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三十年：袁庚拓荒蛇口开特区
1979年的1月1日，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上出现了一张中国人的面孔——邓小平。他被评为1978年的“全球年度人物”。这一天，距离中国著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还不到十天，这期《时代》周刊的序言中这样写到：一个崭新中国的梦想者——邓小平，向世界打开了“中央之国”的大门，这是人类历史上气势恢弘、绝无仅有的一个壮举。
然而，打开国门，绝非只是梦想，而是实实在在的壮举。三天后，在中国的这个大棋盘上，对外开放的第一颗棋子落在了中国的南海边。
当大变革隆隆拉开序幕的时候，
那注定是一个呼唤勇士的年代。
——《激荡·1978-2008》
1979年的春节前夕，交通部下属企业香港招商局的一个名叫袁庚的副董事长来到了北京，说是与家人一起过春节，但袁庚心里却一直记挂着另外一件事，那就是过去的老上级要听他汇报工作，这个老上级不是别人，就是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要他汇报的工作就是要开发蛇口。
“当时他已经在宝安县做了长时间的考察，已经考察了一个多月了，选来选去就选择了现在的蛇口工业区，条件最好。所以他就主动提出来要利用招商局在香港这样一个资金、技术，这样一个好的条件，同时又利用毗邻香港的一块土地，把两者结合起来，可以做次试验。而这样一个思想很快得到了中央的认同，所以李先念和谷牧同志就把他叫到中央去汇报工作的时候，他带着一张地图去的。”韩耀根，时任《蛇口通讯》总编辑，曾亲眼见证蛇口和袁庚艰难的破土而出。
终于，在大年初四，袁庚接到了通知，要他到中南海。他的包里就带着一张香港出版的地图。袁庚后来告诉韩耀根，当时出乎他意料的是他的老上级比他的思想还要开放，李先念要把袁庚的家乡，整个宝安县，全部划给了他。
“当时他跟李先念汇报的时候，先念同志说：给你们一个半岛吧，这个半岛36平方公里土地，让你们去杀出一条血路来。因为三中全会开完了才一个多月，小平同志说了，三中全会要把全国的注意力转移到经济建设中间来。怎么转移?要杀出一条血路。那么也就是说要有一个敢说敢为敢闯的人杀出一条血路来。”
袁庚很清楚这话语中的份量，但他还是很愿意做这样一个敢说敢为敢闯能杀开血路的人。他早年从军，当过炮兵团长，解放后出任过中国驻雅加达总领事。“文化大革命”期间以“国际间谍罪”被关入北京秦城监狱达五年半之久，直到1978年10月，袁庚才重新被任命为香港招商局的副董事长。
为了确保首战必胜，袁庚忍不住说出了自己的意见。
“袁庚当时认为，给我们2.14平方公里土地，给我们一千亩土地够了。就要了很小一块土地。他为什么这样想呢?他当时认为，地方小，实验起来相对来说万一失败的话对国家冲击不大。”
袁庚要的这个点成了后来的蛇口工业区。然而，即便只开发这一千亩土地，照样需要人去舍命开路。因为办工业区之前那里还只是一个海上偷渡香港的口子。
“海边一片荒滩野林，偷渡者很多，尸首都漂在海上。那么别的人、别的老干部去考察的时候，感到这个地方是没有办法搞工业区的，没法看的，甚至于。这么贫穷落后的地方是没有希望之地。他就认为是希望之窗，为此他还给它加了一个非常诱惑人的一个名词，就是中国未来的夏威夷。这就是他的理想。”
说干就干，在一本名为《袁庚传·改革现场》的书的第45页，记载着一张当年的日程表：从大年初四开始，香港招商局的人马就在北京和广东两级政府间不停穿梭;八天过后，袁庚就宣布立即开始筹建蛇口工业区。那一年，袁庚已经是年过花甲，因此，事后有很多人好奇，为什么是这样一个老人占得了风气之先呢?
《袁庚传·改革现场》这本书的作者涂俏说出了她的分析：“其实袁庚他的消息很灵通，他的嗅觉很灵敏，因为他是搞情报出身。”
“也许正因为他有这个特点以后，才有一个三中全会开始之前之后袁庚最快速度地捕捉了中国必须要走改革开放这条路，他第一个起来响应了三中全会的号召，第一个打开了一个突破口，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的突破口。”
让袁庚坚定改革信念的不光是他的灵敏，还有他这些年来的所见所闻。
“当时他给我介绍最受感动的几件事情，一个故事他就讲到上海船厂，我刚才说了，他在上海船厂的感受。他最开宗明义的就讲这个，他说我的感受太深了，中国必须要变样，不改革不行的。”
上海船厂旧址位于黄浦江边。1976年，刚从秦城监狱释放出来的袁庚曾经来到这里考察，亲眼看到了改革开放前的种种弊端。
“他跟我这样说，我看到了上海船厂所有的工人都在晒太阳，不工作。我说，袁董，你说的对，上海造船行业在文化大革命中间有句口头语，什么口头语，就是，冬天要找‘阳字号’，夏天要找‘风字号’。所谓‘阳字号’就是晒太阳，所谓‘风字号’就是乘风凉。他长叹一声说：中国如果长此下去，不穷，天理难容!”
