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何吉贤、张翔、周展安研究发现，近30年来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中，存在一种可称为“重述20世纪中国”的文学潮流。他们认为，这一潮流不仅大量体现于当代中国主要作家的创作中，也深刻地内在于当代中国思想、文化和社会的争论和分歧中。对这一文学潮流的研究，不仅对当代文学史具有重要意义，对我们理解把握近30年来的思潮与文化，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当然，他们的“发现”，是否站得住，还需要经受学界的质询和时间的考验。本版将陆续刊发他们的研究成果，欢迎关心当代文学、文化和思想发展的专家、读者，尤其是持有不同见解者，来信来论，编辑邮箱：liem@21cbh.com。

　　何吉贤 张翔 周展安

　　近30年的“重述20世纪中国”潮流

　　张翔：最近，根据路遥《平凡的世界》改编的电视剧热播，引起了很多讨论，一些似乎已成陈迹的历史要素重新呈现，并焕发出新的意义。路遥与几位国家领导人的知青经历也频繁地为社会舆论所提及。可以看到，不同的知青群体对这段历史和生活有不同的认识，而这些认识会深刻影响他们的人生道路。如何重新认识包括知青历史在内的整个20世纪的历史，如何面对告别“20世纪”之后的另一时代，这些问题随着文学的重新活跃浮现出来。

　　当代文学如何叙述上一个世纪的历史，如何叙述作家们所影响和参与创造的当下时代，是一个需要以批判的眼光重新审视的问题。近30年间，当代众多重要小说家陆续通过长篇小说（或者系列长篇小说）叙述“20世纪中国”的历史。他们在改革开放开始的背景下，意识到从整体上把握和叙述“20世纪中国”的时机已经来临，于是“20世纪中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叙述对象在当代长篇创作中陆续浮现。这些重新叙述“20世纪中国”的努力，已经衍化成一种可以称之为“重述20世纪中国”的文学潮流。

　　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著名小说家多有此类创作，例如张炜、韩少功、莫言、贾平凹、王安忆、李锐、刘震云、阎连科等，其中部分作家还不止一部这类作品，似乎“重述20世纪中国”已经成为这一代作家考验自己的文学能力的一种“隐秘测量”。以茅盾文学奖为例，从第三届（1988）以来，30部获奖作品中有11部可算作此类创作，占了三分之一强。由于卷入“重述20世纪中国”的重要作家多，重要作品多，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重述20世纪中国”堪称近30年来最为重要的文学现象或者文学潮流之一。

　　作家们对于“重述”基本是有自觉意识的。例如，贾平凹在最近出版的《老生》的“后记”中说，“在灰腾腾的烟雾里，记忆我所知道的百多十年，时代风云激荡，社会几经转型，战争，动乱，灾荒，革命，运动，改革，……不愿想不愿讲的，到我年龄花甲了，却怎能不想不讲啊？！”

　　“重述20世纪中国”潮流的状况反映了这些年的社会意识状况。如何评价、理解和叙述“20世纪”中的“中国革命”，是不同角度、不同立场的创作者们共同关注的对象，也是社会意见分歧的焦点。另外，近年来，“20世纪”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范畴。例如，巴丢的《世纪》、杰奥瓦尼·阿瑞基的《漫长的20世纪》、霍布斯鲍姆的《极端的年代（1914-1991）》对于“20世纪”有颇不相同的论述。汪晖近十年的研究，强调了中国的“短20世纪”作为“革命的世纪”的创新意义和启示。我们对“重述20世纪中国”潮流内部的多元构成进行批判性梳理和分析，既是深入认识近30年社会状况与思想状况的契机，也是重新认识20世纪中国的契机。

　　何吉贤：近30年来，通过长篇小说重述“20世纪中国”，确实是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相比于创作界一定意义上的“自觉”，批评界的工作还远远不够。在文化、思想领域，在对于“20世纪中国”历史阐释权的争夺日益激烈的今天，重述“20世纪中国”的文学潮流深刻地内在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核心，因此，作为文学潮流的重述“20世纪中国”文学实践，勾连着对不同历史价值的追索和确认。

　　即使放在世界文学的范围内，当代中国文学中这种对“重述历史”的热衷也极为少见。文学史上的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等也曾诉诸某种长时段的历史，但当下中国的这波重述“20世纪中国”的浪潮并不是一种单纯小说艺术意义上的文学运动，即它针对的主要不是小说叙事形式、语言、艺术风格的变革，而是历史观和历史价值的重塑。我们可以说，莫言狂放不羁的语言风格，丰富奇特的想象，在他创作早期“爆炸期”即1985年左右即已形成，他以重述“20世纪中国”为目的的一系列作品（如《丰乳肥臀》、《生死疲劳》、《蛙》等），语言和艺术风格的变化并不明显；贾平凹的野狐禅式的叙述，琐碎、细致的语言，在他早期的“商州系列”以及1990年代初的《废都》中即已成型，之后的创作在艺术上往往是自我重复；余华冷静、准确、极致的语言和叙述风格在其“现代派”实验时期也已成型，相比前期，处理20世纪后半期长时段历史变化的《兄弟》只是在风格上更狂欢，语言的精准上甚至有所松懈。也是从这样的角度，我们可以说，这一文学上的重述“20世纪中国”的潮流，与其说是一个内在于文学内部潮流，不如说是一个内在于当下文化和思想变动并作为当代思想文化变化重要表现的潮流。要对其作出评判和批评，不仅需要扎实的个案研究，而且需要超越于纯文学的视野。

