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纲VS伯南克：不应指望人民币汇率跟随美元指数

文章：易纲VS伯南克：不应指望人民币汇率跟随美元指数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陆振华

当地时间4月14日，IMF和世界银行春季年会期间，在位于华盛顿的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与前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BenBernanke）进行了一场你来我往的对话会。

易纲作为主角，坐在主持人与伯南克中间。易纲小伯南克5岁，一位在任央行副行长，一位前任央行主席，都是美国教育背景，两人对话充分默契。尤其在人民币汇率话题上，易纲向市场澄清了人民币汇率跟随美元指数而动的传言，并再次传达出了“央行希望看到稳定的人民币汇率”的明确信号。

不改革与过度反应都是风险

易纲向外界传递了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预测。他指出，从包括用电量、CPI和PPI等数据在内的考量看，中国经济仍相当强劲。易纲表示，对中国经济今年增长6.5%-7.0%有信心。

下此判断约10个小时后，中国国家统计局4月15日公布了最新的一季度的经济数据，今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长6.7%，显示出开局良好的势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4月12日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也刚刚把中国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速预期都上调了0.2个百分点，至6.5%和6.2%。

IMF同时调低了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至3.3%。易纲说，即便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过去十到二十年，中国仍然处在平均增长率之上，所以不应夸大风险和过度反应。

“如果你真想做事情，最困难的仍是改革。”易纲指出，“不改革是一个风险，过度反应是另外一个。”

伯南克则对经济前景保持审慎态度。他指出，虽然世界经济确实比前几年更好，但目前整体的经济增速仍“比较令人失望”，这存在多方面的原因。对于发达国家，通胀率迟迟无法提高；对于新兴市场，比如中国这样的国家，正在努力应对较低的经济增速，更低的大宗商品价格和更强势的美元，这些因素互相影响。

伯南克说他没有“灵丹妙药”，但是国家可以更注重总需求的作用，更加注重财政政策的作用，诸如日本。

伯南克还说，外界现在对结构性改革存在误解，人们总是说只有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才需要结构性改革，但其实在需求不足的国家都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

人民币参考的三个篮子

易纲再次对外界强调，市场是人民币汇率的首要决定因素。中国实行的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易纲说，现在市场波动大幅减少，说明中国在向市场传递“参考一篮子货币调节”的信息较为成功。他说，央行希望看到稳定的人民币汇率，当局将在推行政策和允许市场决定汇率之间取得平衡。“我们不希望看到严重的高估。”易纲说。

易纲也表示，美元在货币篮子中仍占据“非常大的权重”，但也强调指出，人民币汇率是“参考”一篮子货币，而非钉住它。因此不应指望人民币汇率将跟随该指数而动。

在“参考篮子”问题上，后来有观众提问说，既然人民币依据一篮子货币定价，为什么近期人民币不钉住CFETS货币篮子，以至汇率出现贬值。

“这是个好问题。”易纲笑着说。他解释说，一篮子货币主要钉有三个货币篮子，中国外汇交易中心（CFETS）、国际清算银行（BIS）以及特别提款权（SDR）这三个货币篮子。“我们说我们是参考一篮子货币定价，而不是钉住一篮子货币。”

易纲强调，从外商直接投资（FDI）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等指标看，人民币汇率目前处于均衡区间。他对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有信心。

他说，在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的情况下，中国官方会避免人民币汇率出现过度波动的情况。人民币汇率的过度波动或超调对中国和世界都没有好处。

伯南克在回答主持人提问时说，中国政府已经明确表明，人民币的急跌不是选项，也不大会发生。中国或许是面临着所谓“三重悖论”，即要同时实现独立的货币政策，自由流动的资本和固定的汇率是不大可能的。

“但我认为他们会实现自己的目标，特别是资本流动方面。”伯南克说，减少或限制资本流动很难实施，可以转而去提高国内和国外投资者的投资意愿。最近银行间债券市场向境外投资者开放就是这样的一个措施。

伯南克还说，在资本外流方面，他没有看到19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时的景象。

积极财政政策促结构性改革

伯南克特别指出，潜在的矛盾可能存在于避免货币贬值和量化宽松之间。

“我的建议是，更多的聚焦于财政政策——财政政策没有货币政策那么多负面影响——以之拉动国内需求，与实现改革目标也是一致的。”伯南克说，要实现消费引导的经济增长，就需要（靠财政政策）增强社会保障，增加可支配收入，促进劳动力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

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也曾在今年2月表示，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由于很多国家财政政策空间比较小，过去债务比例高，所以有些过度依赖货币政策。

易纲说，今年中国的财政赤字率将提高到GDP的3%，相当于超过2万亿元人民币，去年比重只有2.3%。所以，在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是非常重要的。

易纲指出，中国结构性改革“现在就在发生”，消费已经贡献了66%，是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二；制造业以前最大，去年服务业已经占到GDP的15%；消费相对来说是稳定的。

“中国已经在这条转型道路上。”易纲说，“困难在于中国的储蓄率可能是世界上最高的，这个问题有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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