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目前 不考虑“缩表”
杨燕青 周艾琳
[当前美元汇率水平已经反映了各国经济、央行政策的状况，加之全球政策急剧分化，未来谁也无法预测美元的具体走向，我们只能思考当前的水平是否合适，当然也不能排除出现一些意外冲击。过去两年，欧元开始了量化宽松（QE），当前欧元对美元贬值近20%，不过，当前欧洲央行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有所下降。]
今年以来，美联储加息预期可谓坐了一回“过山车”。先是偏鹰派的4月会议纪要让市场对6月加息的期待从冰点迅速升温；紧接着，令人大失所望的美国5月非农就业数据再度让加息预期坠入谷底；随后，美联储主席耶伦又对外呼吁——不要凭借一次数据来判断政策走向，货币政策仍将是前瞻性的。
在此背景下，美联储的其他官员究竟如何评价当前的货币政策走向？在加息和收缩资产负债表之间，美联储将如何权衡？在全球联动性与日俱增的当下，央行的独立性又能否完好如初？
5月下旬，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步乐德（JamesBullard）在北京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的独家专访。尽管他并未直接评论加息时点，但步乐德表示，“美联储的确会在正常化进程中收缩资产负债表，但绝对不是现在，我们会等到政策利率恢复到更高水平时再开始缩表。”这也回应了此前市场对于美联储缩表的恐慌。
此外，在美元的变化也牵动着全球神经的背景下，步乐德认为未来美元走势难以预测，但当前美元汇率水平已反映了各国经济、央行政策的状况。至于美元此前走弱是否有利于美国经济，他表示，“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可以这么说，但前提是这种大幅回落是持续性的。”
步乐德本人早在上世纪90年代便进入路易斯联储，见证了全球经济数轮起伏以及数任美联储主席的更迭。他笑称自己最敬佩的一任主席便是身高两米的保罗·沃尔克(PaulVolcker)，沃尔克当年顶住前所未有的压力，坚决捍卫了央行的法定使命和独立性。因此，即使在全球联动性加剧的当下，步乐德也坚称，“我仍然认为央行的独立性至关重要，不能让重要的政策决定带有政治的弦外之意，这最终会导致一些问题。”
美联储目前不考虑“缩表”
第一财经日报：此前，美联储将负利率纳入了“压力测试”的情景之中，这是否代表着美联储可能也会在未来推行负利率？
步乐德：负利率是一个非常负面的情景，可能会产生巨大的市场波动。对美联储而言，负利率政策目前仍不可能发生。
日报：5月20日纽约联储在官网发表一份声明，称于5月24日展开小规模国债公开销售，面值不会超过2.5亿美元；几乎同时发表的另一份声明则表示，该联储将于5月25日和6月1日分别开展两次小规模机构MBS出售，总金额不超过1.5亿美元。这被市场理解为“美联储可能打响‘缩表’第一枪”。你如何看待这种解读？
步乐德：美联储的确会在正常化进程中收缩资产负债表，但绝对不是现在，我们会等到政策利率恢复到更高水平后再开始缩表。此前我并没有注意到纽约联储的这一行动，它只是一种测试，并不代表美联储货币政策发生转向。
日报：摩根大通预计，由于美国的潜在增长率可能已跌到1.5%，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在2007年后基本是直线下滑，在未来两到三年内，预计美国经济会出现衰退的可能性高达70%。你是否认同这一预测？
步乐德：机构总是会预测一个可能发生的情景，当前全球下行风险加剧，必须要警惕相关风险。
美元走势仍难预料
日报：近期美元有所回落，但随着加息预期再度升温，此后美元的可能升值会否再度造成新兴市场剧烈波动以及资本外逃？
步乐德：当前美元汇率水平已经反映了各国经济、央行政策的状况，加之全球政策急剧分化，未来谁也无法预测美元的具体走向，我们只能思考当前的水平是否合适，当然也不能排除出现一些意外冲击。过去两年，欧元开始了量化宽松（QE），当前欧元对美元贬值近20%，不过，当前欧洲央行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有所下降。
日报：美元走弱对美国是一种利好？
步乐德：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可以这么说，但前提是这种大幅回落是持续性的，当前判断其对美国经济的影响还很困难。（注：去年美联储做过一个测算，即美元升值究竟对于出口有什么影响。如果美元升值10%，实际出口将会在一年后下降3%，并在未来三年后下降高于7%。之所以出口下降速度较慢，这也反映出国外家庭和企业寻找美国出口产品的替代品要花费更长时间；美元升值对于进口的拉动作用更小。典型预测显示，美元升值10%将使得美国非原油进口价格在一年后仅回落3%，此后仅小幅扩大，实际进口量在三年后可能只会上升3.75%。）
央行独立性不容动摇
日报：当前全球经济金融市场的联动性加剧，也有经济学家称，现在已经没有哪个国家拥有独立的宏观经济政策。你如何看待央行的独立性？独立性仍是最重要的，还是应该将更多变量纳入考量？
步乐德：我仍然认为央行的独立性至关重要，其不能受到政治影响，不能让重要的央行政策决定带有政治的弦外之意，或用来服务于政治目的。国会应该发挥的是监督作用，但单一决定不能屈服于政治压力，这最终会导致一些问题。
日报：中国正在研究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方案，有很多国家的经验可以借鉴，如英国模式、美国模式等，你认为中国应当借鉴怎样的最佳实践?
步乐德：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英国金融体系遭受严重冲击，其一直奉行的金融服务局(FSA)、英格兰银行与财政部的三方监管体制也暴露出极大弊端，因此此后进行了一系列整合。
对中国而言，跨机构沟通很重要，但人性往往如此，即当你服务于一个机构时就只会集中精力关注本机构的问题，而容易忽略其他问题。当年美国也面临这一系列问题，因此不仅是中国。
日报：你从上世纪90年代起便在路易斯联储任职，其间经历了几代美联储主席，你个人最欣赏哪一任美联储主席？
步乐德：几任主席都很不错，但我个人最欣赏的是沃尔克，他在上世纪80~90年代面临严峻挑战，顶住压力、带领美国克服重重困难。当然他本人身高也很高。（注：1979年，美国通胀率已接近15%，而失业率却居高不下，前所未有的滞胀局面打破了“菲利普斯曲线”。沃尔克上任第八天就宣布，把联储基金利率提高50个基点到11%，再过两天又宣布把贴现率提高5个基点到10.5%。最后，在1981年夏秋之际，联邦基金利率高达19.1%，商业银行优惠利率21.5%，通胀也终于在1981年降为6.5%，再过2年又降到4%以下。不过，抗击通胀的代价不小，大幅加息导致美国经济一度在衰退里挣扎、破产企业翻倍，失业率创1940年后最高，当时抗议的人们围住了美联储大楼。不过沃尔克表示，他正在打正义之战，不愿因压力撤退，大家今后都会理解这样做的正确性。这也导致任命沃尔克的卡特总统在1980年的大选中因稳增长不力被里根击败。不过最后事实证明，沃尔克的正直和坚持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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