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灾周年: 监管教训几何
自2015年6月12日沪指登顶5178点,至今已过去整整一年。对于这一年以来股市下行的亲历者而言,无论监管层还是投资者,或许都有诸多感慨。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中国资本市场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期间必不可少的,乃是不断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首先从该轮牛市兴起之由来看。去年初,在牛市氛围之下,场内融资、场外配资等杠杆资金源源不断进入A股。彼时,监管层也注意到了杠杆资金可能会对股市带来负面影响,并多次检查券商两融业务,但直到去年5月底,一直未采取实质性举措。之后随着股指运行到高位,叠加监管层开始强力“去杠杆”,于是股指在6月登顶后即开启大跌模式。
“去杠杆”无疑是正确的决策,不过因为执行偏晚,不仅未能在市场狂热之际使之冷静,反而间接引起踩踏,加速了股指下跌,甚至造成系统性风险。也就是说,对于可能引发较大风险的因素,应该防微杜渐,不可因其有活跃市场等些许作用而听之任之,以致负面因素积累至不可控。如证监会副主席姜洋昨日在陆家嘴论坛所言,监管层需要防患于未然,把风险防控贯穿于产品设计。
监管层之所以开始时容忍市场的非理性上涨,与决策层将振兴股市作为激活实体经济之手段不无关系。股市活跃,带动上市公司再融资与新股发行,统计显示,2015年上半年共发行新股187家,全年上市公司通过定增和配股募集资金合计1.24万亿,均创出历史新高。当下,间接融资仍为中国实体经济主要渠道,决策层希望通过股市这一直接融资渠道,解决企业融资难、总体债务率高难题,无可厚非。然而,股市的非理性繁荣,其对于实体经济资金分流的效应,逐渐开始大于对实体经济资金支持效应。
换言之,把股市作为刺激经济的手段,值得重新考量。经济发展的方向是转型升级,股市支持实体经济,则需从A股市场化改革和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方向推进。
另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是救市。从一年后的情况看,政府为救市代价不小,据招商证券测算,截至今年5月底,证金公司持仓整体浮亏23%,浮亏金额在4000亿元左右。但在当时股市因流动性危机即将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之际,救市乃十分必要的举措。从美日、中国港台等境外市场来看,救市亦曾多番出现。
然而,救市期间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却值得反思。如在未明晰股灾形成原因前,证监会政令层出不穷;救市之初拉抬中国石油、中国平安等大盘股稳定指数的举措,令中小盘失血更为严重,效果适得其反;救市重要人物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中信证券程博明、徐刚等却因涉嫌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等在救市之后被抓,借救市“渔利”者亦不乏其例。
此外,无论从境外市场经验,还是证金公司情况看,救市基金不可能永远干预市场,必然会择机退出,退出后还应尽快恢复市场机制在股市的作用。目前,虽然新股发行已经恢复,但IPO排队的堰塞湖超出800家,再度创出历史新高,这意味着股市的市场化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最后,回过头看股灾,风险一旦爆发,即呈现不可控的特性。为防止股灾造成系统性金融风险,我们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只有引此为戒,认清市场力量非人力所能逆转,才能于风险爆发前防微杜渐。正如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昨日在陆家嘴论坛所言,目前宏观情况下中国不会出现系统性风险,但是如果把握不好,小矛盾积累会导致大风险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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