　　“重述20世纪中国”潮流的多元构成

　　周展安：在上述潮流中，我想更值得重视的不是那些意在颠覆或者解构的书写方式，如此这般的书写方式所遵循的是“你那样写，于是我偏这样写”的逻辑，严格说，并没有自己的史观。涌动在眼花缭乱的20世纪重述的底部其实还是同时代的主流史观，大多数作家有意无意地还是遵循了自己同时代的主流叙事逻辑。在我看来，更值得重视的是张承志、王安忆、韩少功等作家，特别是张承志。在整体上，他们尊重以往的史观，并试图沉入20世纪中国的内部，去总结20世纪中国的经验，检讨以往史观的局限性。我们需要对这一潮流中的作品做一定的分类，有所侧重地加以研究。

　　张翔：从整体上看，这种重述确实是多元的，我倾向于区分为三类。数量最多的一类是作为解构者或颠覆者出现的，它们与作家们在成长时期熟知的叙事之间或多或少存在一种文化对峙。例如，《古船》、《白鹿原》、《生死疲劳》、《老生》等等。另一类则比较强调文化调和，试图呈现不同方面、不同时代的综合。例如，霍达的《穆斯林葬礼》凸显了文化追求、经济利益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冲突与综合，以及不同民族之间的融汇。还有一类比较强调发掘20世纪历程中那些有活力、有价值的要素。张承志目前没有这类长篇，但从其作品来看，这种意识的确最为突出，韩少功则比较复杂一点。

　　“革命世纪”及其叙述

　　何吉贤：上面已经提到，这一文学潮流是与中国的“短20世纪”的终结相伴随的，与世界范围内的“冷战”终结、“历史终结论”流行一时关系密切。

　　在当前的思想光谱下，重述“20世纪中国”会遇到两大问题：怎样理解20世纪进程中的连续和断裂的问题；怎样表述文化在20世纪中的展开形式及作用问题。

　　中国的20世纪在两千多年的文明史中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时期，断裂的程度是任何一个历史时代所不具备的。“20世纪中国”不是能在一般的历史演进中推演出来的产物，恰恰相反，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反历史”的。创造新世界、跟过去决裂的强烈愿望最后产生出一种政治的动力和合力，推动一个断裂接着一个断裂的出现，也就是革命事件的持续发生。离开对断裂和革命性创新的理解，很难叙述“20世纪中国”的历史。

　　无论基于启蒙视野、革命视野还是现代化视野，我们都不会否认“20世纪中国”是一个现代文化创制和普及的过程，它是塑造现代民族国家、型构现代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的前提。伴随这个过程的是传统士绅阶层的解体，而一波接一波的社会和政治革命更是打破了社会阶级的分化，创造了一个社会相对平等的现代化前提。在这个现代文化的创制过程中，伴随着一个让更大多数的人接受教育和享受文化成果的平等主义的努力。而如今，这一过程和前提在历史叙述中往往被忽视。当人们叙述“20世纪中国”文化的时候，描述的重点是想象中的“民国范”的现代精英或传统乡绅精英，而底层民众及其形象却日益粗鄙化。这一倾向在叙述20世纪上半叶战争时期时尤其明显。

　　周展安：的确如此。但作为研究者，除了重新激活“革命世纪”的意义，我们也要直面“革命世纪”内部包含的难题。

　　“重述20世纪中国”的文学潮流包含着对于过去的主流文学叙事的不满，我想这种不满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有道理的。因为绝大部分革命历史小说在推重和肯定革命之必要性与合理性的同时，并没有对革命面临的难题有充分的认识，特别突出的是那种对“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的赞美与铺陈，过度地传递了“胜利者意识”。

　　如上面所说，20世纪中国革命是前所未有的。其表现之一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或者变革的基本模式是，革命或者变革的主体已经在那里了，然后再推进革命或者变革实践。无论是提出“中体西用”的洋务派还是梁启超所中意的“中等社会”，都是先在地占有了各种社会资源而成为变革的主体。而社会主义革命是以创造新生事物为目标的，而说到底，人民才是最大的新生事物。这是在几乎不可能的地基上的革命，必然面对数不清的难题。但是，建国以后的很多革命历史小说对这些难题并没有充分的认识，多数作家是站在“革命已经胜利了”这一认识上来写作的。因此，不可避免在作品中传递出一种模式化和形而上学化的“胜利者意识”，不能正视现实本身。如上所说，1980年代以降的“重述20世纪中国”潮流体现了一种“历史终结”的意识，但其实过去的革命历史小说也有一种“历史终结”的意识，这是内容完全不同的“终结”，但都包含了对现实难题的无视。今天我们研究“重述20世纪中国”的文学潮流，首先自然要分析这股潮流对于“20世纪中国”特别是“中国革命”的描述，但同时也应该分析他们对于当代的现实问题是不是有正视的勇气和阐释的能力。（编辑 李二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