1979年，袁庚捧着地图回到了蛇口。很快，这里变成了中国最醒目的试验场。
而就在蛇口开发区筹建半年后，深圳特区也开始建立。春天的气息从南海边画就的这个小圆圈里弥漫出来。摆在袁庚面前的现实问题是如何迅速地把商招进来，把蛇口开发区搞成功。
“这时候梁鸿坤(袁庚助手)说的话是蛮让他失望的。他说袁董，他说我们整整一年，我们发展部的人好可怜，我们把客人带到蛇口来，我们还拎着十五块钱一盒的饭，请他们吃完盒饭再送他们回去。他们看到了我们工业区的时候表面上说好啊好啊，要投资，一回到香港便泥牛入海没有消息。这穷山恶水，是吧，舆论又这么不利。然后，袁庚就这样讲：如果蛇口工业区没有人来，它就搞不下去，搞不下去的连锁反应就是中央肯定要批评我们，肯定怪罪下来。但是，如果怪罪下来的话，我一个人去坐牢，跟你们没有关系。我反正在秦城坐过五年半的牢，大不了回到秦城去。”
袁庚当然没有回到秦城监狱，相反，他在蛇口这个螺丝壳里做了一个大道场。就靠着招商局借进的15亿元人民币，蛇口很快成为中国最开放的“工业区”。两年多时间，蛇口的企业已超过百家，一片海涂沙滩顿时热闹非常。但几乎是同时，各种争议也凶猛地扑面而来。包括蛇口在内整个广东被笼罩在“四个能不能”的阴影之下。
“第一个就是西服能不能穿，现在听起来很可笑，当时成为一个斗争焦点，西服能不能穿。第二个长头发能不能留;第三个牛仔裤能不能穿;第四个迪斯科舞能不能跳。走到1982年就舆论出来了，特别北京的舆论比较大一些，觉得走偏路了，走到资本主义路上去了。袁庚已经把蛇口香港化了。这两个省里面出现很多很多资本主义的因素。甚至于，更厉害的说整个深圳除了五星红旗是红颜色，是社会主义，其他全部都资本主义化了。”
对于这样的争论袁庚并不害怕，自从接手香港招商局以来，他给人的印象一直就是做事大胆果敢，性格开放豁达。
“有一天梁鸿坤正在办公室里，袁庚过来跟他说，老梁你看过风月片没有?老梁心里想，我是南京路上好八连，我怎么能看那个片子呢!说我没有没有。他说那你带我去看好不好?两个人就走来走去，就找到了湾仔的一家电影院坐下来看。梁鸿坤说，当年袁庚跟他说，你共产党员要敢于批评嘛，那么你敢于批评之前要敢于接触嘛。你都没有接触那个东西，你怎么会去批评它，你怎么敢说那个东西好或坏，一切你无法评判的。”
由体制内向体制外突围，
这正是袁庚们所必须承担的改革任务。
——《激荡·1978-2008》
这一年，邓小平非常忙碌。他1月访美，2月访日;3月，邓小平完整地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香港商人霍英东带着1350万美元来到广州，提出要修建第一座中外合作的五星级宾馆——白天鹅;6月，84岁的松下幸之助访华，在之后的整个八十年代，他都是中国企业界最为推崇的偶像;9月，法国时装设计师皮尔·卡丹带着十二个模特来到北京，很多人正是在此时开始接受时尚的启蒙;这一年，福建女诗人舒婷的作品倍受欢迎，她写道：我们也去吧，去争夺天空，或者做一片小叶子，回应森林的歌唱。
“当时我看这个地方已经是非常破烂，那是1949年的事了。退休后的袁庚闭口不谈自己的所谓功绩，却常给来访者讲起他的三个遗憾。”
第一个是当年的圈画小了，没有拿下整个宝安县;第二个遗憾是当年李嘉诚、霍英东等13位香港大老板曾经提出要入股蛇口，他没敢同意;最后一个遗憾则是关于他提出的那两句风靡一时的口号。
港务公司门前有一块标语牌从1982年一直矗立到今天，风吹雨打，标语牌换了又换，但那两句口号却始终没变。袁庚的遗憾就是口号诞生之初一共有四句，那另外两句竟是被他自己亲手删去的。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安全就是法律，顾客就是皇帝。那后来为了保险起见把后面两句删掉了，顾客是皇帝，那共产党怎么样，共产党算什么，位置放哪里?有人害怕，就把后面两句不讲。这个口号一出来就不得了，成为争议最激烈的一句口号。”
别人对口号的质疑袁庚可以不管不顾，但当他发现自己一手组建的指挥团队的效率跟不上蛇口发展的需要时，他坐不住了。1983年3月，他不惜拿自己多年的老战友开刀来捍卫口号的尊严。
“蛇口工业区有四个老指挥，都是年纪比较大的，他们闹出很多很多个笑话，当外国人来考察的时候。”
“这个投资者是剑桥大学毕业的，我们接待的领导人就跟他说，你是‘建桥’大学毕业的，那么你们每年建多少座桥?见到中央领导同志，他也会这样说：谷牧同志，我现在对改革开放想通了，我原来是想不通，现在想通了，别的人是180度转弯，我现在360度转弯了。他不知道360度转弯的方位又转到原地去了。”
