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人大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微博]日前作客新浪财经《改革问道》时表示，中国选择的改革道路，就不可能有一个一步到位式的一个完美的改革方案。过去中国的改革，特别是一个有效的改革，都是发生在边际的。我们之所以把现在的改革想的这么难，是因为我们脑子里有一个虚构的完美改革方案。
“十三五”寻找改革动力是关键
新浪财经：作为一个学者，听到“十三五”规划这个概念，您最关心哪方面的呢？
杨瑞龙：我当然关心当前中国能够推动中国继续增长动力到底在哪里，而且这个动力的挖掘恰恰是和改革有很大关系的，所以说仅仅罗列我们一些未来所能够导致我们中国继续增长的要素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这些要素激发出来要靠什么，我觉得根据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验来说还得靠改革，这是我最为关心的。
新浪财经：就是所有的改革现在缺少一种动力。
杨瑞龙：对。
新浪财经：目前我们看到政府在很多方面出台了一系列的改革政策措施，有人说目前改革可能没有动真刀、动真枪，您赞同这种说法吗？
杨瑞龙：我认为这只是看到一个表面现象，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所谓地方政府官员的懒政、慵政，不思进取，从而使得好多改革，要么是没有一个非常系统性的所谓的顶层设计，要么是这个改革方案没有得到非常好的落实，不落地，因此，如你所说，就是不是动真格的问题，而是背后是一样，我们进一步挖掘的话，我们发现什么，过去30年能够推动增长的动力是不是还存在，如果这个动力一天到晚改变之后我们有什么新的动力来推动中国继续改革的问题，我认为这是最为核心的问题。
未来中国经济引领世界的依据是什么？
新浪财经：您觉得“十三五”期间，因为“十三五”是五年规划，在短期内中国经济如果再说一轮，不说高增长，中速增长，哪些动力是可以挖掘释放的？
杨瑞龙：首先我们说，过去30年，我们之所以维持将近两位数的增长，靠什么呢？我们说一个主线当然是工业化，毫无疑问的，过去30年发生了一个快速工业化，好多发达国家走过100多年走过的路中国二三十年就完成了，为什么工业化能够走的这么快？这么有效率呢？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就是，改革。
改革主要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呢？过去30年就是，我们把资源配置方式由原来遵循一个党权规则转化为产权规则，换句话说，过去30年发生的故事主要是财富创造的主体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有计划经济条件下面的政府逐渐转向了企业和个体，当中国人的财富创造动力被激发出来的话，过去30年财务创造就像火山爆发一样迸发出来的。
因此改革，而且这个动力主要靠两条，一条就是产权制度改革，通过发展非工业制经济，通过国有企业改革来确定产权边界，形成一个动力机制。第二条改革，就是为了市场体系，核心就是价格体制，实际上是给出一个财富创造当中的评价机制，这样两条线的改革使得我们的工业化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效率，当然其他方面，因为工业化你需要资金，而且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不足以提供工业化的庞大资金的。
邓小平所创造的对外开放，我们有一个庞大的市场，换取外国的资本，随着外国资本大量流入中国，带来了先进的管理经验、先进的技术。当然再加上一条，我们中国的高储蓄率，通过金融系统的控制，为工业化提供了廉价的资本，工业化创造出来的庞大产品需要市场，中国的收入水平是不可能容纳那么多产品的，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我们产品销往国外。
为什么我们30年我们的进出口总额占到GDP的60以上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中国的人口红利。我们通过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项城市转移，从而在工业化的快速过程当中，导致工资水平没有发生大幅度同步增长，这样我们产品就很廉价。刚开始廉价质量不太高，到了90年代以后我们中国的东西不仅便宜，而且质量还不错，从而使得中国的产品“中国制造”流行全世界。这就构造了我们过去30年增长的一个故事，而且这个增长故事的一个核心就是改革，没有改革作为一个启动剂、触发器，难以想象有这么非常巨大的成就。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创新，我们传统增长要素，如果继续保持一定的余威，我们把新的增长要素，城市化率、消费率、创新、结构提升把它提出来的话，你想，我们根本没有理由对未来中国经济悲观。中国未来经济继续在未来引领世界，成为世界最大一个亮点，是完全有它的客观根据的。
