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建“一带一路”
孙子宇认为，“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工程应让优秀的核心企业承担更大责任，比如圈定核心企业并赋予双重使命，遵循市场的导向，一方面牵头建设项目，同时有责任和义务联合带动其他的企业形成联合舰队践行“一带一路”的使命。
本报首席记者 赵忆宁 北京报道
基础设施建设是“一带一路”战略互联互通工程的优先领域。作为最早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的中国企业之一，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已经在“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追踪了多类项目。
根据《工程新闻记录》（Engineering News Record）公布的2015年全球250家国际承包商海外收入排名，中国有65家企业在大名单中，而排名前十的中国交建是唯一的中国企业，也是唯一的亚洲企业。
围绕中国企业如何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工程，中国交建集团副总裁孙子宇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首席记者专访。
孙子宇曾担任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口一期工程项目总经理、总工程师，有丰富的海外工程管理经验，他强调，要让优秀的核心企业联合带动其他的企业形成联合舰队践行“一带一路”的使命。
海外营业收入年均增长20.8%
《21世纪》：回顾上个世纪70年代，中国“走出去”的海外承包企业不仅只有中交集团旗下的中国港湾和中国路桥，为什么中国交建现在能进入国际承包商海外收入十强？
孙子宇：多数人可能认为是人才与核心技术，但我认为这些并不是关键的因素，而是历史的积淀。中交集团已有118年的历史，19世纪60-90年代的洋务运动，是中国学习借鉴西方工业化的先进经验奠定中国近代工业基础的时期，天津不仅是北方洋务运动的中心，也是打开商埠重要的出海通商口岸之一。但天津的码头是在海河里面，每次发水带来的泥沙淤积致使商船无法进入。1897年清政府在天津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专业疏浚机构——海河工程局。追溯起来，中交集团的前身，就缘起于这个海河工程局。当时的业务包括闭塞支渠与建造导流坝及护岸工程、万国桥建造与管理、海河与天津港及海口大沽沙航道的疏浚等。所以，发展到现在才有中交集团的疏浚、水下土石方开挖、吹沙工程的能力名列世界前茅，这是与历史密切相关的。
《21世纪》：这段历史并不为人所知，我们的大企业也是有百年老店的。
孙子宇：是的。荷兰有个疏浚博物馆，系统地记录了疏浚工程的历史。在追述机械化疏浚时代有幅图片是这样描述的：荷兰的机械化疏浚历史排在世界第二位，而最早的则是中国，中国机械疏浚历史比荷兰早了700年。
《21世纪》：从2004年到2011年，中国建造了至少44艘绞吸挖泥船，包括世界第三大的自航挖泥船“天鲸”号，堪称世界头号疏浚强国。
孙子宇：中国近代疏浚业虽然十九世纪末就已诞生，但2006年以前，中国大型挖泥船全部依赖进口。国家发改委等五个部委于2011年联合发布了《当前优先发展的高技术产业化重点领域指南》，大型疏浚船舶的制造列入其中。中国交建作为中国疏浚业的龙头企业，短短五六年内便获得了疏浚技术与关键装备研发及产业化的能力，自2006年天津航道局投资首次在国内建造大型现代化绞吸挖泥船“天狮”号以来，中国挖泥船的设计、建造水平迅速提升，不仅结束了依赖进口的历史，并开始成为挖泥船输出国。
另外，不仅设备制造水平提升，目前中国的疏浚能力也是世界最强的，中国交建正在代表中国牵头编制疏浚国际标准，如果中国没有这个实力，ISO国际标准化委员会不会让中国主导编制标准。很长时间以来世界疏浚协会及国际承包商协会一直在排斥中国，直到2010年才把我们纳入观察员。不难理解，这两个组织的机构成员国全部是发达国家，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当然游戏规则也是他们制定的。其中荷兰与比利时技术能力最强，其次是美国和日本，现在我们实现了对他们的超越。
《21世纪》：在企业改革中有很多企业的重组不是很成功，但是中国交建在2005年由中国路桥和中国港湾两大公司合并重组后实现了跨跃式的发展，是什么变量因素起到关键作用？
孙子宇：两家企业重组之前在央企排名位于中等偏下，合并成立中交集团后进入了央企的第一梯队。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一是为什么整合，二是整合的方式。
