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后的猎德村涣然一新，新生代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广州日报记者莫伟浓摄
城中村年轻人追求与父辈不同的人生路
街坊口述
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广州中心城区周边的农村逐渐变成“城中村”，村民身份变为居民。但在第一代的居民依然保留了很多乡村的传统和生活习惯。时至今日，城中村第一代正在安享天年；第二代仍是村里的中坚，靠祖辈留下来的房子“耕屋”收租度日。至于第三代，许多人认为，他们从小衣食无忧，即使拆迁也会有高额的补偿可拿，这样的人是否会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呢？近日，广州日报记者就深入这一群体进行调查，发现许多新生代有自己的梦想与目标，他们不希望再被城中村标签化，也不甘于父辈那种“耕屋”的生活，而是渴望通过奋斗，开拓一片与父辈不同的天地。
统筹/林洪浩 采写/广州日报记者何瑞琪、肖桂来、林洪浩
杨箕、石牌、棠下、车陂、康乐、三元里……这一条条位于广州越秀、海珠、天河、白云等中心城区的城中村，在外人眼中是遍地黄金。村民除自住房屋外，少则还有一两套房，多则十多套同时出租，光租金每月就数千元到十几万元不等。
天河区猎德村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作为广州第一条整体改造的城中村，这里37栋高层住宅一栋栋排开，回迁后，一夜间诞生了可观的百万乃至千万富翁。
作为猎德城中村第三代居民的阿威，本身是个“80后”。谈起猎德的变化，他说：“祖祖辈辈都是乡村，没想到它会发生这样大的变化。”
阿威回忆说，乡村时代的猎德，鱼塘、林地、菜地交织，向广州市供应蔬菜瓜果。村民意识到“房子能挣钱”，是从1992年广州为珠江新城征地开始。先是猎德生产用地被征用，成年村民每人能获得5万元征地补偿款。大部分村民都用分得的钱建了房，一栋栋握手楼在猎德村出现。村民将房子出租，靠源源不断的租金生活。于是，有的村民真的放弃了原有的工作，转而整日饮茶打麻将度日。“城中村后代好吃懒做”也逐渐成为外界的大体印象。
但阿威不这么看。他说，自己从读猎德小学、天河中学、广州44中一路读至大学，和所有城市人的成长环境没什么两样。他和很多同辈人一样，很反感“读书无用论”的说法，而且，他们也有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希望跳开“耕屋”生活，和父辈有了不一样的未来。
阿威2005年大学毕业，现在是资深摄影师，和朋友合伙搞了一间工作室，专门为企业拍摄产品目录，也接拍晚宴、平面模特等工作。他的工作室有七八个手下，一群年轻人都为自己的摄影梦奋斗。阿威表示，当城中村新生代的月薪高过收租时，他们的视野将更广阔，不像爷辈、父辈，由于无法完全从乡村模式中转型，不得不将后半生与房子捆绑起来。
阿威两兄弟都认为：那些房租就是父母安稳度过晚年的养老金。而年轻人“有手有脚”，大把机会就一展宏图，决不会躺在租金上虚度一生的。
当然，并不是所有村里的第三代都能这么成熟地看待自己与房子的关系。回迁后，财富分配成了村子里喋喋不休的话题。有些外嫁女对父母本来不闻不问，听说拆迁，立即就回家“理论”；有的成立了家庭公共基金，有的请来了公证人员和律师，有的家庭经年累月开协调会……都为了一个“钱”字。
阿威对此很冷静。他觉得，所谓“寸土万金”补偿也只是“纸上财富”。因为安置房卖出的前提是改变土地性质，将集体用地变成国有用地，这个代价将是失去以后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所以猎德村绝大多数村民都不愿将安置房卖出当上所谓“百万富翁”。
年轻人
为何留在城中村
“我想参与村社发展进程”
王先生：永泰村人，回村竞选成为村社干部
王纪沣说，竞选村社干部是城中村年青一代的选择之一。
今年27岁的王纪沣是白云区永泰经济联合社第二经济社副社长，2012年，大学本科毕业后在白云区一家心理医院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2014年回到永泰村，竞选上第二经济联社副社长。说起回村竞选村社干部一事，王纪沣直言：“一方面是遵循了父母以及村里一些长辈的想法，另外自己也想参与村社发展进程，为生养自己的村子出一分力。”
记者了解到，目前永泰村有两名大学生回村成功竞选村社干部。一名是王纪沣，另一名是永泰村14社的一位留学大学生。王纪沣表示，除了他们这种选择外，还有不少同龄人都留在村社工作，有的做物管、保安工作，也有一些在村里创业做生意。
