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藏在家族信件里的

　　隐藏在家族信件里的

　　英国启蒙时代

　　——读《帝国豪门：18世纪史》

　　⊙严杰夫

　　在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的眼中，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的历史显然是激荡人心的。在他的著述中，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被看成是撬动世界历史的“双生子”。这就是著名的“双元革命”理论，霍布斯鲍姆也因此将那个年代称为“革命的年代”。

　　霍布斯鲍姆的宏大叙事固然有它惊心动魄的地方，但那个时代在微观层面上是否也同样动人？霍布斯鲍姆并未给出答案。倒是艾玛·罗斯柴尔德在《帝国豪门：18世纪史》（直译应为《帝国的内在生活：18世纪史》，以下简称《帝国豪门》）中，为我们展现出了“革命年代”的“另一面”。

　　用艾玛自己的话说，她笔下的历史是种“内在史”。在这一面里，艾玛关注的是历史人物内在的思想和情感及其与外在世界的联系。所以，艾玛笔下的历史更像是简·奥斯丁的小说，借着琐碎的日常拼贴出时代中蕴藏的诡谲，这就与霍布斯鲍姆笔下“大写的历史”有了天壤之别。

　　当然，在谈论艾玛的叙事特色时，我们无法忽略她作为女性学者所特有的细腻视角。艾玛在《帝国豪门》的开头介绍，她是在研究亚当·斯密的过程中，偶尔发现了一部工业革命时代的家族书信集。而这部书信集就像是突然揭开了一个家族隐藏了数百年的秘密。

　　《帝国豪门》的“主角”是一个苏格兰商人家庭——约翰斯通家族，更严谨地说，是约翰斯通家族的11个兄弟姐妹。从身份上来说，约翰斯通家族属于新兴的商人阶级，但却很难像本书题目所描述的那样，配得上“豪门”这个词。在约翰斯通姐妹的父母一代，约翰斯通家族还只是没落的贵族，即使在鼎盛时期，也只能算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家庭。

　　不过，与那个年代的大部分商人一样，约翰斯通姐妹却也关注着生活中的“苦痛与焦虑”，就好像当时正走在转型路上的英国，开始学着成长为真正的帝国。这些商人在实践中思考，摸索如何捍卫自己的利益不受国家和官僚的侵犯；辨清自己的商业行为中哪些是符合道德和法律，哪些又是愚昧和野蛮的。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现代世界的商务法律体系慢慢成形。

　　那么，约翰斯通家族又是如何成功的呢？或者说，这个家族的财富究竟是来自何方？艾玛从约翰斯通家族的信件里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约翰斯通家族凭借信息和知识的优势，赚取了大量财富。所以，艾玛才会指出，“约翰斯通家族的成功综合着机遇、决心，以及有效利用各种信息的结果……他们借助于信息和财富创造财富。”这样来看，他们完完全全地生活在一个“信息时代”。

　　根据资料，约翰斯通家族的原始资本有两个来源：第一，是约翰·约翰斯通在印度东印度公司任职时寄回的钱，这部分包括印度王子和银行家送给他的礼物，以及他在印度兼职做生意时赚取的利润；第二，是威廉·约翰斯通的妻子所继承的遗产。据艾玛的考证，这两个资金来源，让约翰和威廉在18世纪60年代就已是腰缠万贯的富豪了。而更重要的是，约翰斯通家族成功地将这两个兄弟的财产演变为全家族的财产，最先富裕的两个兄弟带领全家族兄弟姐妹走向了“共同富裕”。在这其中，利用信息，抓住投资机遇成了最关键的窍门。譬如亚历山大·约翰斯通就是凭借着威廉提供的资助，根据信息判断后在格林纳达购买了种植园，并成为兄弟中第三个致富的人。这就是约翰斯通家族的“生意经”。

　　约翰斯通家族是最早认识到信息中潜藏着巨大机会的那批人。正如亚当·斯密所指出的那样，这些商人对商贸活动的理解建立在对信息之重要性的认知之上。所以，我们看到，乔治·约翰斯通是个“见多识广”的人，威廉·约翰斯通是精通票据和债券业务的专家，约翰·约翰斯通则精通多种外语，贝蒂·约翰斯通更是11个兄弟姐妹的信息交换中心。

