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避税天堂与消失的财富

　　E避税天堂与消失的财富

　　马俊杰

　　“人生在世没有什么是确定的，除了死亡和纳税。”美国国父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这句话揭示了人性与社会组织的核心，即以社群形式得以生存的人负有不可逃避的纳税义务，与之对应的则是各项公民权利，虽然这些公民权利在不同国家表现形式各有不同。

　　政府的作用体现在通过税收支付个人难以或无法提供的公共物品，如国防、安全、耗资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广播通讯等（虽然当前认为越来越多的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可以由私人供给）。《联邦党人文集》第二篇，John Jay写道：“再没什么比政府不可或缺的必要性更确定无疑的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政府何时以何种形式组成，人民必须让渡一些个人的自然权利来赋予政府必要的权力。”政府的必要权力中最重要的是征税权，至于收多少税，以何种形式收税，税收用做何种用途，如何监督征税行为，在民主社会和专制国家则各有不同，政府自身的合法性也因而受到程度不同的挑战。

　　由于税制的区别，税收实践的差异，几乎每个国家的每个群体都对缴税多多少少有些抱怨和忿忿，而这主要是因为税收制度的“公平”和“透明”并无客观标准。作为现代民主社会的基本社会契约，每个人都需要在公平和透明的税收制度下缴税，以支付大量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成本。出于对自身缴税情况的认知和判断，各个阶层似乎都有“逃税”或者“避税”的“合理”动机：最富裕的人认为自己的财富来自于对社会更大的贡献，是合理的回报，因而应得到税收上的减免和奖励；中产阶级认为自己负担的税率比富人更高；中小企业认为承担的税负高于大公司。而这将直接威胁现代民主制度的核心，也即财政同意理念。其直接后果更加严重，在不合理的税收制度和实践下，个人会采取各种避税手段，有些甚至是非法的；企业则因税负过重利润摊薄而无力对研发进行投资；政府信用受到挑战，纳税人甚至生发出仇恨情绪，严重的会引起社会动荡。

　　应该看到，在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化的今天，除个别极端情况外，个人和公司都有机会在世界各地自由流动，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税制和税率正成为吸引人才、资本和企业的重要条件。自上世纪70年代国际资本流动开始，全球性的税收竞争正展现日益重要的影响：资本流动和聚集、企业和创新能力的聚集、利润的聚集，以及与其相伴的优秀人才和福利的聚集。各国政策制定过程对税收的考量也越来越多，可以说政策的税收敏感性加强了。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发达国家俱乐部OCED组织的30个成员国平均企业税率已经从38%降低到27%。而同一时期，欧盟的平均企业税率则从38%降至24%。根据美国经济学家Daniel Mitchell在《全球税收竞争》一书中的记录，尽管美国经过1986年的改革已经实现了相当低的企业税率，但在其后的岁月里，世界其他国家大幅降低税率，美国现在则成了世界上企业税率第二高的国家。大量的资本和企业正通过避税天堂和其他离岸账户形式，逃避美国的征税。

　　对普通纳税人而言，避税天堂是个陌生的词汇，而有此需求的也往往是超级富豪或者跨国公司。一个国家吸引人才的方式有很多种，较低的税率往往是其中最有效的。前几年法国影星杰拉德·德帕迪约因为不满法国的重税，移民俄罗斯。为了保护财产而移民当然是极端之举，更多富人在保持本国生意长青的同时，往往采取将资产转移到国外的方式。不管是《谍影重重》还是“007”电影系列，一个富豪的标配必定包括一个瑞士银行的账户。同理也应用于跨国公司。很多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阶段为了大量招商引资，往往会采取税收减免，甚至退税补贴等政策手段，这些公司创造就业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其创造的财富往往超过其税收贡献，这样划算的生意自然让地方政府趋之若鹜。而全球富豪和跨国公司采取的更为普遍的避税手段，则是避税天堂和离岸公司。

　　避税天堂通常指对特定税种采取低税率或完全不征税的司法管辖地，这些特定税种包括遗产税和所得税等。常常闯入人们视线的传统避税天堂有塞浦路斯、卢森堡、爱尔兰、瑞士、开曼群岛、塞舌尔、百慕大、巴拿马等国家和地区。据2013年英国《卫报》的一份报道，当年有近32万亿美元的资产通过离岸形式进行管理以避税和逃税。而在诸多传统避税天堂中，瑞士以其传统银行业优势成为全球权贵的首选，据税务公平网络（TJN）的一份研究报告，瑞士在其金融秘密指数榜单中拔得头筹，成为全世界离岸金融活动和营业秘密最猖獗的国家。瑞士银行家协会称，2012年有价值近2.8万亿英镑的资产在瑞士管理或保存。当然，其中大部分都是全球超级富豪的“小金库”，目的是逃避本国的税收。至于这种行为是否合法，我国严格的外汇管理制度和严苛的税收制度能够提供一定的参考：一国居民有义务按照法律规定纳税，在全球大部分国家，偷逃税款都是犯罪行为，注意，是犯罪行为而非违法行为。

