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灵敏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逝世，各国领导人发出唁电称赞他的功业，所引发的反响，远远超过了新加坡的人口和疆域所应有的影响力。李光耀的重要性，一方面来源于他对民主、治理、全球化等世界事务的洞察力，直言不讳的表达方式，这虽然有时让人不舒服，但人们不得不承认他的真知灼见；另一方面来源于在他治理下新加坡所取得的成就。一个在1959年人均GDP只有不到400美元的弹丸小国，没有任何资源，连淡水都要进口，是一个“没有明天的国家”，却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从第三世界跨越到第一世界，到2014年人均GDP达到近5.5万美元，增长了100多倍，位列世界第8位。应该说，这是一个绝无仅有的奇迹。

　　 笔者并不同意因为新加坡很小，所以其成功就没有意义的说法。事实上，小国的成功并不是必然的，这个世界上混乱不堪的小国比比皆是。过去50年，新加坡经济经历了5次转型，每一次转型都是转向附加值更高的产业，从而使经济跨上一个新的台阶，形成新的飞跃，而这一切，离不开新加坡政府的全盘擎画。新加坡的成功，表面上看是其经济转型升级战略的成功，根本上则是新加坡法治和精英治国理念的成功。

　　 新加坡独立之初，李光耀认为：“反正新加坡也没有天然资源可供跨国公司‘剥削’，有的只是勤劳的人民、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决心做到诚实称职的政府。我们的责任是为新加坡200万人提供生计。如果跨国公司能让我们的工人获得有报酬的工作，并教授他们技能、工程技术和管理的技巧，我们就应该把它们争取过来。” 由于工业基础落后，当时的招商引资根本没有什么太多的选择，几乎是有什么就招什么，能招到什么就招什么。同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沿海城市一样，吸引劳动密集型企业成为当时新加坡的选择。为了游说美国企业进驻裕廊工业园，李光耀曾亲自访美向美国商人讲述新加坡从小渔村开始的奋斗史。

　　 从1970年代末开始，新加坡政府推动制造业转型，并开始淘汰传统的低端产业，把它们转移到亚洲邻国，而在本土集中发展技术密集型和高附加值的产业，使新加坡进入了所谓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了新一轮向电子、化学、机械以及运输设备制造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型。

　　 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新加坡政府又开始着力打造全球财富管理中心。但在亚洲，与伦敦时差8小时左右并且具有成为重要国际金融中心基础条件的地区不在少数。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政府在学习借鉴瑞士金融机构为客户严格保密等做法的同时，努力打造优良的健康医疗和子女教育环境等配套性设施，以此吸引更多的全球高净值人士。最终，罗杰斯这样的美国投资巨头选择居住在新加坡，而因为税制的简便，连Facebook联合创始人萨维林也在2012年移民新加坡。

　　 很多人认为富裕的新加坡基本上是靠银行和购物中心支持经济，事实恰恰相反。新加坡制造业和工业约占该国GDP的30%，新加坡有在代工业仅次于富士康的伟创力，有世界第三大石化基地，有世界第二大的海洋工程设备制造业。尽管跨国公司创造了新加坡40%的GDP，但其他60%的GDP大多是由中小型企业构成。从制造业到服务业，再从民营小企业到跨国大公司，新加坡经济多元化有助于该国在全球经济萧条中得以分散风险。

　　 在李光耀1990年卸任时，新加坡的人均GDP是12700美元，其后分别在1994、2006、2010、2011年突破了2万、3万、4万和5万美元，间隔越来越短。这说明新加坡近年来的经济转型是很成功的，已经牢牢地在一些高附加值的产业站稳了脚跟。

　　 新加坡经济的成功，离不开强势的行政主导。对此李光耀就曾做过解释：新加坡是一个国土狭小、资源贫乏的小国，不能出现多党政治，政府必须廉洁高效，否则将难以在全球化的竞争时代生存。不过，新加坡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式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比如在产业结构进行调整的时候，它一般会出台一系列税收、补贴政策，而不会以指令性规定直接干预。在新加坡经济起步初期，企业需要快速建设厂房，需要税率优惠等等，新加坡政府就会在这些方面及时给予企业提供帮助；企业在迅速发展后需要高素质人才，政府就及时推出各种教育计划；要发展高科技，新加坡政府就先投入资金建造研发机构和设施，吸引相关人才，营造科研氛围，进而吸引私企注资。

　　 另外，新加坡政府最着力的是打造经济发展的软环境：廉洁高效的政府和公务员，以及人人平等的法律体系。新加坡实行精英治国，最好的人才都被吸纳到政府里被授以高薪，同时对公务员操守的要求近乎偏执，政府的廉洁高效举世闻名；李光耀在剑桥大学接受了法律教育，又做过律师，因此虽然强势，但施政仍是在法律的框架内行事。在新加坡，什么是政府该做的，什么是企业和社会该做的，一切都清清楚楚。应该说，这些是新加坡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跻身发达国家的根本原因。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