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瓠子决兮将奈何?浩浩洋洋,虑殚为河。殚为河兮地不得宁,功无已时兮吾山平??”

  这是两千多年前,汉武帝于泰山封禅后,亲临黄河决口所作《瓠子歌》。随后,汉武帝令人修筑河堤,堵塞决口,并“沉白马玉璧于河”,祈求河神庇佑。

  经过艰苦奋战,黄河位于河南濮阳瓠子的决口终于堵住。这次成功的治河经历也成为汉武帝一生文治武功辉煌的一笔。但其实,黄河改道南流,夺淮入海的“天灾”已持续二十多年。其间,中央政府几乎无所作为,直让“天灾”演变成千里无庐,灾民易子而食的“人祸”。

  公元前133年,汉武帝策划马邑之谋,试图诱捕匈奴单于,拉开汉匈之间近半个世纪的战争序幕。次年,黄河即在瓠子决口,梁、楚一带16郡受灾。汉武帝接报灾情后,即命大臣主持堵口。但因水势凶猛,堵而复决。治河,还是打仗?这个问题一定深深困扰过汉武帝。水、旱、蝗、地震、山崩、瘟疫等灾害在古代被看成上天降下的惩罚,以警告代天牧民的皇帝。然而,皇帝渴望建功立业,让匈奴单于对自己俯首称臣,为达此目的,不惜倾举国之力。治河所需的人力、物力也相当庞大,更可能经年累月堵而复决,徒劳无功。治河和打仗,几乎是不可兼得的鱼和熊掌。

  汉武帝最终选择了战争。此后,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吏没再组织治河,只是对灾民进行赈济。在从匈奴人手中夺回河套后,甚至将部分灾民移至新设立的朔方等地,充实边郡。以后的二十年,黄河的决水反复威胁着梁、楚之地的百姓。

  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但在实际操作中,君王的意志往往压倒性地高于一切。皇帝需要开疆拓土,大国需要崛起,那么,民生便是最后的考量。

  对这次持续了二十多年的水患,《史记》和《汉书》都反复提及。《盐铁论》更描绘了当时灾区的惨况:“(黄河)泛滥为中国害,菑梁、楚,破曹、卫,城郭坏沮,蓄积漂流,百姓木栖,千里无庐,令孤寡无所依,老弱无所归。”梁、楚之地的百姓饱受水患之苦,挣扎在生死边缘的二十年,恰是西汉军队开疆拓土、战无不胜的二十年。

  元朔、元狩年间,汉军收复河套,将河西走廊纳入王朝版图,并彻底将匈奴人赶到漠北。元狩和元封年间,征讨西南夷,王朝的西南界远至高黎贡山、哀牢山。元封年间,对朝鲜用兵,汉王朝的辖境南至朝鲜半岛中部江华岛一线??

  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觉得自己功德圆满,手中的皇权已经无远弗届,于是,带领群臣于泰山封禅。

  然而二十年来,巨大的军费掏空了国库,粮食产量却持续减少,决水四溢的梁、楚之地尤甚。汉武帝终于想到黄河决口。封禅后的次年,他来到瓠子督促治河。

  追求政治、军事上的功业远胜过对民生的关注,国家一旦有所需求,个体随时可以被抛弃和牺牲。汉武帝的选择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两千年来,我们这个民族惯常的历史视角。而对于数以千万计的灾民长年在水患中于生死边缘挣扎,却心安理得地视若无睹。

  我们的历史很少关注个体,灾民如此,在战功赫赫的王朝军队中,更加如此。

  为计授军功,史书的记录可以计算出大将军卫青一生七伐匈奴,杀虏匈奴五万余;骠骑将军霍去病六伐匈奴,杀虏匈奴十一万余。而他们所率部队伤亡情况却无从追寻。《汉书》里甚至有重要战略资源马匹的损失情况,却鲜有人员损耗记录。

  权力集中带来社会财富和资源高度集中,推动着社会高效发展,个体精神、思想却在被漠视和压制中不断萎缩,走向封闭。

  两千年后,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大清国门,清政府一筹莫展。一个大臣一本正经地上书皇帝,建议给士兵配发长竹竿作为武器,因为,他发现洋人没有膝关节,一旦被长竹竿撂倒,肯定无法再站起来战斗。

  这不是笑话,是真实的历史。在这里,也许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近代落后的不只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还有原本应该富于思辨和创造的人本身。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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