　　美国是执行全球征税的国家，其对避税天堂的态度也很有启发意义。个人或企业进行离岸避税操作的资产很多即使不涉及腐败所得、洗钱和商业欺诈等重罪，也严重影响本国税收收入、加剧社会不平等，造成经济可持续性下降等严重后果。这方面最有名的案例莫过于2012年瑞士银行前职员Bradley C. Birkenfeld告发自家雇主唆使客户进行资产转移和偷逃税款的案子。为此，美国国家税务局特别奖励他一亿零四百万美元，虽然他自己也因为涉嫌其中而服了两年劳役。这个案子最终使得瑞士银行在付出七亿八千万美元的罚款之后，将4500多名美国客户的账户信息移交美国税务当局。光鲜无限的瑞士银行业在近年来连遭各国税务执法部门调查，也渐渐将避税天堂的地位让给新兴的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地区。

　　在个人资产管理方面，很多个人离岸行为都是非法的。这些离岸操作的主要形式有开设离岸公司、伪造票据、开设离岸账户以及剥离合法收益性所有权等。在最近曝光的“巴拿马文件”中，各国权贵的离岸账户信息让人震惊，其中不乏各国政要、明星和商业大亨，其引发的政治动荡也让人们忧虑，因为随着信息化的透明度不断提高，此类曝光发生的概率越来越高。

　　与个人的离岸操作不同，跨国企业拥有更强烈的避税动机，也有更多元和复杂的手段，其中最常见的是注册离岸公司，依托现代公司制度，进行财富的转移和税务的避免。以美国苹果公司为例，尽管其一再声称公司行为是合法的，但欧盟委员会近期还是对其逃税行为进行了调查并将于近日宣布调查结果。同样接受调查的还有星巴克和菲亚特公司。

　　29岁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副教授Gabriel Zucman在其新书《国家的隐形财富：避税天堂之祸》一书中，对全球避税天堂和与之相关的避税行为进行了研究，并发现全球8%的金融财富以离岸形式存在，逃脱了各国政府征税，这一数据在发展中国家还要更高一些；由避税天堂公司和个人持有的美国股票价值占比从上世纪40年代的1%左右，升至2010年的10%左右；而因为避税天堂和离岸操作的存在造成的税收损失已经达到每年近2000亿美元的规模。Zucman副教授是《21世纪资本论》作者托马斯·皮凯蒂的高徒，其基于宏观历史数据的分析揭示出避税行为对社会和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他的研究还显示，2013年，有6500亿美元（35%）的全美国企业利润来自美国公民持有的海外公司部分；同期，50%以上的全英国企业利润来自海外部分。在美国的例子中，6500亿美元的企业利润中有一半以上来自六个零税率或者极低税率的国家：荷兰、百慕大、卢森堡、爱尔兰、新加坡和瑞士。而在这些国家的公司里并没什么真正的业务和公司行为发生，除了避税。

　　Zucman副教授用一个非常贴切的比喻来说明避税天堂的作用：如果把全球视作一体，则“地球”这个大公司的账本账目应该是平衡的，也即负债等于资产。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多年来的记录，“地球”的总负债和总资产一直存在很大的差额，仿佛有其他星球持有了“地球”，并开展投资一样。其真实原因是，有很多的个人财富、债券等在瑞士这类的避税天堂的账户上被记成了“负债”，而非资产，以逃避征税。这些消失的财富数量之巨并不是我们应该予以关注的主要原因，更重要的是，这些财富往往与不法行为相关。

　　我们需要对个人和公司以离岸形式进行避税操作的行为加以重视，不仅因其涉及财富转移、造成社会不平等和投资可持续性下降，更因为一个国家的大量财富置于他国掌控之下会严重影响本国的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占据大量财富的权贵精英阶层大量转移财富，不仅是经济发展趋缓的恶性循环之始，也是精英阶层对本国社会失去信心的直接体现。当他们在一个社会中的利益和权益小到无法与其海外资产相比的时候，他们对这个社会的责任和参与也会降到最低。而他们转移走的“消失”的财富也将转变成对本国政府和社会的外部压力。

　　作者为天则经济研究所项目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