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
三大主题与初步行动
“活力社会、繁荣经济、雄心国家”——这三大主题充分显示了沙特4月25日颁布的《愿景2030》（Vision 2030）计划的志向。《愿景2030》毫无疑问是一份雄心勃勃的全面改革蓝图，为沙特确定了三大愿景目标：阿拉伯与伊斯兰世界心脏、全球性投资强国（global investment powerhouse）、亚欧非枢纽。在经济领域，这份计划的目的是推进经济多元化，途径是改善商业环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国家投资、发展非石油产业、发展私营企业，特别是要发展采矿、制造、旅游休闲、金融投资等非油气产业，最终实现沙特国王萨勒曼在当天电视讲话中宣称的目标：“到2030年，我们将不再依赖石油。”
在实践中，从经济财政改革到放松社会禁锢，沙特已经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按沙特标准衡量，有的举措步伐相当可观。在经济领域，迄今已经实施的最大改革措施莫过于通过2016年财政预算时同步大幅压缩国内油价补贴，一举将国内油价提高40%。由于沙特长期实施能源补贴制度（近年每年约610亿美元），导致国内油、气等能源价格极度低廉，刺激了国内消费乃至浪费，以至于沙特国民暑期出门度假时往往懒得关掉家里的空调，压缩油价补贴有望明显减少沙特国内能源浪费，抑制能源消费增长（国际能源署预计能将沙特燃料需求增长减少一半），增加沙特可供出口的油气产品数量。
更令人刮目相看的是沙特在社会改革方面的重大进展——大幅度压缩该国宗教警察“美德推广与邪恶预防委员会”的权力。人数多达五千之众的沙特宗教警察以维护性别隔离、女性不能驾驶、不能出售酒精类饮品、不得展示非伊斯兰教宗教标志等众多规定为己任，多年以来拥有很大权力且不乏滥用权力行为，有些恶性事件大大打破了人性底线。根据沙特政府4月13日颁布的新规定，自即日起，宗教警察值勤时必须在显眼位置佩戴身份标识，写明姓名、工作地点和工作时长；只能承担监督职责，且履行工作职责时只能“态度亲切友好”地劝导，无权实施跟踪、追捕、拘禁、检查他人身份证件等行为，只能向警察或缉毒机构等职能部门报告，由职能部门自行决定是否采取进一步行动。这份新规颁布之后，很多青年欢呼雀跃，“现在我们终于可以过上正常生活了”之类评论迅速淹没了推特、脸谱等社交网站。不到两周后颁布的《愿景2030》计划，进一步显示计划制定者希望实现“活力社会”（a vibrant society），也愿意为此进行一定的改革。《愿景2030》指出，“活力社会”主题对实现愿景至关重要，也是经济繁荣的强大基础。
计划面临一系列制约因素
但决策者意愿正确未必就一定意味着成功。资源国家成功转型的案例从来就非常稀少，否则也不会有“资源诅咒”的术语。早在1970年颁布的第一个经济社会发展五年计划中，沙特政府就提出了国民收入来源多元化、减少石油依赖度的主张，但时至今日成效不彰。《愿景2030》这份全面经济多元化和改革计划应该能够实现部分目标，但要想总体成功，同样面临一系列制约因素，未可轻言乐观。
首先，事业成败关键在于人，而沙特国民能否承担实现这样雄心勃勃的目标？传统和现实都令人难以过度乐观。就社会传统遗产而言，沙特企业家传统非常薄弱；从人力资本来看，沙特受过中等以上教育者占人口的比例表面上看不算低，但其中绝大部分接受的是阿拉伯语言文学、宗教等专业教育，缺乏现代技术、产业方面的教育背景。更糟糕的是，延续近两代人之久的高福利大大滋长了沙特国民普遍的惰性，一方面使得他们比较缺乏开拓进取的精神，另一方面使得沙特进一步削减福利开支、减轻财政负担的目标面临重重阻力。回顾历史，我们一次又一次看到，沙特福利支出向下刚性之大，即使到了国家经济财政急转直下之时，也难以发动民众共度时艰削减福利：
1975年之前沙特每年石油收入约为200多亿美元，1981年突破千亿美元大关达到1190亿美元，但1982年沙特石油收入下降为760亿美元，1985年不足310亿美元。其GDP从1981年的5205.9亿里亚尔下降到1984年的3815.9亿里亚尔，约有1500家地方公司破产或请求补助，沙特国家财政在1983年、1984年连续赤字。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78-1979年度，根据社会保障系统享受政府津贴的沙特公民人均获得3760里亚尔资助；到1981-1982年度，尽管政府财政收入因石油跌价而下降，上述金额却增加到6278里亚尔。（参见王铁铮、林松业《中东国家通史·沙特阿拉伯卷》。）
与此相似，2014年下半年国际市场油价腰斩，沙特全年石油收入从2013年的2880亿美元下降到2384亿美元，降幅17%；2015年财政预算也时隔数年第一次出现了1450亿里亚尔赤字（约合387亿美元），2015年初继位的现任国王萨勒曼反而在正常财政预算之外向国民额外派发了320亿美元的大红包：国家公务员、军人、退休公务员、领取政府奖学金的学生都可获得两个月工资，特殊需求人群和低保人群都能拿到额外补贴，一些专业人士协会、文艺经济体育俱乐部等都可得到拨款，等等。当年沙特财政决算赤字直逼千亿美元大关，实非偶然。