中交的整合是为了适应市场需求进行的，是把港湾和路桥两个集团撤销后新组建的集团。中国港湾、中国路桥原来具有国际知名品牌，整合后进一步转型专注于海外市场，形象地讲叫“一体两翼”，中交集团是“体”，港湾和路桥是“翼”，覆盖了交通基础设施工程的全部分类。正是在这两个翅膀的带动下，我们收获了整合重组的改革红利：2006年中国交建海外营业收入只有29.03亿美元，到2014年完成131.62亿美元，8年时间海外营业收入增长了3.5倍，年平均增长率为20.8%。所以说，体制和机制改革的红利是可测量的。
“一带一路”的中国因素
《21世纪》：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您如何理解“一带一路”战略？
孙子宇：首先我认为“一带一路”是个大智慧，也是“走出去”的2.0版本。除了产能转移与升级，“一带一路”的本质特征，如习近平主席所说是“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靠什么凝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我认为经济只是实现目的的硬手段，而凝聚力的粘合剂是软实力——中国传统文化与价值观，这就是独一无二的中国因素：“双赢”和“共同富裕”。
《21世纪》：人们已经认识到“一带一路”三个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又该如何理解中国因素呢？
孙子宇：类似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美国和印度也提出了“新丝绸之路”和“季风行动”计划，但我认为缺少中国因素是很难成就的。
首先是地缘因素，中国有20多个周边国家，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有这么多的邻居，中国的经济发展必然会产生对周边国家的对外辐射与正外部性。
其次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性。经过几千年的检验，世界四大文明（中国、古印度、古巴比伦和古埃及）为什么只有中华文明屹立不倒？核心因素是中华文明的内部整合度高。
另外，习主席着眼中国同周边国家关系新发展提出了“亲、诚、惠、容”四字外交理念，还用“真、实、亲、诚”四字概括了新形势下的中非关系，这都是习总书记关于建立国与国之间新型国际关系的理念。
所以说中国因素是“一带一路”的本质。当下我们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要实现硬件与软件的“通”，硬件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软件是政策、规则、标准的通，最终是人心要通。硬件靠经济、金融、靠技术去实现它的通，软件就要靠文化、理念和价值观。
“一带一路”给中国企业国际化带来机遇
《21世纪》：中国因素是对“一带一路”宏观层面的诠释，作为企业经营层面您如何认识？
孙子宇：实现“一带一路”实际上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升级版和路线图，也是打造中国交建国际化升级版的机遇。国资委[微博]对所有中央企业的要求是要“做强、做优，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我们目前正在编制“十三五”发展规划，提出的核心目标是率先建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21世纪》：今年3-4月本报走访“一带一路”沿线5个国家，亲眼看到了中国交建海外工程的成果。
孙子宇：目前中国交建在全球100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173个驻外常设机构，在130个国家有实质性的工程业务，可以说基本在全球建立了国际化营销网络。
如果分地区来看，亚太市场一直是我们的优势所在，非洲市场已经全面覆盖，而中东、拉美和环加勒比市场也是相对成熟的市场，通过并购，我们进入了澳大利亚的战略市场，下一步是布局美加、西欧高端市场。在我们已经进入的地区，重点推进产业园区的建设，促进项目和产业的集群发展，目前在非洲和亚太地区共建设了18个中交产业园。
《21世纪》：衡量一个企业的国际化程度，海外销售收入是一个重要的指标，中国交建是多少？
孙子宇：国资委[微博]从2013年起，使用国际化经营指数替换此前被通常采用的由联合国[微博]贸发会议提出的跨国指数（海外资产占比+海外营业收入占比+海外员工占比）衡量企业的国际化程度，海外营业收入占比在国际化经营指数中占一半的权重。在此基础上，中国交建内部管理界定的国际化程度衡量指标，也叫海外贡献度，其计算公式为：海外贡献度=海外新签合同额占总体新签合同额比重×30%＋海外营业额占总体营业额比重×30%＋海外利润总额占中国交建总体利润总额比重×40%。
