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什么样的股市？博鳌舌战仍是“去赌场论”

　　中国要什么样的股市？博鳌舌战仍是“去赌场论”

　　文 | 安邦咨询高级研究员 贺军

　　今年博鳌论坛最后一天关于“闯祸的杠杆”的讨论，是本届论坛上少见的“亮点”。论坛在后续还引发中国政法大学刘纪鹏教授的“重炮”言论，更加重了对股市争论的火药味。

　　让我们先看看各家的观点。引起争议较大的是汇金公司副董事长李剑阁的发言，他批评的焦点是“国家牛市”和政府救市。去年他就反对“国家牛市”说法，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概念，如果政府把牛市功劳揽在身上，也必须为熊市负责。对于中国救市符合国际惯例的官方说法，李剑阁不客气地表示，如果用“该不该救、什么情况下该救、怎么救、由谁来救”几个标准衡量，去年中国做的没有一件事符合国际惯例。由监管部门带一批监管对象去救市，就相当于裁判带着特定运动员去踢球。他吹哨，让你进球就进球，让对方不进球就不进球，这个球是没法踢的。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吴晓求认为，中国发展资本市场就如同在旱地里种水稻，不种又不行。股灾成因有三：一是中国赋予市场太多功能，过于功利化；二是监管者的角色和目标错位，很长时期内，市场把监管者的功劳、成就与指数挂钩，这是有问题的，监管者不是清道夫；三是制度层面，国内运用杠杆是顺周期的，抵押物价格上涨，抵押出的资金量也增大，这种机制很要命，会出大事，要建立一个逆周期杠杆。吴晓求表示，中国要正本清源，股市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财富管理，是风险的组合和匹配。另外，政府离市场要尽可能远一点，监管者不是救市者。

　　财政部前专家贾康认为，去年上半年，管理部门有非常明显的意图要造出牛市，而所谓国家牛市是违背规律的。中国管理部门要从哲理层面反思，股市是一个直接融资场所，好与不好最关键在于它的制度是不是公正，能否最大限度打击内部交易，发挥资源配置作用。至于是牛市还是熊市，如果符合规律的话，无所谓好坏。如果将政绩跟股市走牛联系在一起，很可能就是一个引导犯错误的危险误区。

　　高盛的哈继铭表示，三中全会说得很清楚，要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但回忆一下这段时期以来，很多时候还是政府起着巨大作用。政府推着股市大涨，暴跌之后又来救市，得不偿失。说的时候是一套，做的时候又是另外一套。中国让搞经济、政治研究的人很难把握。有时候说的不做，而做的不说。

　　刘纪鹏对上述看法开了一通“重炮”。他表示，中国股市振兴一举三得，解决了对国家经济的信心问题，能产生财富效应，还推动从间接融资转向直接融资。积极的股市政策何罪之有？发生股灾的时候，多米诺骨牌效应会带来社会动荡，哪个国家不救呢？所以，国家牛是应该的，政府救市也同样应该。中国没有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能行吗？今天这么被动，不就是没有强大的金融市场吗？货币市场间接融资是国家共担风险，货币政策决策仍然是几个聪明的猴王决定猴群的方式，一会儿货币政策紧缩，一会儿放松，难道还不应该发展资本市场共责，让投资人来选择，做大资本市场，争夺话语权，实现中国梦吗？

　　客观来看，李剑阁等人讨论的是股市机制与定位问题，刘纪鹏谈的则是中国对股市的需要问题。这是两类不同问题，但政府部门可能对刘纪鹏的观点最受用。作为决策层，思考的是关于国家竞争力的宏观问题，很容易问道：为什么中国经济体量这么大，增速那么高，但股市却长期低迷？这个问题必然导致以结果论英雄，因此学者们多半会对此傻眼。

　　要指出的是，一个国家对股市的需要，与如何搞好股市完全不同，也不是问题的解决方案。但中国恰恰在如何搞好资本市场上出了问题。首先要承认，我们并不会搞股市，刺激经济增长、搞投资、建高铁、搞城市化，这些事中国都行，成就也很大，但对搞股市这种金融市场，我们必须坦率地承认不擅长，直到现在也没有人敢打包票。资本市场不同于实业，它是另外一种专业市场。

　　其次要承认，国内政府的确往股市里塞了太多的东西，国企脱困要靠股市，机构投资者要捞一票靠股市，内部人做黑庄要靠股市，有权力者暴富要靠股市，国家有需要时也要吆喝股市……但唯独缺少考虑的就是—这是一个市场，是一个小股东需要得到保护的市场，应该是一个不断形成正向淘汰的市场，一个不断追求“三公”的市场，一个不断修正来惩治作恶者的市场。

　　中国股市的地位就像是一个体弱多病的婢女，始终残缺不全，机制始终得不到完善，经常出现系统性的风险。不涨的时候怕，涨得太多时也怕。中国不是没有推动股市上涨的资金，也不是不需要规模更大更深的资本市场。但在市场机制不完善之下，尽管有各种政策干预，股市就像一个生病的人，面对外部强刺激，总是做出过激反应。

　　在我们看来，发展中国股市需要改进的地方很多，但最重要的是重回基本发展原则，这就是一个市场，不是一个赌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