王纪沣表示，租金和分红的确给村民带来了不错收入，但这种经济模式的不可持续性无法给村民一个确定的未来。仅仅依靠租金和分红，村民根本买不起城市小区房。“既然如此，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创造新生活呢？”王纪沣说，对于村社而言，土地是最宝贵的资源，如何实现集体留用土地的价值最大化，发展适合的高端产业，是未来村社发展的一个目标。
说起“三世祖”的身份，王纪沣说，家里祖辈与父辈是村子的中坚，构成了村变城历程中的第一、二代村民，现在村子融入了城市，作为新生代村民，自己要担当起把村子建设成新城的中坚。“正是这样一种想法促使我回归村落。我认为作为新生代村民应该重拾村子的感情，因为这里有祖辈留下的财富。无论是村子文化，还是土地资源，我们不能挥霍。”
“我眷恋故土所以回归”
李先生：三元里村人，留在村社的公司工作
年青一代会选择回村的重要原因，是“80后”、“90后”的圈子还是在村子里的，即使走出去，圈子还在，眷恋故土让他们回归。
1982年出生的李志辉是白云区三元里村10社村民，现在是金茂大厦的一名物业管理员。
“我不会依赖收租和分红过日子。因为，生活‘不进则退’，我想去创造一些属于自己的东西。”交谈之初，李志辉就摆明了自己的态度。
2008年，李志辉与同村女孩结婚，现在已是一个6岁孩子的父亲。“我周围一些年轻人也选择娶同村女孩，因为父母觉得知根知底，这样日子也过得踏实。”李志辉表示，与自己同龄的不少年轻人都“飞”出了村子。“有的做生意发达了，有的当了公务员，有的去了外资单位，也有部分像我一样留在村子里。”李志辉现在是为自己村社的金茂公司打工，每月领取3000元左右的固定工资。“物业管理员主要和租赁客户沟通，比如说楼层环境、突发情况处理等等。”
李志辉表示，自己之所以选择留在三元里，是因为自己的圈子在这里。“我是土生土长的三元里人，我现在上有老，下有小，亲戚朋友圈子都在附近。正是因为如此，自己也就扎根三元里。”李志辉表示，虽然他没有完整见证三元里由村变城，但三元里村的概念却深深烙在自己脑海中。
记者了解到，李志辉上面还有两个姐姐，且都已出嫁。“家里只有一栋房子可以出租，目前由爸妈照管。房子由于地理位置不佳，租赁情况一直不是很好。收了租金，再交上租赁税，剩下的钱仅仅能补贴一家人的生活费。”李志辉说。
“我想改变城中村现状”
郝小姐：车陂村人，在车陂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工作
她是街坊眼中的“高材生”，作为迎着朝阳生长的“80后”，她得到了比父辈更优质的教育，在暨南大学读本科、在中山大学读在职研究生，也跳槽了好几家公司，等到进入35岁的沉淀年龄时，她选择了回归村子。
郝小姐是车陂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名职员，据说她是公司里年纪比较小的，也是较富有思想的年轻人。村里大多数“80后”、“90后”都不愿意回村子里就业，觉得舞台小、工资低。而对于村子将如何改变，几乎人人都能体会一份无能为力。
没回村子工作之前，郝小姐除了进出一些亲戚家门的那条小道，几乎对车陂村迷宫一样的道路一无所知。相比之下，母亲常年穿街走巷，热衷民俗，对村子有多少风物一清二楚，对村子的旧俗很有感情。
母亲既渴望改造又珍惜民俗的心理，渐渐影响到郝小姐，她开始深入体会城中村那种既远又近的邻里情感。她很担心，城中村拆除之后，这种情感和文化就会不复存在了，比如传统民俗龙舟赛，还会不会像现在这么火热呢？在这些共同参与的时刻，“同属一家人”的感觉又回来了。
虽然车陂改造还是很遥远的事情，但郝小姐愿意为城中村尽一份绵薄之力。她参与城中村乱象的整治，剪除了乱如蜘蛛网的私拉电线后，欣慰于“握手楼”之间露出了一丝湛蓝的天空。她常与邻里沟通、排忧解难，这些真切的举动让她觉得与村子的命运同呼吸。
“我希望在这里多留下几分回忆”，未来纵然大家都住进窗明几净的高楼大厦，她希望，车陂也有一份共同的记忆可以追诉。
白描
新生代
分红没想象多
事实上，城中村“三世祖”无论是出走还是回归，都是在追求一条与父辈“耕屋”不一样的人生道路，这已经成为这个群体的主流选择。“耕屋”的生活并非外人想象的风光，或许它只是看上去很美而已。
机场路17号金茂大厦，是三元里村第10经济社的物业。广州金茂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会能表示，本社集体产业不多，在三元里村内、社内分红也不多。
“现在单个村民持股最多是220股，最少仅有25股。每年每股分红大约200元~400元。”李会能说，村民一年分红收入最多也就几万元，“都说三元里村是白云区分红最多的村，其实不然。”