按照这个衡量指标计算，2014年中交的国际化经营指数为26% ，海外贡献度为28%，我们希望到2020年这两个指标都要达到35%。
《21世纪》：2014年中交已经进入ENR全球最大250家国际承包商第9名，2015年中国交建已上升为第5名，到2020年你们希望再提升几个位次？如何界定一家企业是否已经进入国际一流水平行列？
孙子宇：我们希望能在2020年进入ENR全球最大250家国际承包商的前三名，当然，进入前三还需做出相当大的努力。之前我们在第十的位置保持了三年，在第九位也连续保持了两年，2015年从第九跃升到第五名，提升了4个位次。当然并购将更会加快这个过程，但并购风险也很大。目前我们的并购尚属于机会经营，还没有上升到战略层面，并没有把并购作为一个正常的业务，这是由于我们整体的国际化水平还不高，我们也正在学习，但绝不会在没有想透彻时出手。
《21世纪》：但是你们已经开始迈出全球并购的步伐，比如之前并购了美国的设计公司和澳大利亚的一家公司。是否在未来继续考虑并购美国公司？
孙子宇：今年4月，我们100%收购了澳大利亚建筑巨头约翰·霍兰德（John Holland）集团，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马朝旭曾评价说，这是中国企业第一次进入澳大利亚主流产业。
约翰·霍兰德公司建设了很多澳大利亚的标志性建筑，比如国家艺术馆、悉尼歌剧院、悉尼地铁等。另外，它不仅仅是基础设施建设公司，我们更看中的是其拥有澳大利亚国家铁路网35%的运营权，还同时运行整个墨尔本的公交系统，包括地铁、轨电车、无轨电车、公共汽车、城郊铁路网络，目前在国内还找不到既运行地铁，又运行公交和铁路的公司。
就其他地区市场来讲，我们两年前虽已启动在美国寻找并购的对象，但这要考虑并购公司与中交的战略适配性及释放的增量和成长的回报率，所以操作过程比较谨慎，只要不理想立刻停止。但是目前还在持续地做，不仅在北美，同时也包括拉美、东南亚等地运作。当然，“一带一路”向西的终点是欧洲，从战略选择上也正在研究这个市场。
《21世纪》：中国交建目前与国际知名建筑企业，特别是海外收入世界排位靠前的对标优势和差距在那里？
孙子宇：我们做过与他们的国际化经营状况的对标分析，分为五大类问题14个指标。在这五类问题的对标中，中国交建的发展能力处于上游且拥有较强的优势，包括三年营业利润平均增长率、三年营业收入平均增长率和盈利能力指标；而国际化经营能力指标，在对标企业中处于下游水平，比如国际经营收入占比与海外员工数，我们在海外目前有3万多名员工，表明国际化程度存在较大差距；总体来讲，主业占比系数中交原值为84%，而对标企业平均值为49%，我们处于最高水平，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业务结构单一；就运行能力指标看，包括流动资产周转率、总资产周转率以及人均产值，除人均产值指标外，都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也说明运行能力需要进一步提升；最后一类是偿债能力处于中等水平，具备一定优势，但仍需提升。
为此，我们提出“五商中交战略”，即打造成全球知名的工程承包商、城市综合体开发运营商、特色房地产商、基础设施综合投资商、海洋重型装备与港口机械制造及系统集成总服务商。其核心是由原来的“工”升级到“商”。
《21世纪》：您如何看待“一带一路”上的风险？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孙子宇：境外承包与投资的风险有很多，我认为最不确定与最不可控的是政治风险。特别是在一些国家的总统任期3-4年，一个项目从承接到完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作长期的投资需要几十年，一定会碰到多次政权的更迭，无疑加大了风险。比如我们在斯里兰卡的科伦坡港口城项目就遇到这个问题。
《21世纪》：很多企业都正在筹备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关于“一带一路”的参建企业如何行稳且远？您有什么建议？
孙子宇：首先是“一带一路”一定要扶强扶优，而不能一窝蜂，否则市场容易做坏。就“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工程，让优秀的核心企业承担更大责任，比如圈定核心企业并赋予双重使命，当然是遵循市场的导向，一方面牵头建设项目，同时有责任和义务联合带动其他的企业形成联合舰队践行“一带一路”的使命。我们总体感觉现在重视“一带一路”的硬件有余，重视软件不足，所以国家的政策要有些调整。另外，有了项目后一定要避免内部的竞争，现在的框架项目要先在国内PK。
（编辑：姚建莉；如有意见建议请联系：zhaoyn@21jingji.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