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金融曲折发展 新常态下陷入困境亟待转型

　　民间金融曲折发展 新常态下陷入困境亟待转型

　　发生于今年两会前夕的南阳“马高潮案”，放在近年来全国层面非法集资日益突出、国内民间金融无序发展的大背景下，这并非个人恩怨，而只是耐人寻味且悲凉凄惨的一幕。

　　民间金融被称为非正规金融，改革开放以来，正规金融无法满足广大中小微企业融资需求，这成为民间金融屡禁不止、并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可是，长期处于“地下”状态的民间金融难以监管，由此导致打着民间金融旗号的非法集资行为及案件不时发生。

　　面对非法集资大案要案频发的现实，非法集资的防范和处置工作一直为高层所重视。鉴于非法集资案件形势严峻，一些区域和行业风险隐患较大，4月，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召开座谈会定于下半年组织开展全国非法集资风险专项整治行动。

　　固然深化金融市场改革，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让中小微企业的贷款融资变得不再困难是治本之策，但当前形势迫使从事民间金融的企业积极寻求转型，投资者也要接受投资教育、逐渐培养风险意识，从而逐步成熟、理性起来，政府层面更是需要提高监管水平。

　　蓬勃的原因

　　银象网总裁朱大勇长期深耕河南省金融领域，他对本报记者表示，除少数民间金融公司最初就没安好心，纯粹就是为了诈骗集资以外，绝大多数公司的经营者还是想正经做生意，只是不够专业、不懂金融才最终演变成非法集资。“个人觉得，主流还是好的。”

　　朱大勇说，民间金融这个行业的存在是必然的，而且将来还会逐步发展壮大。

　　原因在于，一方面正规金融无法满足广大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而这些企业恰恰正是整个经济中最具活力的部分，在创造就业、税收贡献等诸多方面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为了企业的生产和发展，转而求助各种形式的民间金融。另一方面民间也缺乏有效的投资渠道。随着理财观念逐步深入千家万户，“撩”起了民间理财的欲望。一旦养成理财的习惯，要是哪天钱放到手里都心慌，理财的压力就非常大——没挣就相当于赔——以前都没有这种概念，现在有了。

　　将钱存到银行里，想着通货膨胀让货币贬值，“有点不甘心”，这代表着绝大多数参与民间金融的群众心理，只不过欠缺任何现代金融理财素养的他们，通过选择信任某人或某企业，而将钱投入其中，至最后，连本金都无法取出，只能徒劳哀叹“很无奈”。

　　置于全国乃至全球的大背景下，国内民间金融的繁荣，宏观调控政策变化所起到的作用也格外重要。

　　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为扩大内需，国家启动了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同时为了控制通货膨胀、防止物价过快上涨，从2010年下半年起，货币政策从适度宽松转向稳健。此外，自2014年末以来，央行连续多次配合使用降息、降准及定向降准等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的松紧适度，促进社会融资成本降低。

　　落脚到南阳，当地房地产这一“暴利”行业为了寻求发展，几乎完全依赖于民间金融，房地产企业甚至吹嘘，以不向银行借款为荣，这导致民间融资遍地开花，民众参与积极，再加上地方政府缺乏监管经验，最终导致如今楼盘积压、非法集资案件集中爆发。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缺乏有效引导、规范和监管的民间融资，在投资方面存在着无序性和盲目性，影响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信贷结构的优化，也削弱了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效果。

　　民间金融的曲折发展

　　长期以来，我国民间金融的生存环境并不乐观。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民建中央财政金融委员会委员王桂堂等人曾在《中国经济时报》刊发文章《夹缝中生存的民间金融应走向康庄大道》称，当民间金融正面效应显现的时候，默许其存在但并非正式认可，一旦由于民间金融的自发性引发某些问题的时候，立刻以“高压严打”的态势予以全面取缔。

　　比如，对于此前南阳市房地产业的粗放发展、以及为支撑企业发展的民间融资行为，当地非法集资受害者纷纷质疑政府的不作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出事了你好我好，一出事就定为非法集资”。

　　只不过单纯将板子打在地方政府身上确实有失偏颇，这还需要回到民间金融本身。学术界概括民间金融具有内生性。北京交通大学博士陈硕在其博士毕业论文《社会资本视角下的我国民间金融发展问题研究》中提到，“民间金融的产生往往是一个国家金融深度不足、正规金融无法满足现实与潜在的融资需求的必然结果，是由现实经济生活中经济体本身的需要而催生出来的。”