问题在于怎么样让传统的增长要素继续发挥余威，怎么样把一个内生于中国体内的增长要素调动出来，核心的核心还是改革，你只有不断的深化改革，才能把我们的这些增长动力激发出来，而要把这些增长动力有序的激发出来，我想维持中国未来增长，当然我们很难回到10%以上的增长，回到6%、7%左右的增长，不是不可能的，完全可能的。
中国不可能有一步到位的改革方案
新浪财经： “十三五”规划只有五年的时间，短期内，但是国家政策从顶层设计来说是一个承上启下特别重要的规划，在您看来五年的时间能够去完成所谓的五年规划的目标吗？
杨瑞龙：我认为改革，如果我们回想过去30年的改革的话，你很难想到走到今天这一步，当我们回过头两我们站在80年代的时候，我们展望未来的改革的时候，我们当时觉得千头万绪，何处下手。90年代初，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前，我们都觉得中国的改革是山穷水尽疑无路，南巡讲话以后你能想到柳暗花明又一村。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国的改革给我们有几点启示，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是，改革的动力隐藏在哪里，是在顶层呢，还是在基层。过去3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改革的动力隐藏在基层，我们需要不需要顶层设计？当然需要，比如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就是一个标准的顶层设计，顶层设计与其说是一个非常细化的规划，倒不如说是给基层的改革动力的激发创造一个前提性的、基础性的条件。
所以说，第一点，我们对未来的改革它的困难要有足够的预期，但是我们没必要觉得现在的改革千头万绪、无处下手，觉得我们的改革走不下去了。如果我们能够把顶层设计和微观主体的自发自主创新的能力结合在一起，特别是怎么样通过顶层设计把微观主体的自发自主创新能力足够的保护和调动起来的话，我想中国的改革，我们就可以有一个突破口，就可以有一个起点。
第二点，我们往往在构想未来的改革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觉得现在改革千头万绪很难很难，我们老是有一个完美的改革方案，我们寄希望于再一个非常短的时间里面想出一个完美的改革方案，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面能够实行。
中国选择的改革道路，就不可能有一个一步到位式的一个完美的改革方案。中国过去所谓的改革，特别是一个有效的改革，都是发生在一个边际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之所以把现在的改革想的这么难，是因为我们脑子里有一个虚构的完美改革方案，在非常短期里面让这个完美改革方案完全落地，在一个非常短期里面能够完成这样艰巨的改革，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一个天真的改革，一个脚踏实地的改革是适应中国国情的改革，那就是一个边际上发生的改革。所以边际上发生的改革的核心，怎么样来调动保护微观主体的自主创新动力，我认为这是很关键的。
腐败和收入不公是高速增长的代价
所有改革都在付代价的，有人告诉你说这个改革是完美改革，那一定是胡说八道的改革，因为改革本身是利益结构大调整，所有改革都是付代价的。我们过去30年的改革我们获得了一个婴儿，30年的快增长，但我们付出了代价，代价什么，这么一个复杂增长关系腐败、环境、收入不公等等一些问题，总体来讲我们肯定，我们获得了一个婴儿这是我们想要的，所以改革还是成功的，不能因为产生这些脏水我们说改革失败了，我们有了一个婴儿，这个婴儿导致我们中国由贫穷的国家变成中等收入的国家，但是我们要正视这样的改革路径产生的复杂问题，包括这么多的问题。
这些问题产生以后就是我们当前改革面临的一些问题了，现在我们就应该避免两种倾向，一种倾向，看到婴儿，不看到脏水，过去改革好得很，都是反映我们的增长绩效非常非常完美，你不能够，你讲我们的改革问题就讲改革，这是不对的。
但我们要反对另一种倾向，看不到婴儿，就看到改革当中的一盆脏水，抓住腐败问题、抓住环境问题、抓住分配不公的问题，根本上否定我们的改革，这两种倾向都是不对的。当改革进入深水区为什么难呢？难在什么地方呢？怎么样留住我们的婴儿，把脏水打掉，这可能是下一阶段我们中国一个非常非常想要做的事情。
调结构不是政策能调得动的
其实中国经济到今天面临着很大的困境，困境在哪里呢？就是改革走到今天，传统增长要素出现了比较大的衰竭，包括改革红利、人口红利、工业化红利、对外开放红利，在大幅收缩，而新的增长要素因为由于体制方面的种种因素还没有被激发出来，所以我们的感受增长动力发生了衰减。
第二个，我们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因为中国在过去增长有很重要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投资拉动型的，第二个特点，政府驱动型的，所以他最后导致是一个粗放型的，这样的一种增长方式他带来快速增长的同时就导致了严重的结构问题，这个结构问题是全面性的，中国的结构问题是全面性的。
