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建隆二年（961年）七月初九日，东京开封府的皇宫。
一场别开生面的夜宴，宋太祖赵匡胤和禁军将领们觥筹交错，把酒叙旧。酒过三巡，赵匡胤摆出了“杯酒释兵权”的龙门阵。石守信等禁军将领，除了俯首听命，感恩戴德，别无选择。第二天，他们上表请辞，解除禁军职务。赵匡胤接受辞呈，改任他们到各地当节度使。
尽管史学界对这段故事的真实性有争议，但赵匡胤推进的军事体制改革，则从此刻拉开帷幕。而石守信等人告别了开封府，憧憬着当节度使的新生活。
从功臣到地主：再无回头路
石守信的新职务是天平军节度使，治所在郓州（今山东东平）。
唐末五代，藩镇节度使是地方大员，对辖内州县的民政、财政和军政说一不二。他们拥兵自重，不服朝廷号令，在辖区内搞独立王国，是标准的“土皇帝”。
然而，当他来到郓州，看到的情形大不同。
天平军所辖州县，包括郓州，都已经划归朝廷直管。知州、知县也由朝廷派文官出任，三年一换，直接对朝廷负责，不再听命于节度使。州里还有通判，名为知州的副手，实则分知州之权，相互制衡。“军”作为曾经的军事单位，也跟州县等量齐观，没了特权。
翻了翻天平军的账本，石守信惊讶地发现，几乎是空账。朝廷将全国划分为若干路，作为财税单位，每路新设转运使，负责将州县绝大部分税收解送京城。于是，节度使连财权也被剥夺了，成了穷光蛋。
行伍出身的石守信，想去天平军的军营检阅部队，却发现这里的驻军几乎全是老弱病残。原来，地方部队中的精锐，全部抽调到京城，编入禁军。从此，禁军就从拱卫京城的御林军，演变为国家的常备军。至于挑剩下的地方部队，则编为厢军，也就管管杂役，看看城门，甭说割据一方，就连打仗都费劲。
这就是赵普给赵匡胤出的主意：“削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分割剪除藩镇的军政大权，改变五代以来君弱臣强的局面。
目睹这一切，33岁的石守信茫然了。今后的路还很长，该怎么走呢？离开京城前，赵匡胤赐给了大量的良田美宅和金银财宝。于是，他刀枪入库，“专事聚敛，积财巨万”，在天平军一待就是17年。宋太宗继位后，他转任洛阳的西京留守。在承建当地寺庙时，竟然对民夫“驱迫甚急，而佣直不给，人多苦之”，连工钱都克扣。就这样，石守信堕落了。或许，他想用这样的方式，消除皇帝的猜忌。
就这样，像石守信这样自毁英名的功臣宿将们，形成了一个新的食利阶层。当他们的角色转化为地主后，战场上的强势做派，便用在了土地和房产的扩张上。有他们的带头，原先只在封建王朝末期才出现的土地兼并问题，从宋朝立国之初，就愈演愈烈。出现了“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的景象。伴随着土地的集中，自耕农倾家荡产，沦为佃农的案例越来越多，官逼民反的事此起彼伏。
农民起义，固然令皇帝和地方官挠头。大家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可想到功臣们的兴趣转移到买田置地和饮酒作乐上时，皇帝就踏实多了，转而放手随意敛财，不加约束。
再后来，石守信替皇帝背过黑锅，也曾被加官进爵，可他总是三缄其口。此刻，曾经的血气方刚，棱角早已磨平，变得宠辱不惊。他用自己的逆来顺受，换来了善终和富贵。
所谓“冗兵”：流民的蓄水池
收回燕云十六州，恢复汉唐疆域，是北宋历代皇帝梦寐以求的理想。唐前期之所以武功赫赫，靠的是以均田制为基础的府兵制。国家将土地分给自耕农，足其衣食。自耕农在缴纳赋税的同时，还要远赴边关，保卫家园，也在保卫均田的成果。对他们来说，当兵既是义务，也是自觉。当兵的一些装备，也从均田的收成里出，给国家省了一笔开销。
然而，这样的互动在北宋并无基础。
自然灾害和土地兼并，使均田制和府兵制都不可能在宋朝植根。因此，北宋禁军的征兵体制，沿用了唐朝后期的募兵制，将破产农民收容到军队里。一方面，用他们强壮的身板，撑起禁军的门面；另一方面，也为了防止他们四处游荡，受到煽动，走上造反之路。因此，只要哪里有灾荒，哪里就有禁军的招兵告示。许多灾民为了混口饭吃，自然乐意投军。而官府认为，只要把灾民纳入禁军这个蓄水池，就能缓解流民问题。
破产农民大量从军的直接后果，就是禁军规模的恶性膨胀。北宋初年，禁军只有20万人。到宋仁宗时，也就过了80年，禁军增加到82万人。人数众多，但战斗力持续下降。在跟西夏的交战中频频失利，被称为“银样镴枪头，好看不中用”。这又是为什么呢？
至少有三个原因，造就了禁军不堪战阵的现实。
一是内外相制的部署原则。这是宋太祖定下的祖制。《曲洧旧闻》里说，赵匡胤“养兵止二十万，京师十万余，诸道十万余。使京师之兵足以制诸道，则无外乱；合诸道之兵足以当京师，则无内变。内外相制，无偏重之患”。然而，这种京城和地方均衡部署的做法，并未考虑边关战事的需要。禁军里的精锐部队“班直”，虽然兵员素质精良，但从未拉上战场。地方驻军分散，则给了契丹和西夏骑兵以可乘之机。