　　具体来说，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民营经济迅速崛起，无法从正规金融体系获得足够资金支持的中小企业只能转而求助于各种形式的民间金融。上述博士论文称这是民间金融的兴起阶段。随后，从地方政府默许甚至支持，到中央政府和央行铁腕治理整顿，再到金融监管当局重新正视并肯定其作用，政府态度的变化反映出来的是民间金融所遭遇的曲折“拨乱反正”。

　　需要说明的是，以高利贷、洗钱、金融诈骗为主要业务的非法金融机构也处于地下状态。这跟本质在于满足融资需求，其借贷资金大多数用于消费和生产性投资的民间金融完全不是同一概念。在世界各国，地下非法金融活动及机构都是为法律所禁止的。

　　至于非法集资跟民间金融的关系，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王维维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这其中的关系非常复杂。除却一些打着民间借贷旗号的集资诈骗类案件外，很多都是企业或因盲目扩张经营不善或因受宏观经济形势不景气的影响，导致无法还钱，最终演变成非法集资。不同的情况需要区别看待。

　　王维维提到，随着e租宝、泛亚、中晋系等互联网金融P2P平台相继被查，暴露出互联网金融在诞生之初，由于监管缺失，使得众多的非法集资被包装成了P2P信贷的概念，从传统的线下发展到线上，使得受害群体呈几何级数增长，这对于民间金融的伤害更大。

　　前述《夹缝中生存的民间金融应走向康庄大道》一文称，游走于“边缘地带”的民间金融往往不得不采取“打擦边球”、“钻政策空子”，甚至是以种种“地下活动”的方式寻求生存空间。而脱离了监管视线的民间金融又往往处于一种放任自流状态，其负面因素又极易被放大从而引发风险外溢，形成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不稳定因素。故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国的民间金融总是处于萌发、扩张、风险暴露、取缔整顿这样一个轮回的圈子。

　　转型中的民间金融

　　横向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地域经济发达程度以及历史、社会等多重因素的不同，各地探索的民间金融也呈现出不同的模式。业内盛传民间金融有三种模式：一是以江浙为代表的地下钱庄模式，二是以青岛为代表的中介模式，三是以河南郑州为代表的担保模式。

　　对于河南来说，民间金融的特色是担保投资类中介机构数量多，其它中介机构发展相对缓慢。河南投资担保行业尽管起步较早，但真正开始进入快速扩张阶段的起始期是爆发全球金融危机的2008年。得益于政府量化宽松的政策，以及更加旺盛的中小企业融资需求，这个行业也被打上了“暴利”的标签，于是各路资金、人员纷纷涌入。

　　业内资深人士称，最初从无到有，再到遍地开花，盲目跟从的结果必然是从业人员的素质良莠不齐，较低的准入门槛造成鱼龙混杂、无序竞争，使得行业本身累积的经营过程中虚假出资、担保业务不规范、担保风险准备金提取不足等问题不断暴露。

　　于是，2011到2012年间，多家担保公司资金链相继断裂，发生挤兑现象，推倒了郑州担保业的“多米诺骨牌”。这次被业内称为，行业问题丛生所导致的自我整顿。不过，针对河南省担保行业混乱的局面，曾经的主管部门省工信厅中小企业服务局的“不专业”——在一段时间内一刀切全省暂停担保机构的设立、备案工作，寄希望于提高行业准入门槛等举措来规范整顿，也饱受业内诟病。

　　朱大勇称，除了集资诈骗外，投资担保行业出现问题，更多的是因为不够专业，才导致钱放出去收不回来。他建议，民间金融寻求发展的路径，就要定位于传统金融市场的补充者，服务小微企业与个人，不与大银行抢市场。而且为避免风险高度集中，从业者更要在专业、透明上下功夫。

　　王维维建议，法律层面通过健全法律法规让一切有益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民间金融活动形式合法化、合规化。监管层面要尽快建立健全针对民间金融的监测体系与监管制度，最大限度地让其“阳光化”发展，以充分发挥民间金融对市场经济建设的经济作用。对于投资担保行业中出现的高利贷和非法集资问题，一定要疏堵并举，打防结合，防范金融风险，建立健全的民间金融监管体系，保证民间金融的健康有序发展。

　　不过，自从2014年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民间金融又一次陷入困境。只是这一次跟前一次的问题，经济的下滑让企业备感“生意难做”。而这次的危机使得金融生态链上的上下游都遭受信任破坏的拷问。

　　业内人士称，“信任的破坏是金融生态链陷入危机的催化剂”，银行骗贷收贷、投资担保公司胡整乱做、借款企业经营不善无法还钱、出资客户出于恐慌盲目抽贷，种种行为破坏了信任关系，最后导致无论哪一方都是受害者。“信任关系的恢复需要很多年才能建立，没有信任，就没有完整的金融生态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