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曌
谈论以赛亚·伯林先要谈他的故事。伯林这个一辈子爱讲故事的人最终成了故事里的人。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伯林在华盛顿为英国驻美大使馆工作，有一天，他突然被急召回伦敦。事发突然，唯一能够送他回国的飞机是一家破旧的军机，机舱里面不能加压，在高空里必须戴上氧气面具。为了安全，飞机在黑夜中起飞，当然也不允许亮灯，不过巨大的噪音叫人没有睡意。即使在那个年代，这也算得上是一段艰苦的旅途。“那时候人就只能干一件人生中最糟糕的事情”，伯林常常这样为这个故事结尾，“你得思考。”
二战结束不久，他搭乘法航的班机在伦敦刚刚着陆，一侧的机翼就开始着火。人们尖叫着奔向逃生出口，伯林却开始了思考：
机舱在一片尖叫中变得空空荡荡。我当时就想着两件事情：一、我很喜欢自己新的这件A&F的外套，一定不能丢了；二、对了，我为爸妈买了一套特别精致的无线电，这是给他们的礼物。所以我行动自若，像个对自己生命无动于衷的旁观者一样。不过很快我就发现自己面对着一团燃烧着的废墟，像吉本面对逝去的罗马一样。一个大喇叭打断了我的沉思：不要慌张，快速撤离。这时我才发现，所有人都已经躲的远远的了，除了那个把自个儿不当回事儿的我。
听伯林说自己的故事是很奇怪的经验：你很难从这些故事里获得对伯林的什么“个人印象”。即使说着自己的故事，伯林也表现的像是个第三者。比起自己，他好像更喜欢说别人和别的东西。蒂莫西·加顿·艾什 (Timothy Garton. Ash)，牛津大学的欧洲研究教授，在回忆他作为一个青年学生和伯林的谈话中，这样评论道：“与他谈话就像走进了一个沙龙，在那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正在与孟德斯鸠、约翰·洛克、孔子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谈话，所有人同时在说话。他是一个人的沙龙。”在这个沙龙里，伯林自己倒是隐身的了。
如果伯林的故事无助于我们真正了解伯林其人的话，那么也许他的作品是反映他性情的镜子。不过如果我们只浏览伯林著述的所有主题，你很难知道他的立场、判断和信仰：启蒙运动对反启蒙运动；浪漫主义对理性主义；单一成因对多元；积极自由对消极自由；刺猬对狐狸。在人类浩瀚的知识谱系和道德星空面前，伯林之前的学人似乎都想做引路人，有循循善诱者如伯特兰·罗素，也有孤高独立者如维特根斯坦，他们告诉你方向，带你从黑暗和迷茫中走出来，通往光明、幸福或是真理。但是伯林拒绝引路，他好像不断的画着地图，在那张地图上，看得见边界、街道、楼阁、里程碑，却没有起点，目标，方向和终点。
因此，约书亚·彻尼斯（Joshua Cherniss）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棘手的题目。在他由自己的博士论文整理而成，去年出版的专著《一颗心灵和他的时代：以赛亚·伯林政治思想的发展》(A Mind and Its Time: The Development of Isa-iah Berlin’s Political Thought)中，这位年轻的历史学人试图为我们重构伯林的性情，思想和他所处的时代。
这真是艰巨的任务。在书的开篇彻尼斯就开宗明义的指出，这本书是“一次写作知识分子传记的尝试(exercise)”, 其目的是“把伯林置于这些关于政治、历史、哲学和文化的对话里”，不过也要“表达伯林声音的独特性”。那么，他做的如何呢？
彻尼斯对伯林的政治哲学做了精当的评价，他说伯林的作品是“源自于，同时也包孕了，对抗终极目的的感性。”对于伯林而言，人文主义意味着对于个人价值的再度确认，这种个人的价值是高于一个集体价值之上的，无论这个集体价值打着国家、民族、教堂、阶级、或是意识形态的旗号。伯林最著名的演讲虽然是推崇消极自由，而否定积极自由的，但是对于伯林本人而言，在消极自由得到保证的情况下，也应当鼓励积极自由的，自我实现的部分；只是因为当时最大的政治危险，是以推行积极自由为名，消灭人的各项权利，进而否定消极自由，因此伯林才更多强调自由的防御性的一面。自由也自有其价值，并非只是通往幸福和真理的途径。在一个经典的自由主义遭到重大挑战，建立在经典自由主义立场上的政治实体纷纷遭遇打击的20世纪，同时在一个自由主义的“斗争目标”业已实现，谈论自由让人厌烦的西欧社会，伯林对于自由主义和人文价值的信念显得罕有而珍贵。