其次，沙特发展制造业等非石油产业的经济多元化努力困难重重。在数十年来的经济多元化实践中，由于“荷兰病”效应，沙特等石油输出国的非石油产业无论是成本还是质量都完全缺乏国际竞争力，在贸易自由化环境中只能依赖于财政补贴苟延残喘。在这一轮的经济多元化努力中，沙特能够成功摆脱“荷兰病”和寻租问题吗？《愿景2030》提出2030年一半军需在国内制造，还要把一部分医疗卫生、教育等政府服务私有化，而这些领域在世界各国都是腐败高风险领域。
第三，《愿景2030》计划中的宗教追求很可能会给其经济目标设置许多障碍。作为拥有伊斯兰教两圣地的国家，沙特一向非常强调伊斯兰原则，希望把伊斯兰教当作自己的“软实力”充分运用。《愿景2030》沿袭了这一传统，开篇就声称该计划的三大支柱中第一支柱就是沙特王国的宗教地位，在其“活力社会”部分也花费了相当大篇幅强调伊斯兰原则。沙特精英层的这种主观意愿不难理解，问题是客观上会对其社会发展和经济转型升级制造障碍。
《愿景2030》提出经济机会向男女老少一体开放，要发掘妇女人力资源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把妇女劳动力市场参与率从目前的20%提高到30%。在沙特这个高度强调宗教原则的国家，上述提法和目标堪称革命性的，但在强大的宗教势力面前，这样的目标能够实现吗？是否会事与愿违激发相反的强大阻力呢？
《愿景2030》提出要将沙特的公共投资基金（Public Investment Fund）扩充为2万亿美元的全球最大主权财富基金，以投资刺激经济，促进财政收入多元化。为了最大程度增强投资能力，《愿景2030》明确提出这只基金要参与大型国际公司和新兴技术公司。问题是，优秀的大型国际公司和新兴技术公司基本上都属于西方和东亚经济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高度强调宗教原则，这只主权财富基金就可能要在全球投资市场上自我边缘化，因为过度强调宗教原则的投资宗旨会驱使它主要投向国内和国外穆斯林地区。而且，穆斯林地区的经济周期与高度依赖初级产品行业的沙特同步性较强，倘若沙特对外投资过多集中于这些地区，就与通过多元化投资“熨平”经济周期波动的目的相悖了。
同样，在发挥亚欧非枢纽地缘优势以发展贸易方面，沙特如果过度强调宗教原则，国内外商人可能难以感到友善、自由的社会环境，会与《愿景2030》计划中一再声称的“改善商业环境”目标相悖，无助于吸引国内外商人、企业聚集。不错，在“活力社会”部分，《愿景2030》相当重视发展文体活动，提出到2020年要建立450个注册的、专业化组织的业余俱乐部，把家庭文娱支出占比从现在的2.9%提高到2030年的6%。但是，这样的发展很可能会遇到来自宗教界的强烈非议和抵制。
积极稳妥发掘潜在机遇
无论总体能否成功，毫无疑问的是，《愿景2030》这样的全面经济社会发展计划肯定会给国内外商界带来一系列商业机会。从经济可行性来看，沙特是中国在西亚非洲地区第一大贸易伙伴，双方经济互补性强，我国从沙特大量进口原油、石化产品，向沙特大量出口机电产品、钢材、服装等包罗万象的制成品，同时在沙特承揽众多基建工程项目。由于国际初级产品市场行情暴跌，目前中沙双边贸易额出现较大幅度萎缩，但我国对沙特出口额仍然微增，2015年中沙双边贸易额517亿美元，同比下降25%；其中我国进口300亿美元，同比下降38%；对沙特出口217亿美元，同比增长0.05%，表明“中国制造”在沙特市场竞争力较强，经得起经济不景气的冲击。在《愿景2030》中提及的城市更新现代化、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全国性天然气管网、数字技术装备等方面，中国完全有能力提供从设计、供货到施工建设的全套服务。在投资合作方面，也有不少潜在机会。
在政治关系方面，中国、沙特双边关系较好。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访沙时双方发表《中国和沙特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决定建立两国高级别委员会，双方签署涉及共建“一带一路”及产能、能源、通信、环境、文化、航天、科技等领域14项合作文件，又把双边关系提升了一层。有鉴于此，在沙特推进其《愿景2030》计划的进程中，我们完全有可能在国际通行经贸规则的基础上，发掘其中互利合作的机遇，把中沙双边经贸提升一层。(编辑 欧阳觅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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