“袁庚就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他把他最好的臂膀就是他的左右手中的一个叫许智明的老指挥约到咖啡厅去喝茶，然后对他说，我们能不能够把位置让出来，让更多的年轻人走到台前来。他们曾经当年是‘东纵’的老同事，其实许智明心里很难过。他就说，老袁，为了革命，为了理想，为了事业，我还是退吧。当然只要我一退，后面三个人也得跟着我退，因为我的资历比他们大呀。所以袁庚就是这样，用了这样的‘阳谋’基本上逼着他的老战友退位，后来马上就进行了民主选举，就让一批新的人到台前来。”
1984年1月，除了出国，一直坐镇北京的邓小平突然决定到南方看看，他把目光放到了预先没有列入中央规划、后来也没有得到中央财政特别扶持、而此刻正饱受争议之苦的深圳特区身上。袁庚知道，为这两句口号正名的时候到了。
“1月23号他知道小平同志第二天要到蛇口工业区来的时候，下午他是飞车来到了蛇口工业区，他说是这样子的，找个五六米长度大小的铁皮和三脚架写上那句蛇口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我就是要让首长看看，五年了，这个口号对不对，蛇口工业区走的这条路是对不对的。当时所有人都傻眼了，许智明马上说，老袁啊不好吧，万一……袁庚说没有万一，有万一也要干。”
袁庚巧遇邓小平表态的故事日后流传成了一则脍炙人口的改革典故。
“后来小平同志在会议室里听袁庚同志汇报的时候，袁庚汇报到了最后，他是用他的手轻轻地碰了碰小平同志的臂膀说：小平同志，蛇口工业区有句口号叫‘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我们不知道……然后这个时候邓小平的小女儿毛毛就顺口说，她说我们在下来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然后邓小平说，很好!很好!他说的是很短促有力的话语。这个时候，在场所有的蛇口工业区的干部们心上的一块石头都落地了。袁庚说这下好了，蛇口站住了，中国有希望了。”
“后来我花了32天时间从东海之滨的上海走到西藏拉萨，从拉萨逐省逐省地下来，每个省的省会全部有这个标语，铺开了。我感觉到这个口号一旦成为精神力量的话，那对改革开放的推动力是无法计算的。”
2008年，袁庚92岁。春节韩耀根给他拜年的时候拍了一张照片。送别的时候，一个小小的细节让这位见证者非常惊讶。
“他送我走的时候他把拐杖丢掉了，而且他有个楼梯，有个台阶，这个台阶他并没有按常规一格一格地走，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走，而是92岁的老人蹦了一个台阶走下来，我看得非常仔细。”
“因为袁庚跟我说了一个故事，你知道他很早五十年代在云南在昆明，他那时候对越搞情报顾问的时候，他看到一种羚羊，当它们越过一个山涧，后面有猎人来追的时候，老羚羊是先跳的，它们有一个时间差，然后小羚羊就跳，它跳的时候，第二次起跳是踩在老羚羊的肩膀上，在空中这样弹跳到对面去的，你明白吧。老羚羊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为它的族群打开了一条生命的通道。袁庚说生物都能如此，那我，我要为我们的下一代打开一条生命的通道!2006年我跟他说，老爷子，我给你写传记，你有没有对我期望或者期待?袁庚说，我不要看的，你给我写的东西我不要看的，我不要知道的，因为你不用对我负责，虽然你写得是我的传记，但是你只需要对历史负责。”
这就是老羚羊的回答。
在70年代的最后一个年份，
改革的前途仍然是莫测的，
它充满着挑战、分歧、陷阱和种种的困扰。
这就是邓小平、袁庚乃至每个中国人
所要去勇敢直面的。
——《激荡·1978-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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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外面的世界!编辑：姚逸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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