彻尼斯对于伯林思想的形成也有富有创见的看法，他认为，伯林的政治哲学虽然看上去是在经典的英国经验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延伸，但是其实受到俄国的自由主义影响很深。俄罗斯的自由主义者，如赫尔岑、屠格涅夫，对于权威、压迫和革命有切身的体会，因此他们的立场，更加强调对于集权和极端的反抗，对于压迫下的文化命运的省思，而不仅仅是强调个人的独立、尊严和隐私。伯林和他同时代的自由主义者的不同点在于，他好像不怎么关心公正这一概念的价值，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如何保持公正，相反，他更关心个人如何对抗邪恶。对于有些学者而言，公正的实现有时需要精密的社会工程学，这是伯林不感兴趣，甚至是反感的方面，任何形式的机械管理都不为伯林所容。换言之，当其他学者关心如何把自己的小世界变得更好的时候，伯林总是忧虑有些东西会把这个世界带向深渊。
伯林是知识界中的明白人。他很早就意识到，二流的头脑在思考一流的问题时得到的东西，往往比纠缠于琐碎和细节的一流头脑能告诉你的要多得多。一个一流哲学家的人生，应该始终与那个世界里最重要、最紧迫的问题相关联。“问题意识”真是一种可笑的发明，不落俗套的答案也许需要仔细的阐述和辩护，好的问题则往往是一望即知的。蠢人的最大标志也并非是不知道标准答案，而是问的问题太蠢。我们现在站在一个时间的距离上观望20世纪，可以很明白地知道那时人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并非自由主义的社会工程实现的不够好，而是自由的敌人在全世界肆虐。
伯林的同伴们无法媲美他的宽度：从俄国的圣彼得堡到爱尔兰的都柏林，整个欧洲都是伯林的精神家园；他也谙熟希腊和罗马的传统，并敢于在各种语言，各种思想谱系，和各类思想家人格间做出勾连和总结。时代精神，本来就是一曲嘈杂的大合唱，硬要总结唯一的和谐的主旋律是一种妄想；伯林对于那些最尖锐、但是也许并不合拍的声音特别敏感：别林斯基、Moses Hess这些声音拓宽了我们的视域，也允许我们在对比和反差中前进。也许，在思想领域，宽度和深度本来就是同一件事情的不同表达。
彻尼斯给我们写了一本好书，看到书中的某些章节，就像看伯林自己在和同辈和上辈的思想家们争辩。伯林自身对于自由的定义、对于人文主义内核的阐发、还有其在冷战中备受关注的政治哲学理念，都在这些辩论中变得更加明确。不过，相比伯林本人的思想的独特性，历史更有可能记住的，是伯林那一代人。这里面有C.I. Lewis, J.L Austin, A.J. Ayer和诺埃尔·安南这样听起来陌生的名字，也有罗素、纳博科夫这样家喻户晓的名字。
这真让人感慨：伯林那一代的阳光，连同整个20世纪的阴霾，对我们都显得那么遥不可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刚刚过去的那个世纪只存在于历史题材的电影和个别主题式的纪念馆里。两次世界大战、铁幕、自由主义、费边社和共产主义，好像也只能充当历史考试里名词解释的题目，连用作标签都觉得土气。要明白那个时代人们头顶的乌云和一代知识人思想的光亮，也许我们还得讲一个故事：
1952年，苏联历史学家科斯敏斯基获准访问英国，他是少数的能在斯大林在世时有机会访问西方的苏联学者。他上次来到英国还是30年前，那时候他以对“中世纪英国庄园史”的研究著称。他在霍布斯鲍姆的陪同下去往大英博物馆，因为科斯敏斯基希望再看看那里巨大的原型阅览室。到了博物馆，霍布斯鲍姆询问馆员如何申请短期阅览证，因为科斯敏斯基已经那么久没有来过这里了。“哦，您来过这里”，那里的女馆员对科斯敏斯基说道，“恩，没有问题。我们找到了您的名字了。对了，您还住在托林顿广场吗？”这真叫人感动，这位想来年纪不轻，也许经历过大萧条、伦敦空袭、战后萧条的女图书馆员，在那一刻，似乎忽略了时间也忽略了东西方的铁壁，在不经意间展现了学术的超越和永恒。他们那一代，何其有幸！
伯林代表了他们那一代，而他们那一代，用海明威的话说，则代表了人类知识传统中“最好的，最优雅的，和最勇敢的”（the very good, the very gentle, and the very brave）的一面。我们今天依然需要最好的知识分子、最优雅的知识分子，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勇敢的知识分子。这种勇气不仅仅是面对压迫和权威时需要拿出来的，也是在面对大众，面对市场，面对自我耽溺时最重要的品质。他们那一代不断提醒着我们：这世上仍有许多角落有待我们发现和查明，这世上仍有许多邪恶有待我们谴责和打击，这世界本来就不会自动变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