终落地，也应留出修改的‘窗口’……开门立法之后似应充分集纳社会意见，适时进行必要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