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一直是毁誉参半，有人推崇他为“金融界的超级明星”，也有人封他为“投机客”。面对这位曾掀起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人，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曾感叹道：我们花了40年建立起来的经济体系，就被这个带着很多钱的白痴一下子搞垮了。而索罗斯则自诩为“金融哲学家”、“无国界的政治家”。本书作者通过对索罗斯及其亲密伙伴的独家专访，深入挖掘了其在未来不稳定的、变幻无常的信贷市场中的投资战略。
罗伯特·斯莱特
索罗斯在曼哈顿中城区的办公室充溢着一种温暖的、家的感觉。但是，离索罗斯办公室咫尺之遥的地方，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员工们正襟危坐在冰冷的电脑屏幕前，目不斜视，好像头稍微偏向左右，都可能暗示着他们在上班的时候打瞌睡。办公室的一面墙上，贴着一条醒目的标语：“我生来一贫如洗，但决不能死时仍旧贫困潦倒。”这句话便是索罗斯的人生准则。
在索罗斯看来，金融世界是不稳定的，混乱无序的。他断定，如果认为金融市场的运动遵循精确的数学公式，企图以此来了解金融市场，是绝对行不通的。
索罗斯认为金融市场被一种心理状态所支配，或者更精确地说是被“羊群心理”支配着。
1992年9月15日，乔治·索罗斯在整个欧洲的金融市场上验证着自己的理论。他一直在等待时机的来临，等待羊群的低语。
那天在他的办公室，索罗斯不断地想着伦敦的事情，他要采取行动的地方是伦敦，不是纽约。这一次，他要投下投资史上最大的一笔赌注。
索罗斯的思绪飘回到1989年11月9日，那是柏林墙倒塌的重大日子。 每个人都知道，那一天对于现代史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有些人相信，至少是希望柏林墙倒塌后，一个新的、统一的德国会崛起，会繁荣昌盛。
然而，索罗斯却不这么想。逆向思维是他的秘密法宝。他知道，为了维持国家的统一，新德国必须筹措经费，因而势必会经历一段艰难的历程，并且，德国的关注点会转向国内，关注自己的经济问题，对于这个新德国来说，其他西欧国家的经济问题不那么重要，而一个内向型的德国会给欧洲其他国家的经济和货币带来广泛的影响。
1990年，英国决定加入西欧国家创立的新的货币体系——欧洲汇率机制，这在索罗斯看来无疑是致命的一步，英国银行的加入将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英国的经济并不强大，而加入欧洲汇率机制后，英国实际上是将自己的经济与统一后的新德国——这一西欧最强大的经济体挂钩。
在索罗斯看来，对英国而言，这种依赖关系是致命的，因为英国原本可以在自己的货币政策中采取有效措施刺激经济，但由于对德国的依赖，英国不能自行其是，因为它的货币政策也要和占有主导地位的德国货币政策保持联系。
正如索罗斯所预期的，在1992年，西欧爆发了金融危机，包括英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经济陷入了萧条。英国想通过降低利率来刺激本国的经济发展。而此时的德国害怕降息会导致国内的通货膨胀再度出现，自然不愿意降低利率。
如果德国不降低利率，其他欧洲国家也无法单方面降低利率。否则，他们的降息会使得自己陷入更大的困境，削弱本国的货币，而一旦货币被削弱，投机者将会乘虚而入，狙击本国货币。
英国的经济日益衰退，由于英镑的价值被高估，英国所面临的货币贬值压力越来越大。要想改善国内的经济状况，英国必须贬值英镑，刺激出口。 但是由于欧洲汇率机制的限制，英国必须努力将英镑对德国马克的汇价维持在2.95。
1992年的夏天，英国的政治领袖们一再重申，英国会顺利挺过这场风暴，英镑不会贬值，英国不会退出欧洲汇率机制，会渡过这个难关。 而在索罗斯看来，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9月中旬，这场危机终于拉开了帷幕。市场上传言意大利的里拉即将贬值，纽约的交易者们纷纷抛盘。在9月13日这天，里拉贬值了7%，这一下跌幅度还在欧洲汇率机制允许的范围内。
骤然间，在世界不同地区的投资者和公司对西欧政府允许欧洲汇率机制来决定汇率失去了信心，此刻他们迫切地想甩掉欧洲疲软的货币，这其中就包括英镑。
9月15日，情况愈演愈烈。索罗斯更加坚信，英国将会退出欧洲汇率机制。 他于是同意对冲基金经理斯坦利·德鲁肯米勒采取行动，并且让他加大赌注，抛售了100亿美元的英镑。
次日早上7点，索罗斯家中的电话骤然响起，德鲁肯米勒报告一切进展顺利。在索罗斯沉醉梦乡的时候，他已经从英镑的交易中获利了9580万美元。
9月15日，英国被迫将英镑退出欧洲汇率机制，他们将这一天称为“黑色星期三”，而索罗斯则亲切地把这一天称为“白色星期三”。
（文章节选自本书序言，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