二是驻地屡变的更戍之法。宋太祖发明的这套办法，其实就是让禁军经常性的防区大轮换，使其没有固定驻地。表面为了锻炼队伍，其实就是怕将领在军中树声望，对朝廷构成潜在威胁。宋太祖时，这些将士都是他亲自调教过的，战场上易于协调。而到宋太宗以后，“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问题日益严重，不仅官兵之间难成默契，日常练的跟战场打的，完全不是同一套路，而且防区变动频繁对部队正常训练产生极大干扰，尤其是北方禁军调往南方，水土不服，“一往三年，死亡殆半”。
三是指挥系统多元化的掣肘与混乱。宋太祖在军事指挥的顶层设计上，做出了一套奇葩的安排。枢密院作为国家最高军事行政部门，拥有发兵调兵之权，却不能直接掌握军队。禁军由殿前司、马军司和步军司分掌，简称“三衙”，却无权调兵和发兵。于是，三衙和枢密院形成掣肘，军事最高决策权由皇帝拍板。宋太祖颇为自信，出征前要给主将授阵图，提前部署，不容改动。宋太宗也如法炮制。殊不知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如此机械而脱离实际，焉能不败！
北宋禁军虽有这样那样的不堪，但称之为“冗兵”言过其实。一方面，北宋并非历代王朝军队规模最庞大的时期，兵民比例并不离谱。另一方面，军费支出占北宋财政收入的比例并不高。北宋岁入的钱数，从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年）的1600万贯，增至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的6000万贯，与禁军人数的增幅大体匹配。如果算上粮食、布匹等实物收入，北宋中叶的年财政收入超过1亿贯。而北宋禁军和厢军的开销总和近5000万贯。与清朝军费开支占财政支出57%的比例相比，并不算高。
狄青之死：“重文轻武”的观念与现实
嘉佑元年（1056年），东京开封府。
五六月间，滂沱大雨一直没停。洪水涌入城门，淹没万间房屋，木筏取代马车，穿梭大街小巷。偌大的北宋国都，在茫茫大水中浸泡。百姓呼号，全城救灾，而一件不和谐的事，却让宋仁宗打了个冷战：
有人举报：枢密使狄青身穿黄衣，出现在相国寺，正在大雄宝殿上指挥士兵。
谁都知道，宋朝是赵匡胤发动兵变，“黄袍加身”建立起来的。因此，宋朝历代君王，都对“黄衣”一词格外敏感。何况相国寺是皇家寺院。狄青在这儿到底想干什么？
事实的真相，是狄青带着一家老小到相国寺避水。那日，他穿着一件浅黄色的袄子，站在大殿上指挥手下搬运行李。仅此而已。然而，沾上了“瓜田李下”之嫌，就百口莫辩了。皇帝大病初愈，储位长期空悬，猛将临朝坐镇，难免令人遐想。于是，无论是宋仁宗本人，还是满朝文武，都怀疑狄青有“谋反”迹象。
文官们的弹劾连篇累牍，说法千奇百怪，狄青讷于言谈，招架不住，只好主动请辞，宋仁宗顺水推舟，将其外放陈州做知州。虽然保留了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头衔，狄青还是窝火。他告诉身边侍从：“我这次去陈州，会死在那里。”别人问为什么。他的回答是：“陈州出产一种叫‘青沙烂’的梨，我这个‘青’，怕是也要烂死在那儿了！”
不出所料，即便远在陈州，宋仁宗念念不忘，每月两次派人前去“慰问”。狄青当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使臣来一次，他的心理压力就大一分，终于熬不住了。第二年二月，狄青嘴上长了毒疮，暴病身亡。
一代名将，戎马半生，战功卓著，却遭君臣共同猜忌，这在北宋以前的历史上非常罕见。究其原因，宋太祖矫枉过正的军事改革难辞其咎。它把人们对军队的理解带入了一个误区。那就是必须用文官制约武人，必须在军队内部建立相互制约的主体。宁可军人因窝里斗而在战场上打败仗，也不允许官兵齐心的场面出现。这样的顶层设计，带来的是“重文轻武”的社会风尚和“好男不当兵”的大众认知。纠结的理念、纠结的体制，使宋代武将承受着扭曲的心理压抑。或许，这就是宋朝经济发达、军人众多，却在战场上经常示弱的重要原因。
狄青死后一甲子，岳飞统领的岳家军，同样所向披靡，连金人都感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然而，当南宋军队在抗金战争中演化为五大重兵集团，且各有根据地、幕僚队伍和追随左右的将领时，已经跟宋太祖追求的“将无常兵，兵无常将”背道而驰了。这些有着私人军队潜质的抗金力量，既可作为维护半壁江山的凭借，也可以被人利用，成为颠覆南宋小朝廷的工具。宋高宗赵构不能不胆战心惊。
于是，岳飞的悲剧就成了历史的必然。这不光是岳飞个人和南宋王朝的悲剧，也是宋代军事变局走入误区的悲剧。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历史学博士，现供职于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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