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为什么改革，国企的问题是什么”，中石化[微博]“混改”操刀者傅成玉这样发问 （见本报2015年9月7日头版文章《国资改革变奏前夜》）。只是凑巧吧，上周，一份未经证实的国企改革指导意见在网上疯传，未辨真假然而解读评论者众多，这或许说明，傅成玉之问有其广泛的社会基础。
国企改革应该先讲问题，再想办法。这是说，首先应该确定国企的目标。有了目标才会有功能定位，有了定位才能谈改革方向。傅成玉之问，看到了现在开方抓药的人多，从目标谈问题进而寻找解决方案的人少。去年至今，各界期待国资国企改革顶层设计落地，因为这是顶层设计必然要面对也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回头来看，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是因为国企“脱困”。当年国企巨大的亏损面不仅危及企业存亡，也拖累了银行体系，造成后者“技术性破产”。为此，时任国务院总理朱基提出，要打破国企的“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易”。是为第一轮国企改革的方向。
此后，无论是1993年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还是1998年开始国企三年改革攻坚、抓大放小，乃至1999年通过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都在围绕这个方向频频发力。在此进程中，数千万国企职工付出了下岗分流的代价，大批中小国企的破产出清、改制重组，激活了市场中的其他力量；另一方面，伴随国企改革而来的各种配套改革向经济释放了需求红利，比如社会保障、住房建设和基础设施投资。然而，各级政府为“脱困”付出了巨大代价，为国企后来延续“政企不分”的弊端埋下了伏笔。
2003年国资委[微博]的成立，可以看作是国企的目标从“脱困”向“做大做强”转变的标志。围绕这种转变，一系列改革提上议题，包括国有经济调整战略布局、打破垄断、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继续推进政企分开、建立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收入分配制度，以及对企业和企业领导人不再确定行政级别等——但它们几乎样样触动既得“蛋糕”，改革之难可以想见。
在推动国企大和强的过程中，我们不时看到不计成本的并购与扩张，国有资本的有进有退，在一些领域演化为投资大跃进。2003年之后的国企改革，又与中国经济加入世贸后的黄金增长期重合，身处产业链上游的大部分国企利润翻倍增长——这部分地模糊了国企的真问题。困惑在于，即使如此也难免公众对那些“巨无霸”的垄断质疑。这正是李荣融的未解难题：卸任国资委[微博]主任后的李荣融曾经陈说委屈：“国企亏损时挨骂，为什么国企赚钱了还挨骂？”
没人知道“李荣融难题”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特别提出，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不同功能的国企目标责任各异，监管和考核方式也有差别——这多少可以看做解题的一种思路。如此，则可以进一步根据国企功能定位分别确定改革策略，包括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可能性——国资占比多少，乃至是否完全退出等等。在有关国资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以及具体操作性文件中，上述原则会得到进一步的细化。这或许可以部分地回答“李荣融难题”。这将继续推动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国有资本的有进有退，也将因此迎来新的活跃期。
这个难题更完整的答案，取决于打破垄断的进程。我们认为这也是“傅成玉之问”的一部分——当然还包括产权不清晰，政企不分、权责不明，决策不科学，缺乏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监管缺位和监管过度并存，等等。如果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是有共识的，那么国企改革就是要让国企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平等地参与竞争。在更多的领域，让市场在资源配中起决定作用，让企业家而不是官员站到企业竞争的舞台中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