　　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约翰斯通家族的“生意经”可能仍有借鉴意义，因为我们今天依旧将信息的获取和使用，看成是投资和经商活动取得成功的关键要素之一。在这一层面上，约翰斯通家族就像是一块“活化石”，为我们展现出那个时代商人的精明之处。就像后世的历史学家所评价道，“对于信息的渴求，在这些人身上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性格特征”。

　　不过，我们依旧要看到约翰斯通家族在财富积累的过程中所具有的鲜明的时代特征。毕竟，在约翰斯通家族的财产来源中，家族遗产、海外殖民的收益、奴隶经济、利用职务关系这些“灰色收入”占了很大一部分。从这个角度看，如约翰斯通家族这样的商人仍然在从古代商人向现代商人的转型过程中。这就是约翰斯通家族成员所体现出的矛盾性和模糊性。这种模糊和矛盾，不仅体现在财富积累过程中，还表现在约翰斯通家族的观念和日常生活里。他们对奴隶制的看法，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约翰斯通家族的历史和奴隶制紧密相连。贝尔或贝琳达、约瑟夫·奈特，这两个曾经属于约翰斯通家族的奴隶，都是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的事件主角，贝尔或贝琳达是不列颠群岛上最后一个被判为奴隶的人，约瑟夫·奈特的起诉，则结束了不列颠法律对奴隶制的认可。

　　但有意思的是，约翰斯通家族内部对奴隶制的看法和立场十分复杂：1770年，亚历山大反对施加于奴隶酷刑；1775年，乔治则赞美奴隶主的仁慈；1788年，约翰和他的儿子都加入了废除奴隶贸易协会，有意思的是，他委托管理的北美种植园里就有奴隶；1792年，詹姆斯主张立即废除奴隶贸易。我们或许会惊讶，这个家族居然会在奴隶制这个问题上，拥有如此多元的立场和观念。

　　除此以外，在其他许多制度和社会问题上，约翰斯通家族都表现出矛盾的观念和立场。也正因此，我们才会说“在约翰斯通家族的经历中，经济、政治和军事领域之间的界线是不确定的，法律也面临着一样的境遇”。

　　当然，我们更没办法忽视，约翰斯通家族的研究价值还在于，他们与一大串著名的苏格兰启蒙学者有着密切联系：亚当·斯密、大卫·休谟、亚当·弗格森……在许多历史教科书中，这些星光熠熠的名字一直都是作为主角而存在，但在艾玛的这本著述中，他们却成为约翰斯通家族的陪衬。在这里，他们与约翰斯通家族凸显出了一种特别的关系：约翰斯通家族的商业活动和经济实践成为启蒙学者思考的源泉，而启蒙学者的哲学观点也同样在影响着约翰斯通家族对社会、制度、贸易、法律等多个方面的看法和评价。所以，艾玛·斯柴尔德才会强调，约翰斯通家族本身就是一个小型的启蒙社会。

　　《帝国豪门》可以被视作一部文学作品，就好像《唐顿庄园》那样，为我们呈现了站在历史关口的一个家族的命运；《帝国豪门》也可以被看成是一部传记，是对约翰斯通家族及其庞大社交圈的个案研究；不过最重要的是，《帝国豪门》还是一部宏观反映历史人物内心世界的“微观史”。与霍布斯鲍姆呈现的波澜壮阔的“革命年代”不同，艾玛带领我们去体验的是历史旋转门前的那些人内心的迷惑和惶恐。借此，艾玛想要告诉我们，启蒙不是简单的振臂高呼，或菩提树下突然来临的“醍醐灌顶”，而是人们在亦步亦趋地摸索、反思、争吵、挣扎和犹豫的过程中所凝成的结晶。这才是启蒙的可贵之处。

　　本质上，《帝国豪门》是艾玛在亚当·斯密的研究过程中衍生出的“副产品”。因此，艾玛实际上是戴着斯密的“眼镜”来观察约翰斯通家族。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我们所说的内在的历史……是斯密式的；而就其道德观察或道德想象的活动而言，也是斯密式的”。也正是靠着这种斯密式的叙事视角，我们得以跟随作者走进“革命年代”的日常生活中：我们不再只是历史的旁观者，而是成为那个年代的一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