首先是三架马车，投资、消费、出口三架马车当中，我们说消费比较乏力，我们过去主要依靠外需，内需当中我们主要依靠投资，结构是比较大的问题的。第二是经济结构出现比较大的问题，三大产业中，我们说第二产业相对来说发展的比较快一点，第三产业发展的相对来说缓慢一点，服务业特别发展的水平也好、规模也好都可能不太够。
我们的产业结构也不太合理，在产业结构当中我们的传统产业比重过大，出现了比较研究的产能过剩，而我们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不足，我的区域结构，在过去30年主要是东部沿海的拉动增长，我们的中西部地区相应的发展滞后。我们工农业结构，相对来说我们的农村部分发展滞后，这样的经济结构严重偏差导致我们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低下。
因此，中国发展到今天，刚才我讲了，传统增长要素衰减以及结构上出现的严重问题，导致中国如果是单纯的就求增长，可能会导致我们投资收益率会趋于下降。这样的话会导致我们中国经济会非常非常大的被动，所以中央提出，未来中国经济很重要的是要调结构，这没有问题。
不管我们早期谈的，我们不要过多的去关注增长问题、过度的调整结构问题，这都是对的，问题是结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政策可选择的问题。我们刚才讲到的结构问题反映的是什么？反映的是一种增长模式，为什么中国出现这么多的结构问题呢？和我们过去选择的增长模式、发展模式有关的。
而这种发展模式能够维持的话，他构造了一个与发展模式匹配的体制模式和制度框架。而这种体制模式和制度框架，背后实际上是庞大的利益结构。所以说，调结构不是政策能够调得动的，调结构如果没有发展模式的转换、配置以体制模式的转换，是不可能打破既有的利益结构的。既有的利益结构如果不能打破的话，调结构就是一个按下葫芦浮起瓢的问题，这个地方按下去了这个地方飘起来了。
改革不要停留在口头上
新浪财经：最后一个大问题，谈到“十三五”规划，我们会有一些效果，包括中国一直在进行一些改革，但是请问您，如果您要去判断的话，未来短期或者说中期，我们不用看长期，您觉得哪些产业是比较有机会的？
杨瑞龙：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发现我们经济在发生衰减的时候、衰落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经济也在发生分化，分化有两个重要的分化大家要留意的，第一个分化，我们的经济下落不是一味的下落，我们发现第二产业实体经济在这些期间，我们无论从工业增加值角度，还是从其他PMI指数来讲，我们增长确实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但是相比较第二产业来讲，我们的服务业是逆势而上的，这两年我们的服务业是有所增长的，特别当我们的PMI指数制造业是在50%左右徘徊的时候，我们的服务业PMI指数在53%、54%，常常在这个徘徊，说明这一块还在增长过程当中。
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分化现象是，我们发现产业结构当中，我们的传统产业增长是趋于下降的，特别是那些过剩产能和一些传统制造业，特别是低端制造业发生了衰减，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发现这几年，我们的高端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是逆势而上的，生物医药包括互联网产业，都有一个非常大的发展，表明什么呢？表明在整体经济下行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有亮点的。我举个例子，一个亮点是服务业，第二个亮点高新技术产业和像互联网产业。还有一个我们发现什么呢？就是分化，特别是2012年、2013年表现的尤为明显。
过去我们是沿海地区一个非常快速的增长，但是后来随着沿海地区的土地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上涨，后来发现中西部地区在产生一个快速工业化过程。因此从区域角度上来讲，这种中西部地区的一个快速工业化过程会带来很多机会。比如说现在亮点像重庆、像贵州、像广西，那些地方，还有好几个省，这几年都出现了比上海、江苏、山东快速的增长，为什么这一段时间在那里表现比较好的增长呢？第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原因，一个，工业化过程。第二个，这些地方在经济来说在民营经济发展上面要好一些。
所以说中国不是说现在没有任何发展机会，还是有发展机会，这种发展机会如果配置以国家顶层设计、微观主体合力的话，恰恰是符合我们未来经济转型、结构转型、体制转型的要求。所以关键的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改革不要停留在口头上，改革要挂在行动上。顶层设计固然重要，最重要的是发挥底层的创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