令李会能担忧的是像经济社物业这样的出租经济很容易受到经济形势的冲击。“金茂大厦是我们主要的物业，今年大厦周边皮具生意有些萧条，大厦出租也受到一些影响。”李会能说。
说起民房的出租情况，李会能表示，“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受到冲击，租客没有过去多了，一个月一栋楼也就3000~4000元左右。”
不大想回村工作
广州日报记者了解到，即使近年有不少城中村第三代选择回村里工作或创业，但这一比例并不高。以白云区三元里村为例，目前，村内留守的主要是一些年迈老村民。不少年轻人都选择去城区买了小区房，他们与生长于斯的村子渐行渐远。
李会能说，之所以多数年轻人不选择回村工作有多重原因。其一，村内公司平台小，都是一些粗放的租赁经济，没什么大项目，年轻人回来无用武之地。其二，现在年轻人在外面经过大历练，憧憬更大发展空间、收入更高的工作平台。其三，村里竞选干部位置有限。“不少年轻人竞选干部时，就回来竞争一下，竞争完，就又回到外面的世界。”李会能说。
据粗略统计，三元里村“80后”、“90后”人数有多人，有的在国企、私企工作，有的自己做生意、读书等。在村内工作的有三十多人，主要工作是在村社所属物业从事管理工作，也有少数新生代村民守屋收租，也有部分成为社委班子成员。
成长与市民无异
对于城中村第三代的未来，番禺区石楼镇石楼村村民陈秋明认为一点都没必要紧张，35岁的他其实也是一名“三世祖”，但他一再向记者表示，其实城中村的第三代已经没任何村的概念了，这一代人除了还有一点分红之外，所有的成长历程与城里的其他孩子无异。
陈秋明说，“80后”这一批已经进入婚育年龄，父母辈基本都有宅基地，建有房子，现在基本都是开始进入退休状态，种种花、抱抱孙。他们给儿女准备了房屋和车子，加上“80后”为人父母已经多时，已成为家庭主力。因此，这些城中村“80后”需要拼搏。
而“90后”这一批人，陈秋明说，虽然他们生长在城中村，但他们所见所闻与城市的孩子无异，生活的条件方面，因为没有买房的压力，生活条件会比城里的孩子还好。同时，又因为父辈农村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们大多比较内敛，同时又有独特个性，有追求新事物的冲劲。
“除可以享受一点分红之外，与城市孩子无异。”陈秋明这样总结城中村新生代。
耕屋
广州城中村老一代人本来以“耕田”为生，后来经历从村到城的转变，许多村民将家里房屋出租，并靠租金度日，相当一部分人衣食无忧。整体生活方式由“耕田”变成“耕屋”。
■记者手记
他们不该
被标签化
一提起城中村的年青一代，人们往往想起的是“三世祖”这样的称呼：家里有几套房，平时可以收租，遇到拆迁改造还能获得丰厚补偿，从小吃喝不愁，长大后也不用为生存拼搏，相比一般人有了一个比较高的起点，对于读书应该不会太在乎，对于工作也不会太上心……
这段时间走进城中村里，和这些年轻人聊过之后才发现，他们并不是属于另外一个世界的人，和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太大差别。
譬如猎德村的阿威，应属大多数人羡慕的对象。因为很多人人生的奋斗目标也不过是在猎德有一套房，这些东西，阿威早就拥有了，但他依然在追求自己的梦想。因为他认为，房子从来都不是一切，它只能解决“后顾之忧”，却不能作为生活的全部。
还有一类人，生在城中村，长大后却成为城中村的逃离者。虽然家里仍然依靠收租来维持生活，但城中村给他们的印象却是“脏乱差”。他们的心态就像那些暂时居住于城中村的外来务工者，城中村于他们只是临时的借宿地，等到在城市中立稳脚跟之后，最终都会抛弃这片地方。
车陂村郝小姐则不同，她小时候搬离城中村，长大后却又回到城中村工作，开始用不同的眼光审视自己曾经居住过的村子。郝小姐发现，城中村并不是像人们所以为的“是只剩下脏乱差的底层人士聚居地”。她觉得，这里乱中有序，握手楼里充满人情味。城中村作为一种城市生态，自有其文化和运作逻辑，所以她愿意用手中的相机来记录城中村的日和夜。
阿威和郝小姐，只是无数城中村“三世祖”的代表，他们都有自己的生活和追求。城中村纵然给了他们一个好的起点，但起点不等于未来，房子也不等于生活中的一切。他们不会像自己的爷爷辈那样安于土地上的劳作，为一年的稻米收成而欢欣鼓舞，也不会像自己的父辈坚守在出租屋里，除了收租之外不再经营别的东西，他们成长于城市化的剧变之中，一般都受过高等教育，因此也就有了相对于父辈而言的多元化选择。
城中村里，有开着跑车到处溜达的“三世祖”，也有阿威这样把房子看淡的创业者，更有郝小姐这样愿意给城中村留下一份共同记忆的人……世界本来就是多元化的，城中村“三世祖”为什么就只能有一副面孔呢？他们的人生是丰富多彩的，他们不应该被标签化。
（何瑞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