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治理高峰论坛现场。摄影/章轲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毅29日在京表示，中国碳峰值管理需搭建立法、技术、能源科技发展和政策组合路线图。
在出席当日召开的“第四届环境保护年会：中国环境治理高峰论坛”时，王毅说，碳总量控制是减缓气候变化的核心，也是能源转型、环境质量改善的有机组成部分和低碳经济的基础推动因素。
“目前，世界各国根据自己的情况探索碳排放峰值规律及总量控制手段。”王毅认为，中国的碳资产管理尚缺乏制度安排，需构建低碳发展的内生增长机制。
谈到即将召开的巴黎气候变化大会时，王毅说，近年来国际发展与气候保护格局已发生深刻变化，尽管新兴经济体面临诸多挑战，但增长大势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格局未变。中国目前已成为全球最大碳排放国，在大国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合作成为必由之路。
谈到中国应对气候变化面临的形势时，王毅说，中国经济增长已进入新常态，工业化、城镇化仍将持续。他表示，应对气候变化在中国受到高度重视，从中央到地方，强调既重视发展理念、制度建设和行动方案，又重视绿色低碳发展驱动，通过党政干部绩效考核机制，财税体制改革，以及中央与地方事权财权的重新划分，重塑政府治理和激励机制。
王毅团队所作的研究显示，中国主要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将在未来10-20年先后达到峰值，今后5-10年是我国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时期。
“目前，不同研究关于未来中国碳峰值情景的估计在80-150亿吨之间，但许多研究显示，我国的碳排放峰值最有可能出现在2030年前后，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约为110-120亿吨。”王毅说，2020年，中国能源消费二氧化碳大致在95-105亿吨之间，但仍然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并与人们行动直接相关。尽管新常态呈现碳减排加速形势，但反弹效应依然存在。
王毅认为，实现中国碳排放控制，单一政策效果并不理想，应实现政策组合，“不同政策进行组合，对二氧化碳影响有很大不同。”如在实施“能源结构+能源强度”的政策组合下，才有可能出现二氧化碳排放的峰值。
研究显示，2030年前，与参考情景相比，不同政策情景模拟结果显示年均GDP宏观损失约在1.3-3.7%，2030年后将会产生正效应;2022年前年均就业减少3.16-5.28%，之后就业增加。通过能源强度调整达峰，每提前一年，GDP将多损失2.13%，快速达峰可能对全球经济和价值链产生负面影响。
王毅认为，中国实现碳排放峰值需要综合解决政策方案，包括目标+路径+技术+资金+政策+精细管理。中国实现碳排放峰值取决于综合成本、路径和风险，如果提前达峰(如早于2030年)，不仅加大对国内经济和就业的影响，还可能导致全球福利下降。
“在生态文明框架下，应适应新常态和新趋势，以不晚于2030年实现碳排放峰值为导向(倒逼)，推进绿色循环低碳转型发展。”王毅建议，以约束性指标(碳总量、碳强度、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碳汇)为核心，引领能源节约、可再生能源发展、环境友好，促进经济转型，优化产业结构，形成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模式，同时推动目标体系、体制机制、管理模式、政策措施的全面转型，推进低碳、环保的协同控制和协同效益。
“此外，还需制定相关时间表、路线图和实施方案，分阶段、分步骤、分区域、分行业推动实现碳排放峰值。”王毅建议，东部经济发达的优先开发地区力争率先达到碳排放总量峰值，对全国低碳发展、转型起到示范和带动作用，推动工业部门提前实现碳排放问题峰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